在法治題材劇《以法之名》中，東平市檢察院檢察長李人駿，親眼目睹王彧被熊磊殘忍槍殺的血腥一幕，隨后被帶回專案組接受訊問。

鄭雅萍質疑李人駿是黑社會保護傘，勸他說出實情，希望他能在法律面前坦誠相待。

李人駿說道：“政法干警要做的就是誠實坦白，可這太難了，有幾個人又能做到真正的誠實和坦白呢？”話語中透露出深深的無奈與悲哀。

李人駿后悔上次專案組詢問時沒有說出實情，如果當時他能坦白掌握的情況，或許王彧就能躲過殺身之禍。

從對檢察長的病態執念，到對同窗喬振興之死的無動于衷；從對妻子柳韻違法違紀行為的縱容態度，到眼睜睜看著證人王彧被殺卻無能為力，李人駿無疑是塑造得最具矛盾性與復雜性的角色。

他既非純粹的反派，也稱不上公平正義的守護者，而是司法體制與人性弱點碰撞下的悲劇產物。

01、權力欲望迷失了初心

身為東平市檢察院代檢察長的李人駿，頭頂的“代理”二字始終高懸，對“代理轉正”的病態執念，催生出一種近乎扭曲的權力焦慮，逐漸吞噬了他作為法律人最初的那份對公平正義的執著與初心。

“萬海涉黑案”的辦理過程中，面對辯護律師張文菁當庭喊冤、關鍵證據鏈斷裂、證人證詞反復等重大疑點，李人駿選擇視而不見。

當正直且富有責任心的喬振興提醒案件存在漏洞時，他將其當作“耳旁風”，只是淡淡地敷衍了幾句；

當謝鴻飛暗中搞小動作，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對謝鴻飛的行為采取了默許的態度。

兩年的辦案過程中，他明知“萬海涉黑案”存在諸多疑點，卻固執地追求快速結案，只因“兩年的心血不能白費”，摘掉“代理”的帽子才是目的，其他的一切都可以被忽視，活脫脫一個被官職蒙蔽雙眼的精致利己主義者。

更令人心寒的是，當喬振興這位同窗兼同事離奇死亡并留下自認“保護傘”的視頻后，李人駿本應懷著悲痛的心情去調查好友死亡的真相，反思案件中可能存在的問題。

然而，他沒有表現出絲毫的悲痛與反思，反而將喬振興的“自殺”視為推進案件定性的“契機”，迅速將“萬海涉黑案”辦成“鐵案”。

這種冷血與功利的行為，暴露了他被權力異化、迷失初心的人性本質。

沒有“萬海涉黑案”的“成功”起訴，他永遠無法獲得蘭景茗等實權人物的認可，這種權力攀附心態，使他在司法公正與個人前途的天平上，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后者。

02、“一三一槍擊案”的功利

十三年前的“一三一槍擊案”，表面上是普通刑案，實則是揭開保護傘網絡的鑰匙，也是檢驗李人駿職業底色的關鍵事件。

案件中關鍵證人楊正指證主犯為高個子（王大有），矮個子（孫一虎）負責放風，卻被辦案人員孫飛惡意篡改。

作為主辦檢察官之一的李人駿，本應秉持著嚴謹、公正的態度對案件進行審查，卻輕信被篡改后的證詞，不顧喬振興的堅決反對，在沒有充分證據支撐的情況下，就將癌癥晚期患者孫一虎定為“主犯”匆匆起訴。

而真正的主犯王大有，卻因為李人駿的失職，僅僅入獄一年就借口“肝癌”而逍遙法外，出獄后化名熊磊轉型為“企業家”。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當年篡改證據的孫飛，正是蘭景茗權力集團的重要棋子，當下開發區分局的副局長，也是“萬海涉黑案”的經辦人。

當洪亮沿著喬振興的調查路徑，重啟調查并發現證言被篡改時，李人駿沒有為自己的失職行為而自責，更別說對受害者的愧疚，而是對個人前途的擔憂。

李人駿在“一三一槍擊案”中的失職，不僅造成重大冤案，更使自己成為了保護傘網絡的間接搭建者，為黑惡勢力提供了生存的空間。

“一三一槍擊案”如同一面照妖鏡，映照出李人駿的本質缺陷。他將司法程序視為仕途工具，而非守護正義的屏障。

當案件辦理符合個人利益時，他便追求“效率”；當案件可能危及前途時，他便選擇“回避”。這種功利主義的司法觀，最終導致他在“萬海涉黑案”中重蹈覆轍，陷入更深的漩渦。

03、縱容柳韻違法違紀

李人駿的妻子柳韻，開發區管委會負責招商的副主任，又是東平市政法委書記蘭景茗的外甥女，可謂是天之驕女。

然而，面對柳韻一系列明顯有違正常工作交往、涉嫌違法違紀的行為，李人駿聽之任之，毫無作為。

在精心策劃的生日宴兼升官宴上，“天龍集團”陳勝龍攜蛋糕現身時，李人駿的錯愕與蘭景茗的鐵青臉色形成戲劇性對照。

這場“驚喜”實則是柳韻為丈夫李人駿搭建的政商勾結平臺，暗示柳韻與陳勝龍之間的暗箱操作，李人駿甘愿做柳韻的“工具人”，一笑而過。

當天龍集團以“尾宅優惠價”向柳韻出售豪宅時，李人駿表現出罕見的警覺，堅持要求退房，直指這是“圈套”。耐人尋味的是，當柳韻斷然拒絕后，他選擇了妥協。

這種妥協暴露出他的內心矛盾，既恐懼自己成為利益輸送的棋子，又無法割舍妻子帶來的權力紅利。

而當真相揭露，柳韻早已參與“萬川礦業”的幕后交易，成了陳勝龍的“保護傘”時，李人駿遭遇的不僅是職務崩塌，更是情感的塌陷。

李人駿對妻子柳韻行為的縱容，不僅將柳韻推入深淵，也使自己淪為司法系統的“保護傘”嫌疑人。

04、王彧之死的震撼與遲來的悔悟

作為舉報萬海的關鍵證人，王彧的生死直接關系“萬海涉黑案”能否翻案。而王彧在物資集散中心被熊磊殘忍槍殺的場面，成了李人駿精神世界的轉折點。

當王彧穿著員工服潛逃至物資集散中心，發現自己被熊磊等一幫黑社會分子圍堵，當即打電話請求李人駿帶其向專案組自首，揭露禹天成與江遠之間不可告人的利益勾結。

等到李人駿趕到時，熊磊的子彈搶先一步，當著李人駿的面槍殺王彧。

這一瞬間，李人駿親眼目睹了“黑社會”的嗜血本質和赤裸裸的暴力手段，為滅口竟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殺人，完全無視法律的威嚴和社會的秩序。

更讓李人駿陷入絕望的是，所有證據都指向他是王彧的保護傘，甚至是這起命案的幕后兇手，他發現自己早已被設計成“替罪羊”。

如果當初在專案組首次約談時就坦白實情，王彧或許不必死；

如果他能夠堅持讓柳韻退房，就不會被陳勝龍抓住把柄；

如果他早對“萬海涉黑案”疑點一查到底，就不會淪為他人手中的棋子。

“是我害死了王彧”的懺悔，是他遲來的良知覺醒。

王彧的血成為洗亮他眼睛的殘酷溶劑，看清了自己在權力的誘惑下，是如何一步步地滑向罪惡的深淵。

值得玩味的是，李人駿的“覺醒”恰恰發生在他去掉“代理”、正式當上檢察長之后。

在此之前，他被權力的光環蒙蔽了雙眼，忽略了正義的呼聲和法律的尊嚴。

而當他終于登上夢寐以求的檢察長之位時，卻發現自己已經深陷泥潭，無法自拔。

結束語

李人駿這個角色構成了一面鏡子，映照出每個法律從業者都可能面臨的選擇：當個人前途與司法公正沖突時，當系統腐敗與職業理想矛盾時，我們是否比李人駿更有勇氣“做到真正的誠實和坦白”？

以法之名的沉重，不僅在于懲治罪犯的雷霆手段，更在于司法者面對權力誘惑時的定力；公平正義的實現，不僅需要喬振興這樣的理想主義者沖鋒陷陣，更需要每個法律人在日常案件中堅守底線，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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