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中,高育良曾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可以說是浩浩蕩蕩,每個人都身處洪流之中。其間,有許多人憑著自身的努力,或者說幸運,站在了潮頭之上。這潮頭之上是風光無限、誘惑無限也風險無限,就看你如何把握了。”在安徽蕪湖有個“傻子瓜子”,它的創始人年廣久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一朝而起,成為了改革開放初期的代表。
一:“1976年我就賺了100萬”
“我1976年的時候就賺了100萬,那時的100萬能抵得上現在的一個億啊!”
這是被媒體譽為“中國第一商販”的年廣久在面對記者的一次采訪中所講的話,談起年廣久可能很多的年輕朋友都沒有印象,但要說起改革開放初期和傻子瓜子的故事,那就很值得說道說道。
“走千走萬,不如淮河兩岸”,淮河沿岸的懷遠縣素以石榴聞名江淮大地,1937年年廣久就出生于此,但是淮河狂躁起來也讓兩岸的居民流離失所。年廣久一家就因為淮河水災離開了家鄉,來到了長江之濱的蕪湖。
逃難來到蕪湖的年廣久一家,既沒有土地,也沒有正經工作,為了維持生計,年廣久的父親就擺起了小攤,靠著販魚勉強維持著一家五口人的生計。困苦的生活和父親的影響,也讓目不識丁的年廣久早早在街頭巷尾學會了吆喝買賣的把式。
新中國成立之后,年廣久依然從事小商小販的生意,可隨之而來的各種事件,讓年廣久的事業受到了巨大影響。建國之后,我國建立了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模式,很多物資被納入了統購統銷的范疇。在1963年,子承父業的年廣久就因為販魚被打上了“投機倒把”的帽子,進了監獄蹲了9個月,出獄后的年廣久為了謀生,開始買起了瓜子。
和現在不同,我們平時可以輕而易舉購得的瓜子,在當時是統購統銷計劃內的物資,個人經營是不被允許的,可以說年廣久在當時販賣瓜子是冒著很大的風險。1966年特殊時期開始之后,年廣久也由于“投機倒把”的行為,成為蕪湖市運動批判的對象,又被丟進監獄關了20來天。雖然在運動中屢遭波及,但是年廣久的決心并沒有被磨滅,仍然偷偷摸摸的做著瓜子生意。
晚上七八點鐘,年廣久開始炒制瓜子,一次炒個幾百斤,一直干到凌晨五點來鐘才能稍微睡一會。七點左右起來,開始把炒制好的瓜子分開包裝,等到中午十二點和下午六點鐘,人們下班之后,再把瓜子偷偷摸摸的拿出去賣掉。由于沒有資質,年廣久只能偷偷摸摸的賣,管理員來了就躲起來,人走了再繼續擺攤,和打游擊戰一樣。
勤奮努力,善于鉆研的年廣久,他的瓜子生意,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時,就從小作坊發展到100多個人的“大工廠”。按他自己所說,他在1976年的時候,就掙了一百萬,而當時一個工人的月收入也不過幾十元。
二:“傻子”其實不傻
年廣久的瓜子質量上乘,價格公道加上熱情的服務態度,讓他的瓜子在蕪湖這個小城市迅速火了起來。由于價格不貴,很多人去他那買瓜子,別人買一包,他就再抓一把送給人家,人家不要他還硬塞過去,久而久之年廣久就有了“傻子”的綽號。但是年廣久對于“傻子”的外號也不惱,有人提議他給瓜子取一個響當當的商品名,他干脆就以“傻子”為名,“傻子瓜子”從此從蕪湖開始,在改革開放初期時代得以享譽全國。
年廣久的生意越做越大,很快就引起了當地的關注。1981年9月4日,那天年廣久正在家中炒著瓜子。突然來了4個人,看到來了人年廣久心里卻有些惴惴不安,因為前不久他才因為“投機倒把”的罪名被關了一段時間,這下怕不是又來找他的茬?結果為首的一個人卻笑瞇瞇的伸出手來和年廣久握手,旁邊人介紹這正是蕪湖市的副市長趙文波。找副市長和他握手的時候也向他提問,副市長問他的生意為什么在群眾當中口碑這么好,副市長的這個問題讓年廣久放下了懸著的心,這下總歸不是來找茬的,于是就老老實實地回答了市長。
在副市長來后的第二天,蕪湖市廣播電視臺的記者陳國勝也注意到了“傻子瓜子”和年廣久,于是前去采訪了年廣久,年廣久給陳國勝的第一印象就是“口若懸河,夸夸其談”。在面對陳國勝的采訪時,年廣久大言不慚的說“要把國營企業瓜子生意打下去”。年廣久的發言和他的膽氣給陳國勝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回來后他寫了篇叫做《貨真價實的“傻子瓜子”》的文章,并發表在了《蕪湖日報》上。這一篇一發表,讓“傻子瓜子”在整個蕪湖市乃至更大的范圍內傳播開了,名氣大振的“傻子瓜子”在產量上和營業額上大幅度增加,一個月后的陳國勝,第二次去年廣久家采訪,年廣久見到陳國勝的第一句話就是:“不同了,現在是鳥槍換炮了”
在年廣久生意越做越大的時候,也在當時的中國引起了巨大的震動和擔憂,有人就說年廣久是:“明目張膽的走資本主義”。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的“雇工8人界限”,成為當時的金科玉律,就是說只要雇工數量達到8人,就有可能被打成“資本主義”。
早在1978年,年廣久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開始偷偷地雇傭幫工,但他的生意越做越紅火,很快幫工數量就躍升到了100人。從1981年到1984年,年廣久的雇工由3人發展到103人,在1984年光納稅就達到了30萬元,成為當時中國雇工數量最多的個體戶。
但是103個雇工的數量遠遠超過了“雇工8人界限”,可能在現在雇工數量并不是什么大事,在現代人眼中說不定覺得雇工數量越多越好。但是在改革開放初期的時候,103個雇工在當時絕對是一個另類,有人把年廣久的情況反映到上面,有人主張限制年廣久的生意等等。
這時候,年廣久自己也有點感到害怕,畢竟經歷過特殊時期的磨礪,年廣久決定主動提出和國有企業聯營,想給自己上一頂“紅帽子”。但是合資開始之后,經營卻面臨重重困境,年廣久的管理相較于國企非常嚴格,有人就說他是“資本家”在“剝削”工人。在現在看來這只不過是經營理念之爭,而在當時這種情況很容易被視為階級斗爭,于是雇工問題被一而再再而三的反映到上級,一直到達了中央。
三:小平同志:傻子不能動
1982年底,時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潤生,給鄧小平遞交了一份報告,報告正是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傻子瓜子”問題。鄧小平在看完報告之后說,對“傻子瓜子”問題要“放一放,看一看”。鄧小平的話讓“傻子瓜子”問題暫時偃旗息鼓了一段時間,但不久又有人借此事件鬧得風風雨雨。
于是后來,鄧小平在一次會議上,又一次表態說:“那個能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會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么?傷害了社會主義嗎?”領導人的直接點名,使年廣久再次渡過難關,中國私營經濟的發展也沒有因為傻子雇工事件中斷。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期的時候,姓“資”還是姓“社”問題,是當時討論的敏感話題,剛剛起步的民營經濟,就再次成為了焦點目標。一些老板對于政策的變化非常擔心,甚至選擇把企業交給集體,化私為公,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內,全國個體戶減少了360萬。中國的民營經濟進入到一段曲折發展時期。
在這個時候,年廣久企業的經營也出了大問題。1987年底,蕪湖市新蕪區檢察院根據舉報,對年廣久經濟問題開始立案偵查。1988年12月,檢察院對年廣久進行收容審查。1989年9月,蕪湖市檢察院以年廣久犯有貪污、挪用公款及流氓罪向市中級法院起訴,指控年貪污4.38萬元。年廣久知道自己這次可能過不了關,他不僅被指控經濟犯罪還有流氓罪。但是案子一拖就是好幾年,因為檢方發現,年廣久不存在貪污問題,但年廣久的生活作風上存在的問題,就成為了檢方定罪的依據,1991年5月,蕪湖市中院一審判決年廣久犯有流氓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
讓年廣久萬萬沒想到的是,鄧小平的一次講話再一次拯救了年廣久。1992年,由于姓“資”還是姓“社”問題爭論不休,鄧小平決定親自去看一看改革搞得到底怎么樣,于是就有了著名的南巡講話。
在南巡中,鄧小平再次提到了傻子的大名。這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說:“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一百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就這么幾句簡單的話,蕪湖市檢察院主動撤訴了,1992年3月13日,年廣久被無罪釋放。鄧小平的話第三次挽救了年廣久。
但可惜的是,年廣久由于自身經營的局限性,和分出去單干的兩個兒子打起了價格戰,他的兩個兒子同樣使用“傻子瓜子”的商標,為了爭奪市場份額相互壓價,結果3家都大受損失,元氣大傷。在民營經濟競爭越發激烈的后來,“傻子瓜子”雖然曾矗立潮頭,但是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也漸漸泯然眾人矣。對于年廣久,蕪湖市原市委書記金庭柏有個評價:“精明的個體戶,蹩腳的企業家”。
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像年廣久這樣的個體商販,可能永遠沒有翻身的機會,時代的浪潮造就了這一批先行之人。在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中,高育良曾說過:“中國的改革開放,可以說是浩浩蕩蕩,每個人都身處洪流之中。其間,有許多人憑著自身的努力,或者說幸運,站在了潮頭之上。這潮頭之上是風光無限、誘惑無限也風險無限,就看你如何把握了。”有人借此機會翻了身成了時代的弄潮兒,但時代的大勢浩浩湯湯,如果不能緊隨時代發展,也終將會被淹沒在時代的浪花里。
參考:
《“中國第一商販”沉浮記》孟紅
《中國第一商販年廣久》林靖夕顏
《1983年廣久》中國報道ChinaReport
《萌芽時的“傻子瓜子”》楊其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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