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中，高育良曾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可以說是浩浩蕩蕩，每個人都身處洪流之中。其間，有許多人憑著自身的努力，或者說幸運，站在了潮頭之上。這潮頭之上是風光無限、誘惑無限也風險無限，就看你如何把握了。”在安徽蕪湖有個“傻子瓜子”，它的創始人年廣久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一朝而起，成為了改革開放初期的代表。

一：“1976年我就賺了100萬”

“我1976年的時候就賺了100萬，那時的100萬能抵得上現在的一個億啊！”

這是被媒體譽為“中國第一商販”的年廣久在面對記者的一次采訪中所講的話，談起年廣久可能很多的年輕朋友都沒有印象，但要說起改革開放初期和傻子瓜子的故事，那就很值得說道說道。

“走千走萬，不如淮河兩岸”，淮河沿岸的懷遠縣素以石榴聞名江淮大地，1937年年廣久就出生于此，但是淮河狂躁起來也讓兩岸的居民流離失所。年廣久一家就因為淮河水災離開了家鄉，來到了長江之濱的蕪湖。

逃難來到蕪湖的年廣久一家，既沒有土地，也沒有正經工作，為了維持生計，年廣久的父親就擺起了小攤，靠著販魚勉強維持著一家五口人的生計。困苦的生活和父親的影響，也讓目不識丁的年廣久早早在街頭巷尾學會了吆喝買賣的把式。

新中國成立之后，年廣久依然從事小商小販的生意，可隨之而來的各種事件，讓年廣久的事業受到了巨大影響。建國之后，我國建立了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模式，很多物資被納入了統購統銷的范疇。在1963年，子承父業的年廣久就因為販魚被打上了“投機倒把”的帽子，進了監獄蹲了9個月，出獄后的年廣久為了謀生，開始買起了瓜子。

和現在不同，我們平時可以輕而易舉購得的瓜子，在當時是統購統銷計劃內的物資，個人經營是不被允許的，可以說年廣久在當時販賣瓜子是冒著很大的風險。1966年特殊時期開始之后，年廣久也由于“投機倒把”的行為，成為蕪湖市運動批判的對象，又被丟進監獄關了20來天。雖然在運動中屢遭波及，但是年廣久的決心并沒有被磨滅，仍然偷偷摸摸的做著瓜子生意。

晚上七八點鐘，年廣久開始炒制瓜子，一次炒個幾百斤，一直干到凌晨五點來鐘才能稍微睡一會。七點左右起來，開始把炒制好的瓜子分開包裝，等到中午十二點和下午六點鐘，人們下班之后，再把瓜子偷偷摸摸的拿出去賣掉。由于沒有資質，年廣久只能偷偷摸摸的賣，管理員來了就躲起來，人走了再繼續擺攤，和打游擊戰一樣。

勤奮努力，善于鉆研的年廣久，他的瓜子生意，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時，就從小作坊發展到100多個人的“大工廠”。按他自己所說，他在1976年的時候，就掙了一百萬，而當時一個工人的月收入也不過幾十元。

二：“傻子”其實不傻

年廣久的瓜子質量上乘，價格公道加上熱情的服務態度，讓他的瓜子在蕪湖這個小城市迅速火了起來。由于價格不貴，很多人去他那買瓜子，別人買一包，他就再抓一把送給人家，人家不要他還硬塞過去，久而久之年廣久就有了“傻子”的綽號。但是年廣久對于“傻子”的外號也不惱，有人提議他給瓜子取一個響當當的商品名，他干脆就以“傻子”為名，“傻子瓜子”從此從蕪湖開始，在改革開放初期時代得以享譽全國。

年廣久的生意越做越大，很快就引起了當地的關注。1981年9月4日，那天年廣久正在家中炒著瓜子。突然來了4個人，看到來了人年廣久心里卻有些惴惴不安，因為前不久他才因為“投機倒把”的罪名被關了一段時間，這下怕不是又來找他的茬？結果為首的一個人卻笑瞇瞇的伸出手來和年廣久握手，旁邊人介紹這正是蕪湖市的副市長趙文波。找副市長和他握手的時候也向他提問，副市長問他的生意為什么在群眾當中口碑這么好，副市長的這個問題讓年廣久放下了懸著的心，這下總歸不是來找茬的，于是就老老實實地回答了市長。

在副市長來后的第二天，蕪湖市廣播電視臺的記者陳國勝也注意到了“傻子瓜子”和年廣久，于是前去采訪了年廣久，年廣久給陳國勝的第一印象就是“口若懸河，夸夸其談”。在面對陳國勝的采訪時，年廣久大言不慚的說“要把國營企業瓜子生意打下去”。年廣久的發言和他的膽氣給陳國勝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回來后他寫了篇叫做《貨真價實的“傻子瓜子”》的文章，并發表在了《蕪湖日報》上。這一篇一發表，讓“傻子瓜子”在整個蕪湖市乃至更大的范圍內傳播開了，名氣大振的“傻子瓜子”在產量上和營業額上大幅度增加，一個月后的陳國勝，第二次去年廣久家采訪，年廣久見到陳國勝的第一句話就是：“不同了，現在是鳥槍換炮了”

在年廣久生意越做越大的時候，也在當時的中國引起了巨大的震動和擔憂，有人就說年廣久是：“明目張膽的走資本主義”。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的“雇工8人界限”，成為當時的金科玉律，就是說只要雇工數量達到8人，就有可能被打成“資本主義”。

早在1978年，年廣久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開始偷偷地雇傭幫工，但他的生意越做越紅火，很快幫工數量就躍升到了100人。從1981年到1984年，年廣久的雇工由3人發展到103人，在1984年光納稅就達到了30萬元，成為當時中國雇工數量最多的個體戶。

但是103個雇工的數量遠遠超過了“雇工8人界限”，可能在現在雇工數量并不是什么大事，在現代人眼中說不定覺得雇工數量越多越好。但是在改革開放初期的時候，103個雇工在當時絕對是一個另類，有人把年廣久的情況反映到上面，有人主張限制年廣久的生意等等。

這時候，年廣久自己也有點感到害怕，畢竟經歷過特殊時期的磨礪，年廣久決定主動提出和國有企業聯營，想給自己上一頂“紅帽子”。但是合資開始之后，經營卻面臨重重困境，年廣久的管理相較于國企非常嚴格，有人就說他是“資本家”在“剝削”工人。在現在看來這只不過是經營理念之爭，而在當時這種情況很容易被視為階級斗爭，于是雇工問題被一而再再而三的反映到上級，一直到達了中央。

三：小平同志：傻子不能動

1982年底，時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潤生，給鄧小平遞交了一份報告，報告正是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傻子瓜子”問題。鄧小平在看完報告之后說，對“傻子瓜子”問題要“放一放，看一看”。鄧小平的話讓“傻子瓜子”問題暫時偃旗息鼓了一段時間，但不久又有人借此事件鬧得風風雨雨。

于是后來，鄧小平在一次會議上，又一次表態說:“那個能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會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么？傷害了社會主義嗎?”領導人的直接點名，使年廣久再次渡過難關，中國私營經濟的發展也沒有因為傻子雇工事件中斷。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期的時候，姓“資”還是姓“社”問題，是當時討論的敏感話題，剛剛起步的民營經濟，就再次成為了焦點目標。一些老板對于政策的變化非常擔心，甚至選擇把企業交給集體，化私為公，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內，全國個體戶減少了360萬。中國的民營經濟進入到一段曲折發展時期。

在這個時候，年廣久企業的經營也出了大問題。1987年底，蕪湖市新蕪區檢察院根據舉報，對年廣久經濟問題開始立案偵查。1988年12月，檢察院對年廣久進行收容審查。1989年9月，蕪湖市檢察院以年廣久犯有貪污、挪用公款及流氓罪向市中級法院起訴，指控年貪污4.38萬元。年廣久知道自己這次可能過不了關，他不僅被指控經濟犯罪還有流氓罪。但是案子一拖就是好幾年，因為檢方發現，年廣久不存在貪污問題，但年廣久的生活作風上存在的問題，就成為了檢方定罪的依據，1991年5月，蕪湖市中院一審判決年廣久犯有流氓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

讓年廣久萬萬沒想到的是，鄧小平的一次講話再一次拯救了年廣久。1992年，由于姓“資”還是姓“社”問題爭論不休，鄧小平決定親自去看一看改革搞得到底怎么樣，于是就有了著名的南巡講話。

在南巡中，鄧小平再次提到了傻子的大名。這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說:“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一百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就這么幾句簡單的話，蕪湖市檢察院主動撤訴了，1992年3月13日,年廣久被無罪釋放。鄧小平的話第三次挽救了年廣久。

但可惜的是，年廣久由于自身經營的局限性，和分出去單干的兩個兒子打起了價格戰，他的兩個兒子同樣使用“傻子瓜子”的商標，為了爭奪市場份額相互壓價，結果3家都大受損失，元氣大傷。在民營經濟競爭越發激烈的后來，“傻子瓜子”雖然曾矗立潮頭，但是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也漸漸泯然眾人矣。對于年廣久，蕪湖市原市委書記金庭柏有個評價:“精明的個體戶，蹩腳的企業家”。

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像年廣久這樣的個體商販，可能永遠沒有翻身的機會，時代的浪潮造就了這一批先行之人。在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中，高育良曾說過：“中國的改革開放，可以說是浩浩蕩蕩，每個人都身處洪流之中。其間，有許多人憑著自身的努力，或者說幸運，站在了潮頭之上。這潮頭之上是風光無限、誘惑無限也風險無限，就看你如何把握了。”有人借此機會翻了身成了時代的弄潮兒，但時代的大勢浩浩湯湯，如果不能緊隨時代發展，也終將會被淹沒在時代的浪花里。

參考：

《“中國第一商販”沉浮記》孟紅

《中國第一商販年廣久》林靖夕顏

《1983年廣久》中國報道ChinaReport

《萌芽時的“傻子瓜子”》楊其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