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能謙讓

薛曉康

我看過一些“老西藏”的子女寫回憶自己父輩的文章，但他們每當寫到一些應該表述的細節時大都顯得“卡殼”，給人一種寫到此處便沒法描寫出來的尷尬感覺。對此我非常理解，因為我也有過多次這種“卡殼”狀況。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我們的父輩基本不跟子女們講自己的革命經歷，更不講自己的戰斗功績。而長期與父親兩地分居的子女們，也很少有針對性地從父親的嘴里，“套”出一些值得后人了解和保留的故事。直到父親去世以后，有的子女才想起要寫一寫自己的前輩，但只能履歷式、公文式、口號式地，大概寫一寫，想要寫一寫細節方面的東西已不可能，這成為了一種無法彌補的深深遺憾。

我在這里指的所謂“細節”，包括了何時、何地、何事、何人在何種情形下說的什么話、做的什么舉動，以及何種原因造成的何種結果……等等。我們的父輩有太多親身經歷的情景片段，足以構出極富畫面感的生動細節。如今，我們這些子女卻只能靠查看史料、采訪一些還活著的“老西藏”，多少了解一點我們父輩過去的事情，由此憑藉個人的想象來感受一段又一段實為遙遠的追憶和深切的懷念……

原18軍軍長張國華的女兒張小康曾寫了一本書《雪域長歌》，書中寫到她采訪過的幾百位隨其父赴藏的基層指戰員（包括子女或親屬）所講述的事情，在這50萬的字里行間，卻幾乎沒有寫她父親經歷過的往事細節。她只是在書的開篇寫到了她的姐姐“小難”，當18軍即將進軍西藏出發之際，年僅3歲的“小難”不幸患病離世。而這一段情節，張小康寫道：“我從老西藏的叔叔、阿姨那里知道，當年在18軍進軍西藏的動員大會上，大家好奇地發現臺上有一個3歲左右的小女孩。孩子天真可愛，見臺上講話，也站起來向臺下敬禮，翹著小嘴說道……”

確實，張小康跟我們絕大多數“老西藏”后代一樣，只能從“叔叔”、“阿姨”那里知道自己家庭在當年發生過的事情的點滴細節。我在閱讀《雪域長歌》時，只看到關于張國華的一段還算較為清晰的細節片段。而這段描述，張小康特意注明“當年的路影校長，至今還清晰地記得。”——

一次張國華軍長到八一校去探望學生、老師和教職員工，聽說軍長要到學校來，頓時全校歡騰，各班整隊出發來到操場北邊的小河旁。只見那紅旗招展，只聽那鑼鼓喧天和師生們熱情的呼喊。軍長的車來了！一輛、兩輛、三輛整齊地排在河邊。軍長下車了，我快步地走到軍長面前，也不知道說啥好了，向軍長敬禮。軍長說：“大家好！”并向孩子們揮手致意。這時隊伍中走出來兩個孩子，向軍長行了個隊禮，獻上了鮮花。軍長說：“孩子們你們好！”順手拉著孩子們的小手健步走向學校的大操場。軍長向列隊在大操場的孩子們大聲問候：“親愛的孩子們你們好！”孩子們齊聲回答：“軍長伯伯好！”軍長說:“我看到孩子們每個小臉都掛著笑容，都有一個健康的身體，我很高興！你們想不想你們的爸爸媽媽呀？”有位同學高聲說道：“校長就是我們的媽媽！”我指著那個孩子說：“他是個烈士的孩子，叫小東，是個好孩子。”只見張軍長眼圈一紅，差點流下眼淚。軍長向孩子們說：“讓我們記住他的爸爸，記住你們的父母，他們在西藏修路、打仗、保衛邊疆，就是為了你們能好好學習。我希望我們的孩子們努力學習，天天向上！”說著軍長親切地抱起他身邊的一個小學生，我介紹說：“他叫小寶，是趙力的小兒子。”軍長抱著孩子親了又親。

這段文字在《雪域長歌》的書中，幾乎是對張國華生前唯一有場景、有動作、有話語、有情感的生動畫面感的真實細節描述，而這還是張小康聽路影老校長講述的。當然，張小康在主觀上是想在書中主要贊頌所有老西藏們的事跡，但客觀上，她父親在生前并不跟自己的子女講述自己的生平事跡，以致于她無從下筆描繪父親經歷過的艱苦生活、戰斗歷程和勤奮工作的諸多往事細節。我曾問過她：“為啥不多寫幾段關于你父親的事情？”她回答說：“我爸從不跟我講他自己，如果他還在世，他也不會讓我寫。”

張小康?薛曉康

我在長期的采訪寫作和拍攝影視作品的過程中，切身感受到我們的老西藏前輩都有一個共同的品質特點，那就是“特別能謙讓”。他們在榮譽面前，比如晉升職務、評功評獎等榮譽方面，甚或是在拍合影照片安排座次位置的時候，也都要相互謙讓一番。這樣的“老西藏”，怎么可能向子女們炫耀自己經歷革命的光輝業績？但這就給想寫一寫我們父輩的子女們出了一道難題，造成我們在寫回憶父輩的故事時，不可能從腦海里涌出所謂如“洪水般的記憶”，從而無法順暢地下筆疾書。

1985年12月6日，原18軍政委譚冠三辭世。他在臨終之前向黨組織提出了唯一的請求：“我死之后，請把我的骨灰埋在西藏！”

1986年8月1日，譚冠三的長子譚戎生按他父親的生前遺愿，將他父親的骨灰盒捧到西藏拉薩，安葬到原西藏軍區生產部的“八一農場”果園里（該農場于70年代初移交給了拉薩地方政府）。安葬儀式結束后，譚戎生向成都軍區黨委提出申請，自愿到西藏工作。9月18日，成都軍區正式批準了他的申請。

我知道，譚戎生于1963年畢業于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他入藏之前任四川省軍區教導大隊大隊長，已在團職的位置上任期4年多時間，但他在10月3日這天，向接見并鼓勵他的成都軍區政治部主任邵農和副主任鄭賢斌明確表示，要按他母親李光明召開的家庭會議的決定之一，他到西藏工作不升遷職務，一定要平職調動。于是他被平職調到西藏日喀則軍分區任副參謀長。我為他的這個舉動大為感動，便急忙趕往日喀則對他進行采訪，也想趁此機會深入了解一下譚冠三將軍的生平事跡。

當我趕到日喀則時，軍分區的領導們非常熱情地請我和駕駛員鐘兆海吃晚飯。席間，我問怎么一直沒見到譚戎生，他下部隊去了？嘎瑪澤登司令員告訴我，譚戎生這兩天因高原反應嚴重病倒了。

晚飯后，我趕緊去到譚戎生的宿舍，一進門便嚇了我一跳，只見他的身體半倚在床上，額頭上緊扎著一條白毛巾。我說：“譚大哥，你怎么弄得像個坐月子的產婦形象？要不，我現在馬上送你去醫院？”

“不用，不用！”他激動地起身，一把將扎在額頭上的白毛巾扯掉，拉著我的手說：“唉呀，是曉康啊，我只聽說有個記者來了，沒想到原來是作家來了呀！”

我連忙說：“別別，什么作家不作家的，坐在家里的那才叫作家，我到了這兒就叫做客。”

他哈哈大笑，緊緊抱了抱我，我倆坐下來親熱地聊了起來。我說要他回憶一下他家里的一些往事細節，比如在戰爭年代，他的父親母親是怎么把他弟弟譚戎豐送到老鄉家里撫養的具體經過。

他一臉為難的模樣：“在戰火紛飛的那個年代，許多紅軍、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干部，都有把孩子交給老鄉家撫養的情況。至于我父母當時把戎豐送到的詳細經過，我確實說不清楚，因為我父母也沒跟我具體講過。我父親去世后，在我們的家庭會上還強調了一個規定，不要組織的照顧而把戎豐安排到城市來工作，讓他仍然當農民，永遠不忘老百姓的養育之恩。”

我說：“那你給我講講你父親經歷過的一些事情的細節，你們父子在這方面交流過嗎？”

他一聽便搖頭嘆氣：“哎呀，曉康，我和你差不多，從小跟父母長期見不上面，哪有多少機會交流呀？要說交流，最多只是寫信。這樣吧，你去找老太太（譚冠三的夫人李光明）問問，趁她現在腦子還清醒，看她能不能給你講講。還有關于我父親，你只有去找那些還在世的叔叔和阿姨們問問。這方面我真的幫不上你，不是我故意推脫啊，咱兄弟倆是啥關系？”

我只好說：“沒事兒，你現在身體不好，早點休息。我明天一早還要去查果拉和乃堆拉等幾個邊防哨所采訪，以后有機會咱們再聊。萬一你哪天想起了什么，可以寫信告訴我，別忘了啊，等你的消息。”

譚戎生?薛曉康母親?薛曉康

臨走時，譚戎生送給我幾十封他父母曾經寫給他的信（復印件），我后來回到軍區后認真閱讀了，但令我多少感到有些失望，因為信中除了鼓勵、問候和要求之類的語句，沒有一段是我想了解他父親經歷過的事件細節。對此我也能理解，我們的前輩怎么可能在信中對子女講述那些事情呢？并且我對譚戎生心生羨慕，他還收藏了父母親寫的信，而我的父母親在西藏工作多年，卻從沒給我寫過信，哪怕只寫一封也行啊？我倒是按我們語文老師的要求，給父母親寫過幾封信（其他同學也寫過），卻沒有收到過一封回信。語文老師解釋說，這是因為他們的工作太忙，但我不明白他們在西藏忙些什么，那時候也沒想過要弄明白。

1994年的一天（3月26日），我去成都都江堰拜訪譚戎生的母親李光明，她很高興，說今天是她滿73歲的生日。當時她正在病中，但她打起精神笑著跟我說話：“小薛，你長的模樣太像你父親了，你母親身體還好吧？我真想再見見她，但我現在身體不好，走不動路了，你代我向她問好。我和你媽都老了，今后就靠你們這些年輕人了……”

我說：“不老不老，你和我媽一樣，都是年輕人。”

她哈哈的笑道：“是的是的，可不，革命人永遠是年輕！”

我不好多打擾她休息，坐了一會兒便告辭了。

沒過多久，譚戎生給我來信，并隨信寄來了5份報紙，上面刊登了有關他和他父親的幾篇短文。他在信中寫到：“西藏的老一代艱苦創業守衛邊疆，奉獻了自己，奉獻了子女，孫孫、第二代，第三代人又為了西藏的建設，繁榮貢獻力量，實在是有許多可歌泣的事跡可寫……曉康老弟，千萬不能放下你的筆，千萬不要忘記多寫寫西藏！……”

我收到信的幾個月后，又專程去拜訪李光明阿姨，她一見到我就高興地說：“哦喲，小薛。咋這么巧呢？你又是在我生日的這天來，我又年輕了一歲！你要經常來，來一次我就又年輕一歲！哈哈哈……你今天是穿著西裝來的，看上去你也變得更年輕了！好，我們大家都越活越年輕！”

我向她說明來意，想采訪一些譚冠三政委的事跡，特別是他在西藏的工作和生活細節。她一聽便使勁扭了一下臉，說：“那些事你可以問問你媽媽呀？她在軍區機關里工作過。我們關系很好，她有時候還在我家里吃飯呢。我們都喜歡她，叫她小李子。那個山西人，最愛吃的就是饅頭。她現在還愛吃那個嗎？”

我說：“還愛吃，現在的饅頭肯定比你們那個時候的好吃多了。”

她說：“那當然。我們在西藏的那些艱苦日子里，你的父母親也相當吃苦，你應該寫寫他們。我跟譚2號的那些事都很平常，是應該做的工作，不用寫了。現在我們這些人都老了，有的人也去世了，保衛邊疆、建設西藏的任務已經交給了下一代人，你應該去邊防多采訪寫寫他們，我說的對不對呀？”

我無奈地說：“我采訪過一些老西藏，他們都跟你說的差不多一樣的話，太謙虛太謙讓了，總是不愿多講自己，讓我去采訪寫別人。”

她說：“這不就對了嘛。我們不能總講自己對西藏的付出和貢獻，那不就成了老王賣瓜，自賣自夸了嗎？”

我尋思了一下，想換個話題，問道：“李阿姨，那你能不能給我講講當年你把才出生7天的兒子戎豐，送到老鄉家里撫養，當時你是怎么考慮的？”

我沒想到這么一問，李光明阿姨突然雙手捂眼，淚水從她的指頭縫里流了出來。我趕緊說：“對不起對不起，李阿姨……”看護她的小潘在一旁著急地朝我連連擺手擠眨眼睛，示意我不要再說了。

“沒事兒沒事兒，”李阿姨擦了眼淚，緊緊拉著我的手說，“小薛，只要提起那個事，我從沒在別人面前哭過，我是把你當成了自己的孩子才這樣哭的。你知道嗎，哪有當母親的不心疼自己的孩子？不管怎么說，我也是個女人吶！我對不起自己的孩子，但那是為了革命，你們這些革命后代應該理解我們才是呀……”

我自覺得很對不起李光明阿姨，不小心惹得她傷心難過，于是想向她告辭，讓她心情平復一下，好好休息。不料她笑著說：“小薛，別急著走。小潘，你幫我跟小薛拍個照。哦,把我的眼鏡拿來，哭過的眼睛拍照不好看。小薛是來做采訪的，這也是革命工作，我們得配合一下，顯得正規一點才對。小潘你看，小薛今天是一身西裝革履來的，顯得那么年輕，你要把我拍的跟他一樣年輕。哎呀，年輕多好啊！”

我就想，老西藏的叔叔、阿姨們始終保持年輕的心態，也是一支值得我學習的詠歌。

總有一天我也將會變老，到了那時，我能否會像他們那樣詠歌，永遠年輕？

譚冠三將軍的夫人李光明老紅軍?薛曉康

年輕真的好，精力旺盛、體力充沛，可以不知疲倦的到處采訪和熬夜寫作。記得是在1990年的一天（當時我還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上學，還有一個學期才能畢業），學院訓練部的副部長徐永亮和中央電視臺的節目主持人趙忠祥來把我叫去，告訴我說，中央電視臺接到一個重要任務，為紀念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定于明年（1991年）5月23日要播放一部相關的大型專題片。總政文化部部長徐懷忠看了我發表的幾篇作品，他點名要我撰稿，調我到中央電視臺軍事部工作，并帶領攝制組去采訪和錄制。當天徐懷忠部長和幾位領導叫我跟他們一起吃晚飯。席間，徐懷忠部長給我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項，并對我表示了鼓勵和信任。

我去軍事部報到后立即行動，帶領攝制組在西藏、四川、北京等地緊張采訪拍攝。同時我開始編撰分集解說詞（共4集，每集35分鐘）。在此期間我們采訪拍攝了一些老西藏和西藏邊防哨所，但因為要趕時間，沒能如愿去采訪拍攝更多的老西藏，這使我深感遺憾。讓我感觸很深的一點，就是老西藏的叔叔、阿姨們的謙虛謙讓精神，他們說的最多的是基層指戰員，很少說自己，即使說一下自己也是被我“逼”出來的。對我印象深刻的有很多老西藏，比如陳明義、陰法唐、阿沛·阿旺晉美、范明、李覺、王心前、吳晨、洪流、姜洪泉、王川、王貴、郝玉川、徐永亮……等等叔叔、阿姨。

一天，我和攝像人員去成都采訪陳明義叔叔，他講了一些當年進軍西藏、修筑康藏公路（后改為川藏公路）和修建甘孜機場的事。我聽完后快速在一張紙條寫了幾個字遞給他，請他把紙條上的那句話說出來，并招呼攝像師華越趕緊準備好拍攝錄音。不料陳明義叔叔看了我寫的紙條，卻搖了搖頭，表示不愿講。我寫的那句話是：“我們進軍西藏，就是第二次長征”。

我有些著急，懇求道：“陳叔叔，我就想錄下您親口講出的這句話，這比我寫在解說詞里更有意義更有份量。您參加過紅軍兩萬五千里長征，又參加過進軍西藏，最有這個體會了。”

陳明義叔叔仍然搖頭：“唉，小薛，如果要講這話，最好還是讓上面的領導去講，或者讓以后的那些后人去講。你讓我們這些老西藏自己來這么講，恐怕不大合適吧，這有點過于抬高自己的功績了。”

現場頓時陷入一陣沉悶無聲的氣氛，我感覺他太謙虛謹慎了，不過他說的好像也有道理。咋辦呢？但我不甘心，又重新寫了一張紙條：“我們進軍西藏，就像是在進行第二次長征。”我懇切地說：“陳叔叔，您就只把這一句話說出來嘛，我編片子需要。求求您了。”

他沉思了好幾分鐘，終于笑了，說：“小薛，你這個小家伙，還真會耍賴啊。你看我這樣講行不行？錄吧，錄吧，我開始講了啊。”他清了清嗓子，調整了一下坐姿，說道：“我們進軍西藏的部隊當時最大的困難，是一個走路的問題和物資供應的問題。因為從四川到西藏拉薩幾千里路，要翻雪山，穿過草原，空氣稀薄，所以氣候給人們的身體帶來很多困難。紅軍長征沒有飯吃，爬雪山過草地，那當然是非常困難的，可是進軍西藏，部隊的艱苦，困難，可以說像是第二次長征一樣困難。”

當攝像師華越把這段話攝錄完后，我忍不住撲上前去，高興地摟了摟陳明義叔叔，說太感謝他了，因為他到底還是把“第二次長征”這幾個字說出來了，盡管跟我寫那幾個字的意思有點區別，但聽起來卻更顯得真實可信有道理。

他說：“這下你總該滿意了吧？”

我說：“當然滿意，謝謝陳叔叔！敬禮！”

他笑著用手指點了點我：“滿意就好，但你不要驕傲喔。”

我說：“不會的，但我為你們這些革命老前輩感到驕傲。”

薛曉康?陳明義將軍?陳紅兵

眼看離專題片的播出時間越來越近，軍事部的人員都在緊張忙碌。我們從八一電影制片廠和西藏軍區緊急調來一些進軍西藏時拍攝的歷史資料磁帶，軍事部領導專門在我住的房間對面布置了一個房間，在桌面上擺放了制作片子的機器設備，書架上整齊碼滿了磁帶盒，供編導陳狄芳和我觀看選用。但我仍感到資料有些不足，主要由于有的資料因拍攝年代太久，加上當年進軍西藏時所使用的攝影器材限制，后來再把電影膠片轉為錄像磁帶等因素，圖像已顯得不大清晰。于是我向我的小學同學陰建白求助。她是老西藏陰法唐叔叔的女兒，當時在中央電視臺擔任資料流程科科長。她積極幫忙，那些日子每天去北京郊外的中央臺資料倉庫，翻找出有關進軍西藏的影像資料，然后急匆匆地來回奔走，把一盤盤老磁帶送到我這里。

那些磁帶很珍貴，里面有許多我從沒見過的歷史鏡頭圖像畫面內容（有些鏡頭至今沒有公開），給我們制作片子的工作帶來很大幫助。我看陰建白那樣辛苦熱情，便對軍事部的領導建議，給她發一點勞務費作為報酬和獎勵。但她堅決不收，說這是她應該做的本職工作，再說她作為老西藏的后代，宣傳“老西藏精神”也是她應盡的義務。我贊揚她不愧是中央電視臺評選出來的“優秀共產黨員”，不禁想起她還在小學時的一個情景——

一天，陰建白的母親李國柱從西藏回內地休假（當時由于工作繁忙和道路條件差等因素，上級規定駐藏干部每3年才休假一次），到西藏軍區成都八一校來看望女兒陰建白。老師們對這對母女相逢很重視，事先跟陰建白交代：“待會兒見到你媽媽，你要喊‘媽媽’。記住一定要大聲喊出來。你媽媽好不容易從西藏坐車回來一趟，要讓你媽媽高興，你不是成天也想念她嗎？”

不一會兒，學校大門傳達室的門衛武大爺帶著李國柱阿姨走過來了，幾位老師也領著陰建白同學來了。母女倆在操場上相見的那一刻，陰建白傻傻的看著母親。老師在一旁提醒她喊“媽媽”，她張開了嘴卻發不出聲。這是怎么了？老師催促道：“喊呀喊呀，快喊‘媽媽’。”她平時已經喊“阿姨”喊習慣了，便喊“阿……阿……”，那個“媽”字就是喊不出來。老師焦急地做著口型向她示范，期待她能看懂這個意思。終于，她喊出了聲：“阿……媽！”老師不滿地連連跺腳，讓她重喊。只見李國柱阿姨撲上去擁住陰建白，噙著眼淚說：“沒錯沒錯，我女兒喊的沒錯，我們西藏的孩子管媽媽都是叫阿媽……”

這一幕讓在場的老師們都流淚了，老淚縱橫的武大爺看不下去，猛轉身邊嘆氣邊抹淚走了……

西藏軍區成都八一校門衛武大爺

我在中央電視臺里跟陰建白回憶起那個場景，她很吃驚：“是的，是的！你的記憶力太好了！不過，那時候許多同學不都是那樣嗎？我們常年見不到父母，平時叫叔叔、阿姨，早就習慣成自然了。”

我曾寫過一篇報告文學《藏光》，發表在《人民文學》。據此，我把《藏光》作為正在制作的大型專題片的片名。經過幾個月的緊張拍攝和制作完成后，中央電視臺領導為慎重起見，請了中央宣傳部、國家民委、政協、統戰部、解放軍總政宣傳部等部門的領導來一起審片。我從沒經歷過如此大的陣勢，他們將會對這部專題片提出怎樣的意見？我心里沒底，感到有些緊張。

審片過程中，當播放到專題片的其中一個片段時，坐在我身旁的編導陳狄芳暗中使勁捏了一下我的腿，疼得我一咧嘴，這是干嘛？他激動地側身偏過頭，小聲對我說：“快看，有幾位領導都流淚了。成了成了！”

果然成了。領導們的意見是一致通過。隨后在5月14日，幾份報紙上刊登預告了《藏光》將于5月23、25、27、28日播放的具體時間。可是我們還沒高興幾天，臺領導卻給我們帶來一個不好的通知：“有人向解放軍總政宣傳部提出了意見，《藏光》這個詞有宗教色彩，應該換一個片名。”這下可把大家急壞了，眼看明晚就要播出了，怎么來得及呢？

一位臺領導對此也很無奈，說：“提意見的人還建議把片名改為《高原戰士之歌》。這叫啥片名？我也覺得不妥。這樣，我給你們出個主意。住在北京的西藏老領導陰法唐，他對關于西藏的事情很了解，說話具有權威性，只要他說不換片名，那就可以不換了，你們趕緊去找他試試看。”

為了更有把握一點，我找到陰建白，請她提前回家跟他父親陰法唐私下做做工作，我們晚飯后去她家。她滿口答應，表示會盡力而為，但也沒有十分的把握。

晚飯后，我和編導陳狄芳正準備去陰建白家，在大廳里碰見臺里的音頻部電子音樂室主任方兵，由于專題片《藏光》的全部音樂和主題歌譜曲都是他做的，所以我跟他講了可能要更改片名的情況。他一聽便發火了：“憑什么改？《藏光》怎么會跟宗教色彩扯上關系？他們根本沒有看懂這部片子的內容和意義！如果要改片名，那我退出，把我作的音樂也撤下來，我不伺候了，你們另請高明！”

我理解方兵此刻的心情，他確實為《藏光》的音樂制作投入了很大精力。記得有天深夜，正在睡覺的我被一陣電話鈴聲鬧醒，我拿起電話筒，只聽方兵說他已把專題片的主題歌《向著高原》譜好了曲，接著激情滿懷地邊彈鋼琴邊一遍又一遍地唱給我聽。第二天，他請來楊洪基老師。進了錄音棚后，楊洪基老師一連唱了四遍，方兵錄完音后說可以了。但楊洪基老師卻說：“不，我又找到了更好的感覺了，再錄一遍。”錄第五遍時，楊洪基老師沉浸式地一直閉著眼張著雙臂深情演唱。他說：“不管這首歌能不能在全國唱紅，但對于我，這永遠是我個人的保留歌曲。”方兵在敬佩老藝術家敬業精神的同時，也為自己譜曲創作的付出感到滿意。正因為這樣，方兵才對臨時要改片名而發火（他后來跟我說，當時他說的那些氣話，是有些過分了哈。）

我趕緊提醒他：“別發火，小聲點，你看，有臺領導還在那邊站著呢。”

方兵的火氣未消：“管他什么領導，我又不想當官，怕啥？我這輩子只搞音樂，什么牽頭、總牽頭、臨時牽頭、緊急牽頭之類的事兒，我永遠不沾！”

我勸慰他說：“沒事兒，你別像小孩兒似的賭氣。我這就要馬上去陰建白家，征求她父親的意見再定，還有希望。你放心，等我哪天逮到機會，一定讓你當一回說話管用的‘總牽頭’，過把當官的癮。”

他當即笑彎了腰：“我才不過那個癮呢！在我眼里，你才真正該當‘總牽頭’！哈哈哈……”

著名音樂制作人方兵

我和陳狄芳來到陰建白家，陰法唐叔叔和他夫人李國柱阿姨在客廳里笑容滿面地迎接我們。陰叔叔說：“我已經知道你們的來意了。但不像你們領導說的那樣，什么我說的話具有權威性，言過其實了。小薛，我個人覺得，《藏光》這個詞很有特色，用作文章的題目很有詩意，也顯得大氣。但現在既然有人提出這個詞不適合用作這部專題片的片名，咱們還是應該要認真聽取意見，慎重一點。當然，取《高原戰士之歌》這個片名雖然也不大合適，但不會讓有人一看到《藏光》那樣，聯想到宗教色彩。嗯，這是個難題，讓我想想看……”

我滿懷期待地看了看陰建白，見她乖巧地端坐在那里一言不發，只是輕輕搖了搖頭，一臉無奈的神情。可能這情形感染了李國柱阿姨，她說了聲“你們等一等”便急忙跑進書房，拿出兩本厚厚的《藏漢詞典》，快速翻開一頁解釋說：“《藏光》從藏語里翻譯過來就是‘西藏之光’或者叫‘西藏的光明’的意思，沒有一點宗教色彩。”

李國柱阿姨早在50年代初期就在西藏江孜工作時，攻讀學會了藏語，她在這方面的翻譯還是準確熟練的，這讓我稍微松了口氣。可是陰叔叔卻不開口，仍坐在沙發上沉思。李阿姨顯得有些急了，干脆不管詞句達不達意，通不通順，高聲翻譯說：“《藏光》這個詞，也可以意譯為‘共產黨給西藏帶來了光明’！你們看這里面……”

正在沉思的陰叔叔忽然笑了，擺手制止李阿姨，對我說：“小薛，這樣吧，前些天我看了你寫的解說詞，其中有一段，你寫了我們解放軍在世界屋脊上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第一，這些記錄已經成為一座座歷史性的豐碑。嗯，豐碑，我認為你寫的好，事實也是這樣的。要不把片名改為《雪山豐碑》咋樣？”

我猶豫了一下，說：“可以的。陰叔叔，只要是您說的，我們堅決照辦。”

陰叔叔說：“我這只是建議啊，主意還是由你們自己決定。小薛，咱們要盡量讓別人沒有異議，或者少點異議。當然了，每部作品都會有點不足和遺憾，這是避免不了的，但咱們還是應該尊重別人的意見，認真對待。每個人對片名的理解不同，這可以理解。我再強調一遍，我說的話可不具有什么權威性啊，你說是不是？”

我說：“謝謝陰叔叔，您太謙虛謙讓了。”

臨走時，陰叔叔又叮囑我：“這部片子里已經有我的鏡頭，還有我的講話錄音，就不要把我女兒陰建白的名字打到字幕上了，要把鏡頭和字幕多給其他同志。不論是老18軍的指戰員還是現在的駐藏部隊官兵，我們都是戰友，這里面最多只有‘老戰友’和‘新戰友’之分，你要多征求戰友的意見，多給戰友一些鏡頭……”

最令我難以忘卻的是李國柱阿姨，一臉慈祥的她送我們到門外的時候，用歉意的口吻對我說：“小薛，真是對不住啊，我沒能幫上你的這個忙。唉，讓你受委屈了。”頓時，我感動得差點落淚……真想像藏族孩子那樣，喊她一聲“阿媽”。

陰建白?薛曉康的母親?陰法唐?薛曉康

回到臺里，錄制部的技術工作人員已下班，只好等到第2天抓緊時間重新制作片頭畫面，修改片名字幕，調配片頭音樂……整個工作室的人忙得不可開交。我突然想到陰法唐叔叔說的話，不要在字幕上出現他女兒陰建白的名字，但我考慮陰建白為這個片子也付出了那么多辛勞，其中有她的成績，于是在每一集的片尾字幕打上了“資料統籌：小白”。如此一來，陰叔叔總不會責怪我吧？除了我們攝制組的人，別人哪知道“小白”是誰？我對這樣的“技術處理”很滿意。

正當這些工作終于全部完成時，一頻道總值班室的一位領導沖過來朝我們怒吼：“新聞聯播節目都快結束了，這部片子到底還播不播了！怎么還不送過來！”

“來了來了！”我們慌忙把片子送到直播間，陳狄芳守著直播機器操作，我則守著打字機，叫打字員把“原《藏光》改為《雪山豐碑》”的字樣打出來，輸進直播機器里，在熒幕下面一遍遍地滾動播出。

《雪山豐碑》播出后，中央電視臺收到很多觀眾的來電和來信，西藏軍區司令員姜洪泉親自到軍事部來祝賀。為此，臺里專門組織召開了一場研討會，《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分別發表了評論文章。該片獲得中央電視臺和解放軍總政治部的兩個優秀電視節目一等獎，上級給我榮立了二等功。這時，我緊繃了好幾個月的神經一下放松了，全身癱軟地病倒在床。面對榮獲的證書、軍功章和喜報，我目光呆滯，無力與別人說話。陳狄芳見狀，很替我擔心。他能理解我此時的心情，說：“我知道你在采訪和撰稿的過程中，表面上神采飛揚，心里其實充滿了痛苦，但你要振作起來，繼續寫作，生活需要勇氣……”

我很感激他的安撫和鼓勵，但我自己心里清楚，我當時之所以如此沉默寡言，最主要的是我被采訪過的那些人深深感動了。特別是那些老西藏的叔叔、阿姨，他們為解放西藏、保衛西藏、建設西藏奉獻了那么多，但他們都表示不愿意宣揚自己，而是對親身經歷過的艱苦，保持“默默忍受”的態度。我就想，從他們身上，我真正體會出謙讓是一種極為珍貴的美德，是一種浸潤靈魂的清泉，是一種品質高尚的藝術，閃爍著生命理念的光芒。這光芒照耀著老西藏們完成神圣使命的同時，也實現升華了自己的人生價值。那的確是一支歌，是一支充滿大美大愛大善情感的不朽的歌……

正當我寫到此處時，傳來陰法唐叔叔在北京去世的消息，我頓感無比悲痛的同時也感到了不可言說的心理震驚。我趕緊跟陰法唐叔叔的女兒陰建白聯系，但我只是難過地說了一句：“小白，曉康不知道說啥了……”

那就啥也不說了，謹以這篇回憶文章寄托我對老西藏們的深切懷念和崇高敬意。

2025年6月20日

（注：本文插圖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簡介：

薛曉康：全國首批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當代軍旅作家代表人物之一。生于西康軍營，長在西藏軍區保育院，就讀于西藏軍區成都八一校，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歷任司號員，報務員，電臺臺長，副連長，干事，西藏軍區政治部創作室主任，中央電視臺軍事部編輯等職。作品多次獲獎，并譯介到國外。

作者：薛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