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5年6月23日，由中國政法大學國家法律援助研究院、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司法判決研究中心、法商慈善信托發起，北京衡寧律師事務所與北京宸章律師事務所聯合承辦的“刑商匯研討會（2025年第一期）”成功舉辦。此次研討會以“民刑視角下民營公司股東資本責任的熱點問題”為主題，匯聚了眾多學界權威與實務精英，為民營經濟法治建設出謀劃策。

在本次研討中，中國政法大學國家法律援助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吳宏耀發表了題為“認真對待涉案民營企業的刑事法保護”的演講。此次發言中，吳宏耀老師圍繞“涉案民營企業的刑事法保護”展開論述，深入闡釋了刑法與商法跨學科交流的必要性，分析了民營經濟的重要地位（“56789”數據）、相關法律依據（《民營經濟促進法》《公司法》等），以及民營企業在刑事實體法與程序法層面的核心問題（常見犯罪類型、財產保護、強制措施等）。

現將吳宏耀老師的演講全文整理刊發，通過深入研讀，我們能更清晰地把握涉案民營企業刑事法保護的核心邏輯、法律依據及程序保障的特殊路徑，也期待此次研討會能切實推動“刑商融合”，為民營經濟發展提供有力的法治支撐。

吳宏耀 中國政法大學國家法律援助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法學需要跨學科的交流與溝通。然而，隨著法學內部專業化分工的日益細密，“專業食槽”的人造壁壘已經嚴重阻礙了跨學科的有效交流。前一段時間，參加陳興良老師的一個學術活動，我注意到，刑法學者和刑訴學者之間溝通起來已經變得非常困難。今天，我們的主題是“刑商匯”，要促進刑事法與商法之間的溝通。這不僅是一次全新的挑戰與嘗試，而且是具有現實意義與實踐價值的探索和嘗試。實際上，刑事法與商法的對話已經成為我國法治發展必須回應的現實問題之一。一般而言，刑事實體法更多關注的是定罪和懲罰問題，而程序法更多考慮的是程序保障問題。然而，將視野拓展至更廣闊的市場經濟與法治社會建設領域，我們對法治觀念乃至具體部門法研究的期待，或將發生根本性轉變。

剛才主報告人講述了民營企業的重要性。關于民營經濟對于我國市場經濟的重要程度，有人把它概括為一組數據“56789”：民營經濟貢獻了50%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我們現在講，經濟下行帶來的影響不僅僅是對民營企業家的影響，其影響已經實實在在傳遞到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的律師行業現在也開始慢慢感受到經濟下行帶來的種種問題。過去不少企業聘請法律顧問時，對其所能提供的具體法律服務并不十分在意。然而近兩年來，我了解的情況是，很多企業直接把法律顧問費用取消了。律師普遍反映，需求萎縮已非刑事辯護領域獨有，而是整個律師行業面臨的困境。由此可見，改善民營企業營商環境，實則與法律人自身的發展休戚與共。

剛剛生效的《民營經濟促進法》第三條以遞進式的表述，闡明了民營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重要地位：“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主力軍，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礎，是推動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力量。”一部法律在總則部分，對民營經濟的作用作出如此高度的概括，體現了黨和國家對民營經濟的重視程度。

談到民營經濟的刑事法問題，我覺得可能需要關注三部法律：一是今年4月30日通過、5月20日施行的《民營經濟促進法》，這是我們今天研討會的主題。二是要關注2023年底修訂通過、2024年7月1日施行的《公司法》。關于注冊資本的認繳登記制度，對股東未按期繳納出資設置了失權制度，這些都跟我們的討論主題有關。三是2023年刑法修正案（十二）。該修正案的立法目的之一，即在于加大對民營企業內部背信類犯罪的懲治力度。這里涉及到的罪名有：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為親友非法牟利罪、徇私舞弊低價折股出售公司企業資產罪，等等。所以，這些法律都會成為我們討論民營企業刑事法問題的相關法律依據。

民營企業的刑事法律問題在刑事實體法層面，與民事法律存在著明顯差異。我們的主題是“資本類犯罪”。對于民營企業而言，民事責任的核心是資本維持（如出資義務、資本維持義務等）。但是，從刑事的角度來說，資本維持類的刑事犯罪（如虛假出資、抽逃出資）并不多；在常錚主任主持完成的專題報告中也能夠看到這一點。究其原因，虛假出資實際上僅限于實繳類犯罪，而現在需要實繳的公司很少了，有明確限定。總體來說，抽逃出資也不是主要的犯罪類型。

在司法實踐中，民營企業涉及的犯罪類型，我個人的觀察主要有三類：

一是職務侵占罪。很多民營企業家搞不清楚在法律上公司和他本人是兩個獨立的法律人格，容易產生把公司資產作為自己資產來使用的混同問題。二是挪用資金罪。這兩類犯罪總體來說都是未能厘清在現代企業法人制度之下，即使企業是個人出資的（哪怕是一人公司），公司也是一個法律上的獨立人格、獨立的商事主體，與自然人是相互分離的。三是內幕交易罪。一些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或者股東利用未公開的內幕信息在證券交易中謀取利益。

此外，在刑事責任問題上，還會涉及到以下幾個具體問題：

一是隱名股東的責任問題。隱名股東作為實際控制人可能會承擔刑事責任，例如在重大責任事故罪或某些單位犯罪中，即使不是股東名冊上的股東，但作為實際控制人，依然可能成為單位犯罪的主體。

二是關聯企業問題。一些民營企業家實際控制多家關聯企業。新《公司法》確立了法人人格橫向穿透制度：若其作為股東濫用控制權，則須對關聯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三是一人公司或實質上一人公司問題。在犯罪領域將會觸發特殊規則。如在犯罪認定上，基于人格混同風險，當一人公司財產混同時，股東不能以有限責任公司為由逃避刑責。而在證明方面，股東需自證公司財產獨立于個人財產，否則將推定財產混同。

在程序法層面，刑事程序法學者關注的問題與民事法學者也存在一定的差異。

第一，涉案企業的財產權益保護問題。剛才樊崇義老師專門講到了涉案財物的相關問題。據我所知，最高檢也已經開始在就涉案財物問題做專項的司法解釋。我們誠摯希望，中央政法機關的相關規定和司法解釋，會對涉案企業的財產權益保護提供更有效的制度保障。

第二，涉案企業的刑事程序保障問題。去年，我們受全國人大常委會委托做了一個專題項目。我們注意到，自1996年《刑法》修改以來，單位已經成為基本的犯罪主體。刑法罪名中，有300多個罪名都可以構成單位犯罪。但遺憾的是，從1996年到現在接近30年，我們還未形成單位犯罪的專門刑事訴訟特別程序。表面上看，沒有程序規定的問題并不嚴重。因為最高法司法解釋規定了單位犯罪的審判程序和訴訟代表人制度，審判、追訴單位犯罪并不受影響。但在司法實踐中，因為單位犯罪的偵查、起訴活動缺乏明確的法律規范，致使涉案單位缺乏最基本的程序法保護。尤其是，近年來出現的“遠洋捕撈”現象，已經嚴重影響了地方社會經濟秩序。今年3月，公安部出臺了《公安機關跨省涉企犯罪案件管轄規定》，明確了涉企案件的異地管轄問題。但管轄問題只是單位犯罪程序保障中的一項具體內容。除此之外，單位犯罪案件的程序保護問題還有很多特殊之處，需要引起程序法學者的關注。

第三，涉案企業的強制措施問題。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強制措施是針對自然人而設置的。可是，當單位涉嫌犯罪時，可以對單位采取什么手段呢？司法實踐中，通常會采取查封和凍結。對于自然人犯罪，查封凍結影響不大；但對于一個企業而言，一旦凍結其經營賬戶或資金，這個企業幾乎就相當于死掉了。例如，我們在云南調研時注意到一個案件：一個民營企業家因涉嫌犯罪被立案偵查，六個月后，公安機關撤銷了案件，但是，其企業因長期無法妥善經營而瀕臨倒閉。所以，對單位的強制措施問題，需要重新構建一套區別于自然人的管控體系（自然人以人身自由管控為主，企業以資金流管控為主）。《民營經濟促進法》第六十條特別強調要“依法開展調查或者要求協助調查，應當避免或者盡量減少對正常生產經營活動產生的影響”。那么，怎么管控企業資金流才能盡可能降低對其正常生產經營的影響？在針對自然人犯罪案件中，我們努力的方向是“非羈押狀態下等待審判應該是刑事訴訟的一般原則”，以此盡量降低刑事追訴活動對個人正常生活的影響。那么，對涉案企業的資金管控，能不能探索出來一條新的制度路線呢？

第四，對于企業犯罪，程序保護還涉及一系列特殊性問題。比如，一家上市公司涉嫌犯罪，一旦啟動刑事立案調查，便可能重創其股價，且后續即便撤銷指控，損失亦難以挽回。因此，當我們談到涉案企業保護時，似乎與自然人的平等保護存在明顯差異。對于自然人，程序法保護不能因人而異、區別對待，而對企業主體，則需依據其規模、行業屬性及影響力，實施差異化保護措施。例如，小型超市、餐廳等傳統小微企業與跨區域、跨國經營的大型企業，抑或普通傳統小微企業與掌握核心技術的創新型企業乃至上市公司，其在程序保障上的制度安排理應有所區分。

在涉案企業保護問題上，我們一直在努力探尋其自身的規律。但坦率講，當我們走出刑事訴訟法學的傳統知識領域，而進入到商事、企業管理等領域時，我們的知識儲備明顯不足；我們需要重新去學習經濟法、經濟學和市場經濟規律。所以，我誠摯地希望，“刑商匯”能夠成為一個新的法治交流平臺，讓我們的刑事法學者、商法學者能夠更好地走出自己的書齋，更好地參與到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制建設當中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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