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5月29日，埃德蒙·希拉里與夏爾巴人丹增從南坡成功登頂珠穆朗瑪峰，宣告了人類登山事業的新紀元。竺可楨日記的1953年1-11月部分已經遺失，只留下了記事本中的相關內容，因此并不清楚他是否有關于希拉里登頂珠峰的評論。

1953年5月29日，來自新西蘭的34歲英國登山隊隊員埃德蒙·希拉里與39歲的尼泊爾向導丹增諾蓋一起沿南坡登上珠穆朗瑪峰。

同年12月14日，竺可楨與中科院地質所副研究員李璞談珠峰事宜。當時中國所關心的主要還是珠峰的命名權歸屬，以及中尼邊界的勘定問題。康熙時期所繪制的《皇輿全覽圖》對西藏的地名標注甚詳，其中1721年版本便標有“朱母朗馬阿林”的漢文字樣，然其經緯度與今天所測的實際情況相去甚遠。

19世紀中期之后，英國人在測量珠峰的過程中，將它以印度測量局局長Everest的名字加以命名，并一直在西方世界沿用至今。但藏人稱珠穆朗瑪的歷史顯然更為悠久，這是后來勘探珠峰的英國人自己亦承認的。

12月20日，竺可楨閱讀了羅開富（時任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員）《我們的珠穆朗瑪峰》一文，并作了相關記錄。1954年1月6日，竺又把珠穆郎瑪峰的相關材料交給中科院學術秘書處的張克明，要他組織一個座談會。

同年2月21日，竺可楨約北京大學教授林超談珠穆朗瑪峰的邊界問題。林超于1938年獲英國利物浦大學博士學位，歸國后歷任中山大學教授、西南聯合大學教授，后又長期在中國地理研究所工作。

根據林超的回憶，他于1950年調到北京清華大學，也是在竺可楨的支持之下。不過據竺可楨的日記，他一開始是應黃秉維的推薦，主張將林超留在籌備中的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南京）工作。

1950年3月22日，竺可楨收到黃秉維來函，“寄來推薦地理學方面人材，計有丁嘯、任美鍔、徐近之、林超、羅開富、李春芬、陳述彭等七人。”（《竺可楨全集》12，57）而據黃秉維本人的回憶，他之所以推薦林超至地理研究所工作，是因為“在我的心目中，他是哲學與歷史均有深厚素養的人文地理學家”。

4月27日，時任西北大學校長侯外廬派其秘書長張景新至竺可楨處，想請林超至西北大學教書。西北大學對此事似相當上心，6月4日，該校教務長又來北京，還是談約請林超一事。不過林本人不愿意去西北，后來遂作罷。

7月1日，葉企孫至竺可楨處相談，希望中科院地理所與清華合辦地理系，增聘林超與羅開富兩人，因為當時清華在地理方面只有王成組一位教師，竺答應與院里商議此事。

7月7日，竺可楨再與林超面談，表示清華有意聘他，“但須進革命大學先學習一時始行，因此暫時可在編譯局工作，至八月底進革大政治訓練班，自七月起月支一百萬元生活費。”（《竺可楨全集》12，136）林超對此安排似也滿意。

林超在回憶文章中還指出，在1952年院系調整時期，教育部原意將清華大學地理組合并到北京師范大學地理系，但學生和老師對此都有意見，有幾位學生還寫信給竺可楨，請求他的幫助。后在竺可楨的疏通下，教育部改為將清華的地理組合并到北大，成立地質地理系，林超也就轉任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教授。這一改動對中國地質與地理的人才培養影響甚深，“飲水思源，我們不能不感激竺老的幫助”。

此說確有根據。按竺可楨所記，1952年3月30日，王成組（時任清華大學地理組教授）來找竺商談，“知清華地理系將并入師大，因在北大單獨成系條件不夠，而黃海平（即黃國璋，時任北京師范大學地理系主任）下有若干人不能留師大云。”

4月17日，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周培源也到竺可楨處，談氣象系與地理系合并，及清華地理組學生寫信給竺可楨之事。竺表示，他已在前一月致函曾昭掄（時任教育部副部長），“告以余的意見，以為地學系應獨立在北大，因國家有此需要。如嫌人才不夠，則可將浙大地理系遷京。”（《竺可楨全集》12，601）

周培源和竺可楨都希望清華的氣象系和地理系能合并到北大而不是北師大，但當時的北大并無地理系，故有些棘手。周培源以為可將地理系并到經濟系，竺則覺得并入地質系亦可。就事后的結果來看，竺可楨的這封信似乎發揮了效果。

希拉里等人成功登頂珠峰之后，約翰·亨特（John Hunt）又出版了《攀登珠峰》（The ascent of Everest，1953年）一書，在全世界引發巨大的反響。因此，竺可楨“約林超費一點時間看了材料以后把經過寫出，以為日后開座談會時報告之用”。

《攀登珠峰》（ The ascent of Everest，1953年）

大約3個月后，5月16日，林超到竺可楨家中相談，表示在《大清一統志》內得到新的材料。又云“藏人對于珠穆郎瑪素有五姊妹之稱，迄今英文有N.Peak，S.Peak和W.Peak等。惟依我們圖，山南河流向東，而近Hillary圖則向南”。（《竺可楨全集》13，432）

林超向竺可楨所說的“新材料”，是指《大清一統志》中敘述西藏牛藏布河的地理時，有關于朱木拉馬山（即珠穆朗瑪）的記錄，且可與《皇輿全覽圖》一一對照。

當年8月，竺可楨還閱讀了張保升所寫的《珠穆朗瑪峰》（初稿），并不滿意。他覺得此文應當重寫，以報道事實為主。（《竺可楨全集》3，184）

林超關于珠穆朗瑪峰的研究，后來著成《珠穆朗瑪的發現與名稱》一文，發表于1958年第4期的《北京大學學報》。文章概述了中國歷史上關于珠穆朗瑪的地圖及記載，記述清楚，引證豐富。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呼吁，“1953年5月29日，由英人所組織的登山隊登峰成功。我們除了應提高警惕，還應該積極籌備組織自己的登山隊。從科學上國防上和國民體育上來看，我國的高山探險事業是有積極提倡的必要的。”

竺可楨要到第二年9月才讀到林超的這篇文章。第二天，他便到中關村地理所與林超和唐邦興（時任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實習員，及國家體委登山隊組長）談珠峰問題。

不過在1959年之前，中科院關注的重點還不是對珠峰進行科考。1956年，中國科學院正式成立綜合考察委員會之后，在4年之內共直接組織了十個考察隊，包括了黑龍江流域綜合研究、黃河中游水土保持工作等，并沒有涉及西藏地區的考察工作。雖然在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遠景科學發展規劃中，青藏高原綜合考察被列為重點項目，但具體工作尚未及展開。

同一時期，在政府的強力支持下，中國的登山運動已經開始起步。中蘇兩國組織了混合登山隊，于1956年7月31日成功攀登慕士塔格山，后又在8月共同登上距慕士塔格不遠的帕米爾高原第二高峰公格爾九別峰。

1957年，中華全國總工會組織了29人組成的貢嘎山登山隊，由史占春和許競分別擔任隊長、副隊長。登山隊在經歷重重困難，以及一名隊員丁行友（北京大學氣象專業助教）因雪崩被埋在雪中死亡的事故后，6名隊員終于在6月13日登頂。然而在下山的過程中，他們又遭遇暴風雪，3名隊員墜崖而亡，剩余的3人成功返回大本營。

當年6月17日，《人民日報》報導了登山隊登頂貢嘎成功的新聞，但并沒有提及其中三名登頂隊員已經犧牲。

登山隊出發之前，竺可楨在4月8日曾與當時尚是北大地理系研究生的崔之久隊員談了一個小時，并將約翰·亨特所著的《攀登珠峰》送給了他。竺還在扉頁上題簽：“之久同志將去貢嘎山，贈此書以壯其行。”不過在當時，竺還以為登山隊只是試攀貢嘎，沒想到他們會一次性登頂。

1958年4月10日，竺可楨閱讀了蘇聯地理學會季刊所發表的《中國西部的高山》(В Горах западного Китая)一文，其中對登慕士塔格峰的歷史作了回顧，并認為“1956年蘇聯與中國組織高山隊登慕士塔格成功，理由是有了充分準備和訓練，由中國塔什庫爾干作大本營，步步為營上山”。

第二天，竺可楨凌晨即起床，“把‘地理工作者任務’文加上一個尾巴，談攀登高峰事”。

這篇文章是他在綜合考察委員會上的一次會議講話稿，后以《地理工作者應該是向地球進軍的先鋒》為名發表于1958年6月的《地理知識》。在文章的結尾處，竺寫道，“圍繞我們祖國西疆喜馬拉雅山、喀拉昆侖山、天山，都矗立著7500米和8000米以上的高峰，它們正在向我們點頭招手，下挑戰書，要我們去攀登。”(《竺可楨全集》3，456)

到了13日，竺可楨又與參加貢嘎登山的崔之久相談，了解了登山的整個過程。崔之久與遇難的丁行友為同一組，雪崩時也被埋。不過崔比較幸運，面尚露于雪外，所以很快便爬出，并將另一位彭姓隊員救出，卻不見丁行友。十多分鐘后丁行友才被挖出，但已無呼吸。此次登山共遇難四人，是“由于事先訓練不夠。據云在貢噶每日下午二點后夏天均常有風暴，是對流所致。若事先知道地方氣候和雪崩時間地點，當不致出險，但無論如何戰勝了貢噶高峰”。

攀登珠峰

1958年4月，國家體委召開登山運動座談會，決定籌備成立中國登山協會。5月16日，登山運動處首先成立，史占春被任命為處長。

第二天，史占春與胡琳二人便到竺可楨處商談。竺可楨了解到國家體委擬組織登山協會，已任命體育委員會栗樹彬部長為主任，下設登山技術指導委員會和科學研究委員會。竺可楨便推舉“地質張文佑、李璞、馬杏垣，地理林超、施雅風，地物朱崗昆，植物吳征鎰、饒欽止，測量方俊、白敏，動物壽振黃。并推漆克昌（時任中科院綜考會副主任）加入登山協會為副主任。史占春即去年登上貢噶山和前年登慕士塔格山峰者。據云今年將開訓練班掌握登山技術，共100人，要院派20人，但迄今報名尚只10人”。

6月，中國登山協會正式成立，栗樹彬任主席，漆克昌、陳外歐、張文佑任副主席，史春春則擔任秘書長。

竺可楨提到的“訓練班”，是指為了選擇攀登珠穆朗瑪峰的隊員，于1958年6月所開辦的中國登山營第一期訓練班，設在北京香山公園的“鬼見愁”山頭。8月，訓練班又組成登山隊，赴甘肅祁連山成功登頂七一冰川主峰（海拔5120米）。

1958年6月初，中國科學院從地球物理所和地理所抽出學者，組建了一支冰川分隊，考察祁連山冰川，研究是否可以開發高山冰川水源。

在中科院領導和當地政府的支持下，這支分隊獨立成為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隊，僅用半年時間，便對祁連山冰川作了較為詳細的初步考察。其中的一項成果，便是登頂并命名了七一冰川。根據施雅風所述，之所以命名為七一冰川，是因為首次登上該冰川的時間正好是1958年7月1日。

從當事人的回憶看，當時的條件頗為艱苦。現在攀登常用的冰爪和雪套自然是沒有，就連釘鞋都欠缺，采用的是當地人的土辦法：“當地打獵的人穿的靴子，在鞋底綁上自制的釘子，就成了釘鞋。”

而為了攀登珠峰，國家專項投資修建了從日喀則到絨布寺的公路，全長328千米。1958年10月開始道路修建，第二年3月公路粗通，同年還安排了270萬元進行改善。兩相對比，更可看出政府對攀登 珠峰的支持力度。

攀登珠峰之前，中國科學院與國家體委在1959年聯合組織了科學考察隊，共四十余人，又分為氣象、水文、測量等七組，對以珠峰為中心的7000平方千米范圍內的地區進行了考察。當年10月8日，竺可楨至中關村地理所，與參加了科考活動的王明業（1949年畢業于浙江大學史地系，當時在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工作）交談。

據王明業所述，此次珠峰考察還有唐邦興與郭慶五兩位地理所同仁。他們是3月6日從拉薩出發，兩天后到日喀則，再五天到珠穆朗瑪峰腳下的絨布寺。在那里工作了近5個月之后，王等人于8月13日離山，9月14日回到北京。水文組等的考察工作則要到1960年4月才結束。

10月27日，竺可楨又至地理所會晤王明業。王明業言道，在“喜馬拉雅山區時曾見到有人〔說〕看到雪人。說尼泊爾和藏人均怕雪人，說他臂力過人而臭氣熏天，喜吃生牛羊肉，所以尼泊爾人不敢逼視，聞風而逃，因此遂使雪人變為不可捉摸的東西”。竺可楨則表示，可以中科院的名義舉辦此次科考的展覽會。

12月17日下午，中科院開會討論1959年西藏科學小組工作。第二天早上繼續開會，再討論1960年的西藏綜合考察工作。

12月30日下午，竺可楨又約去年十月入藏的登山隊談話。回京的中科院人員寫就動植物、地質、土壤報告，在當天“貢獻給院黨組，作為獻禮”。竺可楨接受獻禮后致詞，并談了將來的出版和標本處置問題。

1960年2月，珠峰登山隊正式成立，史占春擔任隊長，隊員共214人。登山隊大隊人員于3月19日抵達大本營，之后進行了三次適應性行軍，最后抵達8500米海拔處。然而在那個時候，已經有兩位科考隊員（蘭州大學地理學助教汪璣、北京大學教師邵子慶）因嚴重的高原反應和缺氧而死亡。

當時的天氣突然變差，攀登計劃瀕臨流產。但由于正處中尼兩國談判的關鍵時刻，周恩來總理發來電報指示，“一定要登上珠穆朗瑪峰”。因此，原來已經計劃打道回府的登山隊，重新部署，展開了最后的登頂計劃。

5月17日開始第四次行軍，其中又分四線，當晚便抵達6400米處的3號營地。一、二線隊伍于19日到達7400米營地，21日又至7600米營地。第二天，準備沖頂的突擊隊員和運輸隊員抵達8100米營地。23日，4名突擊隊員王富洲、屈銀華、貢布和劉連滿到達了最終的8500米營地。

24日，他們開始了最終的登頂，但在攀登最為艱險的“第二臺階”時，花費了7個小時，到達8700米海拔時已經是晚上19點了。之后，其中三人繼續連夜前進（另一位登山隊員劉連滿因身體不能支持，留在了8700米處），最終于25日凌晨4點20分登頂。

略有遺憾的是，三位隊員登頂時尚未日出，故沒有辦法拍攝頂峰的資料照片。貢布拿出一面五星紅旗和一尊毛澤東半身塑像，放置于頂峰。停留了15分鐘之后，三人開始下山，并成功與劉連滿會合。

竺可楨在5月25日的日記中，對登頂的具體情況有簡要但精準的描述，這應該為后來所補記。根據第二天的日記，竺可楨是在26日當天的人大常委會上，從彭真秘書長處得知這個消息的。

8月5日，人在青島的竺可楨至湛山路紡織工業療養院，準備看望療養中的史占春隊長、許競副隊長等人。然而等他到達時，卻發現登山隊許多隊員，及新華社記者共百余人聚在會議廳等候，大出他的意外。在會面中，“史隊長講了幾句話后，我賀他們登山成功是歷史上和地理上一件大事。西洋人所做不到的事我們做到了，中國人真站起來了。我去是去探聞這次登山經過。據云氣候報告起了相當作用，在6500m的氣象臺報告五月十七至廿二應是好天氣，因此20號登山至7600m，21號至8100m，23號至8500米，24號九點出發赴山頂，至二十五日北京時4h10'到達山頂”。

關于珠峰的首次科學考察結果，則于1962年結集為《珠穆朗瑪峰地區科學考察報告》，由科學出版社出版。

登頂珠峰之后，西藏科考的工作仍然在繼續，當時共有100多人次參加考察，其成員分別來自中國科學院的研究所、大專院校、產業部門以及西藏自治區的有關單位。

1962年6月4日，中國科學院組織了關于西藏考察隊1961年工作報告的討論會。竺可楨覺得報告的學術性太少，且對于林業完全未提。最后，趙東旭代表西藏隊做了總結報告，“1961年考察以日喀則、江孜、那曲三區為主。研究考察人員80人，連司機等109人。去年共用廿五萬元，兩年前人雖較少，但用40萬元(共八十多人)。”

7月3日，竺可楨又與冷冰、孫鴻烈及漆克昌等人談西藏的綜合考察。據當時的計劃，1965-1967三年先做好綜合考察工作，1968-1970三年再做進一步大規模考察（200-300人），然后以兩年時間寫成報告。

中國的首次攀登珠峰，可謂是以舉國之力實現。為了運送物資的飛機能夠抵達，政府修建了定日機場，并專門調撥了兩架飛機，且在一年間便修筑了從日喀則到大本營的公路。而登山隊大本營所設置的氣象臺，在當時來說也極為先進。

首登希夏邦馬峰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登山裝備尤其是呼吸裝置有了突破性的進步，推動人類向8000米高山不斷進軍。1950年6月，法國登山隊員埃爾佐與拉什納爾兩人成功登頂世界第十高峰安娜普爾納峰（8091米）。之后，不到十年的時間里，除了位于西藏聶拉木縣的希夏邦馬峰，所有8000米以上的高峰都已經被人類征服。

1956年以后，許多國家的登山組織頻頻向中國申請攀登希夏邦馬峰。中國則計劃獨自攀登這座唯一完全位于中國境內的8000米以上高峰。

從1961到1963年，中國登山隊已經組織了三次針對希夏邦馬的實地考察，并擬訂了可能的攀登路線。1963年8月，國家體委請示報告國務院及黨中央，準備于1964年四五月間攀登希夏邦馬峰。

1963年12月13日，竺可楨讀到綜考會來文，得知總工會計劃于1964年登高僧贊峰（即希夏邦馬峰，藏名Shisha Pungma，意為“高山缺氧，氣候嚴酷”），并請綜考會組織一個科學隊伍同往。竺以為“過去一年綜考會想入藏，總未能成事實，因總工會認為增加負擔不肯應允。體委因有賀龍副總理的主持自然容易核準，我們有此機會自不應該輕易放過”。

當天下午三點，竺可楨又至中關村地理所與黃秉維所長談此事，黃表示施雅風曾到西藏做冰川工作，竺也覺得他適宜作為副隊長或隊長。竺并請黃秉維準備一份關于希夏邦馬地理的材料。

12月20日，秘書沈文雄來竺可楨處相談，竺得知中國體育運動委員會將在明天召集中科院各所、綜考會、北大、地質部、氣象局等單位代表，討論1964年攀登希夏邦馬峰之事，同時將組織一支綜合科學考察隊。第二天的會議最終決定組織一支十五、六人的測量隊伍。

12月26日晚，竺可楨在民族飯店與施雅風商談，后者在當年已經由格爾木入過西藏，當時他的主要工作是去檢查青海安多縣土門格勒煤礦上所建的凍土觀測站。施表示“從蘭州至格爾木三〔天〕,從格爾木至拉薩，此路較可靠，但旅客較辛苦。如走昌都則住宿地方較好，但路險不可靠，但曾去波密見山上有大泥流為別處所未見”。

所謂由格爾木入藏，也就是走青藏公路，即今天的國道109。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軍委會便決定先修青藏公路的西玉段（西寧到玉樹）。經過兩年的艱苦修建，1944年10月完成全路工程，共投資2.7億余元。可由于當時對高原筑路缺乏經驗，公路的修筑情況很不理想，通車后沒有正式使用，并未發揮應有的作用。

1954年9月起，青藏公路修建隊先行試修了從格爾木到霍霍西里（即今可可西里）約300千米的道路，并于當年底順利完工。接著，修筑隊便開始進一步的修建工作，在當年12月15日完成了全長1200千米公路的搶通工作。1956-1958年，該公路又實施了第一次改建工程。

施雅風所說的另一條昌都線，也就是川藏公路，當時稱康藏公路，即今天的318國道。該公路于1950年4月13日自雅安金雞關破土動工，到1954年12月25日建成通車，全長2200余千米。

12月25日當天，拉薩、雅康、西寧三地分別舉行了隆重的通車典禮大會。毛澤東主席書寫題詞，祝賀康藏、青藏兩條公路的通車。

自1950年8月起，滇藏公路（即214國道）也開始施工，但在通車至麗江后便告停工，后來又陸續復工修建，遲至1973年10月才修到芒康，宣告貫通，實際施工時間超過11年。

1964年初，希夏邦馬峰登山隊正式成立，由206人組成，以許競為隊長。其下設5個分隊，運動員分成三隊，四分隊是后勤人員，五分隊則為科學考察人員，全隊共14人，隊長施雅風，副隊長劉東生。科學考察隊下又分四組：測量、冰川、地質、地貌及第四紀地質。

登山大本營設在希夏邦馬峰北坡海拔5000米的平原上。從大本營至頂峰全長約36千米，其間共建了6個高山營地。其中冰雪與巖石的分界線是在5800米營地處（即2號營地），再往上便全是冰雪區。穿過800米長的冰塔群，以及雪崩區和冰雪陡坡之后，便可到達6300米營地（3號營地）。

據施雅風的回憶，他登上了6200米左右的冰磧山頂，“看到了最古老的冰川堆積”。而同行的科考隊員中，登上這個高度的還不到一半。后面的行程對他們來說太難了，因此海拔7000米以上地段的冰雪樣品和巖石資料，是由繼續上行的登山運動員們幫他們取得的。

冰川學家施雅風帶領科學考察隊員走進冰洞進行考察

經過三次行軍之后，登山隊決定于4月25日從大本營出發登頂。4月28日，頂登隊員抵達6900米營地（4號營地），在休息了一天之后，再于30日到達7500米營地（5號營地）。

5月1日中午，登山隊員抵達7700米營地（6號營地，即最后的突擊營地）。第二天凌晨，10名突擊隊員分成三結組，向頂峰進發。

事先，登山隊已經設計了兩條路線，一條是直線上攀陡坡，到冰瀑區上部后，橫切登頂；另一條是從一開始便斜切，通過冰瀑區，再上攀登頂。在當天，突擊隊員經過實地觀察與分析，選擇了第二條路線。不過實際上，真正的攀登路線與路線二還是有所不同。

早上10點20分，10名隊員全部登頂成功。據當天登頂的隊員陳三所述，“頂峰象一只翹起的船頭，是一個向東北傾斜的三角地形。前進方向的左邊，是一道約1米高的雪墻，右邊是一個凸起不大的雪坡，南面是筆直的懸崖，頂峰全是被雪所覆蓋著。”隊員們在峰頂停留了約40分鐘，并把“毛主席塑象、五星紅旗和許競隊長的留言一起安放在峰頂之上”。總體而言，此次登山可以說相當順利和成功。

許競等十名運動員于1964年5月2日北京時間十時二十分把五星紅旗插上希夏邦馬峰頂。

竺可楨在當天的日記中詳細記載了希夏邦馬峰的攀登過程，并表示在登頂隊員中，“許競我在青島曾見過，已37歲，曾登新疆慕士塔格山（7546m）和四川貢嘎山（7590）。王富洲29歲，曾于1960年登上珠穆朗瑪。鄔宗岳31歲，陳三29歲，成天亮24歲，尚有索南多吉28，朱馬扎西28，多吉28，云登27，四人是藏族”。

6月6日晚，賀龍副總理在民族宮宴請登上希夏邦馬峰的登山隊員及看護、醫生和隨從人員。與竺可楨同桌的有“登上希夏邦馬的鄔宗岳，1960年第一個人登上珠穆朗瑪的屈銀華，和王富洲。鄔宗岳，四川人，原在成都地質學院。據說希夏邦馬頂峰上均為冰雪，不見巖石。此次登山不及1960年之艱苦，因去年已登至7100米處，有經驗在先，高度有人在山下測量，氣候站在五千一百公尺處云”。（《竺可楨全集》17，151）

在這幾人中，鄔宗岳也參加了第一次攀登珠峰的活動，并作為二線隊員，和屈銀華等人一起到達了8500米處的突擊營地，但沒有進行最后的登頂。1975年，鄔宗岳又參加了男女混合珠峰登山隊，再一次嘗試登頂珠峰。還是在8500米附近處，他因拍攝紀錄電影不幸滾墜而亡，時年42歲，最終未能見到珠穆朗瑪峰頂的日出。登頂隊員在下山時，于8200米海拔處發現了鄔宗岳的遺體，用石塊將他掩埋，永留于高山。

第二天下午，竺可楨又至人大禮堂參加首都各界歡迎登山隊征服希夏邦馬峰的活動，由萬里市長主持。登山隊隊長許競在活動上作了簡單報告，介紹了此次登山的具體情形。當天晚上，北京市委又召開歡迎晚宴，并放映了由鄔宗岳所攝的登頂希夏邦馬紀錄片。

6月26日，竺可楨至中科院參加由地學部召集的希夏邦馬登山隊科學考察報告。竺記錄道：

科學考察原十四人，其中隊長施雅風和冰川組二人尚在西藏，蘭州地理所一人未到外，今日到崔之久（北大）等九人。此外到者有北大習東光、樂森球、張席提、測量局局長陳外歐。院中到者李、張二副院長、謝秘書長、地學部尹主任、李秉樞副主任等。劉東生作了報告，說明這一次科學考察于今年一月開始籌備，三月即出發，五月二日登山隊登上希夏邦馬后，于七日即撤退。但得登山隊的幫助，若干人如王富洲、鄔宗岳等還搜集了標本。全隊分測量、冰川、地質、古生物四組。測量組測量得200方km地區圖，測定希夏邦馬海拔為8012.06m（外國圖上均作8013m）。雪線高度為6000米（Von Humboldt，喜馬拉雅北坡5067，Central Asia,p.214,Vol.3）。冰川最長為耶勃落冰川（即后文所述的野博康加勒冰川），長13.5km。采掘了五千公尺以上冰川標本直至10m，最低溫度在深2m處，為-9°.4和-10.9°。七千〈尺?〔米〕以上，粒雪甚普遍，表明雪仍融化。巖石層向北傾斜角度不大，砂巖中有闊葉樹葉子，石灰巖中有珊瑚，在定日得爬蟲動物的肋骨，直徑24cm，齒長達10cm，疑是魚龍一類，為泥盆紀至石炭紀時代化石（樂森璕以為是泥盆紀）。在山上，生理上不少反應，如紅血球增多，指甲變形，頭發脫落，肝臟肺均變大。據說經驗是早上吃好，中午吃飽，晚上吃少。但也不知原因。希望登山隊、氣象和生理醫務的人一同總結。總結于7/20日寫出初步報告，到年底結束。希望科學出版社印100頁大的圖集，新華社能協同印出。（《竺可楨全集》17，167）

根據1966年所出版的《希夏邦馬峰地區科學考察報告》，科學考察隊除了測制從希夏邦馬峰到大本營的路線地形圖之外，在冰川方面主要研究了野博康加勒冰川，取得了6900-8012米地段的冰雪樣品。在地質和地貌方面，科考隊在5700-5900米采集到了第三紀晚期地層（約250萬年到164萬年前）中的高山櫟化石。此外，科考隊還發現了一些新的生物類型，如定日蘇熱山的魚龍化石。

在這些科學發現中，高山櫟化石的取得似乎是最具價值的。此類植物目前生長在海拔3000米左右的高山中，由此而推斷，在過去200多萬年中，該地區已經上升了近3000米。這是人們第一次對喜馬拉雅地區的海拔上升程度有了較為準確的估計，無怪于后來受到國際注目。

7月1日早上，竺可楨又與尹贊勛等至香山飯店，與劉東生等相談。竺可楨表示出圖集一事有困難，科學出版社目前承印不了，因任務太重。（后來正式出版圖片集時，該書是由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制印。）至于編輯一部關于科學考察的記錄電影，倒是問題不大，但困難還在于經費。據竺估計，做成35mm的格式要三萬多元，16mm則為二萬元，所以需與中科院計劃局商議。

當天中午，竺可楨即會見了計劃局副局長夏光韋，得知當年中科院的經費第一次超出預算，所以需要追加。

大約也是從計劃局處獲知了相關經費情況，竺可楨在當天的日記中又記錄道：“這次登山隊與科學考察經費，1963-64兩個季度，據云原預〔算〕150萬元，只用60萬元。隊伍共190人，外加科學考察十四人，每人去拉薩來回旅費500元，在藏時每人伙食等@4.50元，此外加筑路經費以及裝備等。認為如下次科學考察以三四十人入藏，則二十萬元即足。估計每人只需費二千元加上設備。但如明年要入藏，目前即要準備。今年科學考察準備太匆促，一月份底通知，三月中即入藏。但一切運輸是有依靠的，如單獨干，又是一回事了。”

竺可楨所說的記錄影片，后來還是拍了。當年8月19日，竺可楨到北京科學會堂剛落成的禮堂，看試演的科學影片，第一部便是關于希夏邦馬峰的科學調查。該禮堂是為幾天后將召開的“北京科學討論會”而建，據竺所記，“單禮堂而已，可坐650人，對于聲、光、電等盡是最新設備，所以花了一百卅五萬元人民幣。”而據施雅風的追憶，這次試演也是“北京科學討論會”組織方所要求的。

當年8月21-31日，“北京科學討論會”正式召開，這是新中國成立后所辦的第一次大型國際學術會議，接待規格極高。開幕式在人民大會堂三樓大宴會廳舉行，朱德、陳毅等國家領導都到場，聶榮臻副總理發表現場賀辭。竺可楨參加開幕式后覺得“形式極為莊嚴，每個座位均有耳機，可以聽到中、英、法、西班牙文的翻譯”。

會議原計劃每四年舉辦一次，不過實際上只辦了一屆。參會國家達44個，正式代表有360余人，共提交論文299篇，光是翻譯便配置了200人。

在會議前后，中國媒體方面都給予了大量的報導。會議結束之后，《人民日報》贊揚其“開創世界科學史上的新紀元”，《土木工程學報》的編輯部評論甚至認為這是“世界科學史上的空前盛舉”。不過據當年曾參與操持會議的薛攀皋先生的回憶，這仍然是一次政治意義大于科學意義的會議。

在這次科學討論會上，施雅風與劉東生的《希夏邦馬峰地區科學考察的初步報告》也作了宣講（8月29日），放映了希夏邦馬峰的紀錄電影 ，并布置了考察成果展覽，據言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中科院對希夏邦馬峰的科學考察工作也評價頗高。1965年1月27日召開的當年第一次院務常務會議上，討論了1964年度中科院歸于計劃局的重要研究成果，基礎理論方面共有六項，包括了胰島素研制、藍田猿人頭骨發現等，希夏邦馬科學考察也列于其中。

1965年3月4日，竺可楨早上至中科院辦公，“閱改《希夏邦馬集序言》一稿”。6月7日的日記中，竺可楨又“把《希夏邦馬登山隊照相集》的英文序言交還”。對此英文序言，竺可楨似乎相當不滿，表示 “此集系四五個月前施雅風交來，未言明要寫英文序言。數日前得英文序言稿，過自吹噓，而英文也寫得不夠順當。我以為像這類宣傳品不必要院中負責人的序言，只要把登山緣起寫明就好。十年前中蘇爬登新疆莎車附近的慕士塔格山Mt. Mustagh，高7564m，稱為冰山之父。出一本英文Conquering theFather of the Icy Mountain《征服冰山之父》，說明嫌簡略，但尚得體。”

竺可楨在這里所指的應當是1966年1月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希夏邦馬峰科學考察圖片集》。該書前言只有一頁，相當簡略，且最終成稿中并無英文序言，大約是編者聽了竺可楨的意見，抽掉了文章。

同一時期，科考隊還編輯了一本《希夏邦馬峰地區科學考察報告》，收錄了數十篇的相關研究論文，頗為全面。據施雅風所述，這本著作早在1965年便已編好了，1966年出了排好版的書樣。但由于“文革”的爆發，已經排好版的考察報告被毀。1976年以后，施雅風和劉東生又找到科學出版社，請出版社重新對書稿進行排版，并最終于1982年出版。

再次考察珠穆朗瑪峰

1966-1968年，中國科學院再次組織了珠穆朗瑪峰地區的科學考察。這一次的考察隊伍由全國30個單位的130人組成，考察了雅魯藏布江以南約5萬平方千米的高山地區。此次科考工作仍然是與國家體委再次攀登珠峰的計劃相配合。

1964年9月，竺可楨召集討論了第二年赴藏考察問題。就會議的討論來看，不少人提出，由于當時中科院正全力進行西南考察工作，原西藏考察隊已經并入到西南考察隊，很難抽出人手。會議初定對藏東南的波密地區進行考察，“綜考范圍包括林芝、東久、通麥、波密、松宗，均在林芝專區以內，面積50000〔平方〕公里。”

中國科學院西南地區綜合考察隊成立于1963年，以水文學家郭敬輝為隊長，成員共300多人，在四川及川滇黔地區作了歷時3年的野外考察，因此科學院在人手上確實存在困難。

同一時期，國家體委已經研究決定，要再次攀登珠峰。1965年4月，西藏工委常委會議討論成立攀登珠峰指揮部，并在同年進行了兩次偵察工作。

1965年8月24日早上，竺可楨到科學會堂“參加〔審看〕體育委員會今年在西藏珠穆朗瑪登山試探登峰路線的影片，到李四光、吳有訓兩副院長及尹贊勛主任、馬溶之、夏光韋、施雅風、劉東生、冷冰、張文佑等本院同人。體委方面到登山隊隊長許競、王富洲及主任祝捷。影片把上珠峰東、西、北三面的〔各〕條路線作了詳細探查。1960年上山的路線也重新查復，知道五年來冰川和積雪大大減少”。

所謂珠峰東、西、北三面的各條路線，指的是先行的偵察隊對珠峰北坡和西山脊、東北山脊進行了全面考察，并由此提出了三個攀登方案，其目標是在攀登路線和難度上超過1963年美國登山隊所創下的紀錄。不過，在1966年初所擬定的攀登珠峰初步方案還是選擇了沿北坡攀登這條較有把握的線路，也就是“北上南下”方案。

隨著第二次攀登珠峰排上行程，中科院西藏科考工作的重點也從波密地區轉向了珠峰地區。

1965年8月27日，竺可楨參加院內各單位關于1966年入藏科學考察的會議，包括了地理、地質、植物、動物等十二個研究所，以及生物學部、地學部、綜考會等。竺在會議上指出，當年9月1日西藏自治區將正式成立，因此“建設西藏已到了日程上來，所以有加速調查西藏資源情況之需要。再加以體委登山隊決計定1966-1967為登珠穆朗瑪峰之年，已通過經費三百五十萬元人民幣，作為此用。并要組織700人隊伍入藏，極盼科學考察同時進行，并給我們以100個名額，并可給以器材運輸和供給設備伙食的便利”。竺可楨和裴麗生副院長商談，擬寫出報告呈交中科院再轉聶榮臻副總理批，“這樣西藏考察便成為國家任務”。11月8日，聶榮臻副總理對這份《關于珠穆朗瑪峰地區科學考察報告》作了批示，由此展開了1966-1968年的珠峰科考工作。

8月29日，竺可楨與院內各所談1966-1967年去西藏考察的準備狀況，據統計當時報名去藏的人數已達200人。

9月1日早上，竺可楨又參加了1966-1967年度珠穆朗瑪峰科學計劃討論會。這次會議“除科學院外，有北大侯仁之、王乃梁，中央氣象局程純樞，體委登山處運動健將王鳳桐、王富洲，及測量總局和地質學院等單位”。在會議上，竺可楨首先談了此次考察珠穆朗瑪峰的目的，是因為西藏自治區成立后，將迅速進行經濟建設，所以科學考察也必須加速。

竺接著指出，“過去1951-52、60-62及64希夏邦馬考察，第一次是隨張經武將軍入藏，二次和三次均和登山隊合作。這次最初兩年也和登山隊合作，但要在西藏建立科學考察的根”。接著由施雅風談1966—1967年的具體計劃。“緣這次考察登山隊經費已定為三百五十萬元人民幣，隊伍七百人。1/5是藏族，在5000米高的云霧寺?建立大本營基地。要在今年秋9—10月，明春2—3月，和9—10月三次訓練，然后于67年4—5月間登上珠峰，人數至少20人之多。科學隊伍不必一定同受訓練，但如高山生理、氣象、冰川，以受訓為宜云云。科學項目有：(1)珠峰地區地殼結構運動變化與礦產資源。(2)珠峰自然分帶與資源。(3)珠峰地區冰川氣象。(4)高山地區生理與珠峰區大地測量與制圖”。（《竺可楨全集》17，540）

1966年初，科學考察隊分組（生理組、地質組、自然地理組和水利組）陸續入藏，直到7月初，由于“文革”而撤回北京。10月13日，竺可楨與吳有訓兩位副院長約西藏考察隊談當年的科考工作，竺在日記中對此記錄甚詳，這顯然是基于事后所整理的文件。

1966年11月，《1967年攀登珠穆朗瑪峰計劃》正式確定，提出了關于登頂人數的三種設想（分別是22人，16人和10人），并于第二年初制定了具體的行動計劃。然而由于“文革”的進一步開展，此次攀登活動最終夭折。

1967年1月13日，竺可楨與吳有訓約談西藏考察隊李云龍，不過李未到。當年的科考任務頗重，因為原計劃是于5月攀登珠峰，但困難在于科考隊三個隊的隊長都被所屬單位評為黑幫，“隊長劉東生，在地質所作為反動的學術權威戴高帽。副隊長施雅風在蘭州冰川凍土沙漠研究所，去年七月從西南回蘭州，一到所就被戴高帽，作為黑幫頭子處理。另一政治副隊長冷冰也被西藏工作隊人員評為走資產階級路線，不適于做領導。今年西藏隊應于一月間即出發赴西藏，現半個月將過去，所以我急欲知道今年工作如何進行”。（《竺可楨全集》18，355）

盡管遇到重重困難，且攀登珠峰活動最終取消，但珠峰地區的科考工作仍然在繼續進行。1967年12月12日下午，竺可楨參加了當年度的珠峰科學考察總結會議。據李云龍的報告，當年實際入藏工作了兩個月，“出發時遇到途中有斷橋而河流不可渡，幾至于回頭。以后因已有批判，所以不顧困難，能大家決定過河。前進時得西藏軍區的幫助，他們派了一排兵始終和我們在一起。”不過與過去工作先看文獻的方法不同，具體的科考路線在“文革”中改以通過群眾討論來決定，“先開〔現〕場會議，抓突出矛盾，也大學了解放軍”。此時的竺可楨已經經歷了“革命”的洗禮，謙虛地發言表示，“我來參加會是抱小學生學習態度，因為我是一個思想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聽了大家發言得益不少云云”。

這幾年科考工作的成果，后來以《珠穆朗瑪峰地區科學考察報告》（1966-1968）為名，于1975年由科學出版社分冊結集出版。據其中的文章所述，科考隊在珠峰北坡進行了大面積的地面立體攝影測量，并編制了大比例尺的地形圖，對珠峰地區的冰川數量、面積進行了精密的統計。

從1959到1975年，中國共進行了三次珠穆朗瑪峰地區的綜合科學考察，規模可稱空前。竺可楨作為中國科學院“綜合考察委員會”的主任，對高山科學考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對登山運動也相當關注，這是因為在那個時期，攀登運動與高山科考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回過頭來看，始于18世紀末的現代登山探險，所推崇的是好奇心和冒險精神，所反映的是進入近代社會之后，人類渴望征服自然、尋找未知的心理狀態。而中國的攀登珠峰事業，雖然帶著濃厚的政治背景，卻也確實創造了中國登山史上的奠基性一頁。

現在的我們，能夠配備輕便的登山裝備，在向導的幫助下，沿著成熟線路登上雪山之巔，或許已經很難體會先行者們的實際心情了。然而登頂之后的那份獨特心理感受，那種奇妙而難以在現實生活中復制的幸福感，卻又應該是跨越時間與空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而是四海相通的。

（謹以此文紀念在歷次登山運動和高原考察中犧牲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