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兩天的文章里，我介紹了在抗戰期間，湖南和廣東兩省省政府的遷移過程，今天我們了解一下江西省政府是怎么遷徙的。

1938年6月，日軍溯長江而上直撲武漢，于6月26日占領馬當要塞，7月25日占領九江。江西門戶洞開，南昌岌岌可危。

當時的江西省主席為熊式輝（1931年-1942年主政江西）。面對日軍的進攻， 熊式輝 還是做了一定的遷移省政府的預案。早在1935年，他就提出了“ 以贛南為后方基地”的構想，在吉安、泰和儲備物資，修建簡易公路。在馬當失守后，熊式輝也立即制定了“以吉安為中轉站，泰和為終極后方”的撤離計劃。

1938年10月25日，武漢淪陷，日軍第11軍直撲贛北。熊式輝下令：“十日內，非核心機構全部撤離。”江西省政府開始疏散，這時離南昌失陷還有差不多半年時間。

教育廳，建設廳、學校、農業院、圖書館等與戰爭關聯度不大的機構第一批撤離。他們還帶了古籍12萬冊，教學儀器300箱，良種牲畜80頭。因為攜帶物資多，第一批撤離人員走水路。具體撤退路線為： 南昌碼頭→豐城→樟樹鎮（遭空襲，改夜航）→ 新干→ 峽江→ 吉水→ 吉安白鷺洲碼頭。

第一批撤離人員的團隊在溯贛江而上的時候，船隊被日軍偵察機發現，10月4日，日軍6架轟炸機前來轟炸，在樟樹江面炸沉民船17艘，隊伍死傷47人，200多箱檔案沉入江底。為了躲避轟炸，船隊改為夜航。11月9日晚，財政廳貨船在黑夜中觸暗礁沉沒，損失銀元箱8個，銀元約5萬枚。

1939年1月4日起，第二批人員開始撤離南昌。這批人員以后勤和經濟機構為主，包括財政廳、衛生處、戰時貿易局、難民工廠技工等。隊伍攜帶省金庫庫黃金1.2噸、銀元47萬枚、西藥200箱、紡織機械40臺。吸取了第一撤離的教訓，這批人員改走陸路，經向塘、撫州，到吉安。車隊由軍隊武裝押運。

1939年3月17日，日軍開始進攻南昌外圍。江西省政府核心機關開始撤離，人員包括省政府秘書處，保安司令部，警察總隊等。隊伍攜帶全省戶籍冊、軍用地圖、密電碼本、省政府印信。撤離具體路線為：南昌→豐城→樟樹→新干→吉水→吉安（晝伏夜出）。省主席熊式輝和保安處長于3月21日，乘裝甲車撤出。

這批人員撤出之后，還留了一批斷后者。他們是保安第3團1營（營長李懷民），警察局爆破隊，民政廳5名地理測繪員。這些斷后人員焚毀未及運走的檔案、炸毀浙贛鐵路南昌段，除了兩名測繪員化妝逃脫以外，余者全部陣亡。3月23日，斷后人員發出最后一封電報：“昌字絕電：各廳處印信已攜出，勿為敵用。焚庫殉國，職份所在。李懷民。”日軍第101師團占領省政府大樓，發現僅余灰燼與斷墻。

江西省政府遷至吉安以后，也僅僅把這作為臨時中轉站。吉安地處贛江平原，無險可守，緊靠贛江水路，日軍可以隨時溯江而上，城市目標又大，容易遭到空襲。

因此，江西省政府在吉安稍作休整后，就于四月份遷往泰和鎮上田村，臨省的浙江大學也遷到了這里。自1939年4月起，駐扎在泰和的有江西省政府絕大部分機關，兩百多家工廠，浙江大學等二十多所學校。泰和成為了江西抗戰的大后方，人口劇增。

這么多人涌入泰和，能利用的祠堂和民房等都住進了人，各機關還要自建簡易房屋。江西省政府機關用房就以竹木搭建，省主席熊式輝在竹屋辦公6年，自稱“竹園主人”。

1941年，因為在江西執政太久，又與陳誠系矛盾漸深，還得罪了在贛南搞“新政”的小蔣，熊式輝被老蔣撤換，原政治部次長曹浩森接任江西省主席。但老蔣對熊式輝執政江西的方式還是比較認可的，在給曹浩森的電報中說：“贛政貴在守成，勿作更張。”因此曹浩森基本上還是按照熊式輝遺留的思路在管理省政府。

1944年，日軍發動了“打通大陸交通線”的豫湘桂戰役，并于1945年1月4日從贛州和韶關分兵合擊泰和。此時，原駐贛南的第100軍已經被抽調支援長衡會戰，泰和的防御力量只剩下一個800人的江西寶安第三團。曹浩森后來也與小蔣發生矛盾，致使修筑防御工事的經費被小蔣挪走，泰和軍事防御能力薄弱。

1月15日，日軍攻占贛州。第二天下午，曹浩森召集省府會議決定撤離，并命令保安團在馬家洲阻擊日軍，以爭取時間。1月17日起，省政府陸續經興國撤退到寧都。撤退隊伍有省政府職員及家屬2000余人，保安團三個團隨之撤離。

馬家洲阻擊戰，保安團陣亡217人，含一名營長；日軍陣亡87人，含一名少佐（數據來源為日軍戰報）。此次阻擊戰，為江西省政府撤離贏得了時間。

因為此次撤離比較倉促，僅用汽車運走機密文件檔案。農學院的20頭良種牛沒來的及運走，藏在山里，被日軍發現劫掠作為了軍糧。

1月21日，江西省政府的隊伍陸續達到寧都，駐曾氏宗祠，黃家祠堂和文廟等地。

1945年9月，江西省政府機構陸續返回南昌，結束長達6年多的流徙。

縱觀江西省政府在抗戰中的幾次遷徙過程，全程未出現大的混亂，沒有發生湖南省政府遷移被土匪打劫，廣東省政府遷移一片混亂等情形。無論是熊式輝還是曹浩森的表現都還可圈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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