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石庫門里弄縱橫交錯，嵌套復雜，為抗戰時期的隱蔽戰線發展提供了天然屏障。在留存至今的上海里弄民居里，隱藏著抗戰秘史。

撰文：澎湃新聞記者 錢雪兒

1937年8月，八路軍駐滬辦事處（兼新四軍駐滬辦事處）在福煦路多福里（今延安中路504弄）成立。這是一幢坐北朝南兩層樓的老式石庫門房屋，底樓東廂房是會客室，二樓東廂房是臥室，后樓是報務員、譯電員宿舍，樓梯拐角處的墻上掛著一架電話機。

多福里外觀

八路軍駐滬辦事處（兼新四軍駐滬辦事處）舊址位置圖，來源：《上海市行號路圖錄》，1939年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前，八路軍駐滬辦事處（以下簡稱“八辦”）的活動是公開的，李克農、潘漢年、劉少文曾先后任主任，主要工作是同社會各界人士和抗日人民團體建立聯系；出版《內部通訊》《民族公論》《文獻》等刊物，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為八路軍、新四軍采購物資和器材。日軍占領上海后，租界成為“孤島”。“八辦”遷至薩坡賽路264號（今淡水路192號），并轉入半公開和地下活動，一直堅持到1939年年底。

1960年前后，“八辦”舊址先后經孟進、劉少文、張紀恩、李克農等回憶或踏勘，并訪問附近居民而確認。1962年9月7日，該址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現為民宅。

八路軍駐滬辦事處（兼新四軍駐滬辦事處）舊址銘牌

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副教授潘玥長期關注這些老建筑，他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指出：抗戰時期，上海石庫門里弄的社會與民眾生活空間承載了普通民眾在戰爭中的具體記憶，展現出戰爭狀態下城市日常生活的肌理。

“我認為，日常空間的記憶挖掘是當前城市遺產保護最需要關注的方向”，潘玥說道，“普通人在戰爭中的堅韌、苦難與溫情，同樣是民族記憶不可或缺的部分。”

里弄里的秘密抗戰

上海的石庫門里弄縱橫交錯，嵌套復雜，為抗戰時期的隱蔽戰線發展提供了天然屏障。在今天所留存的上海里弄民居里，隱藏著抗戰的“秘史”。

在今天永嘉路291弄慎成里內，有一處中共江蘇省委機關舊址。1937年11月，中共江蘇省委在上海成立，以上海的工作為重點，同時領導江蘇、浙江兩省黨組織的工作。從1937年11月至1942年底，江蘇省委組織部部長王堯山的住處成為省委的主要機關之一。為確保安全，5年里，他曾4度搬家。

1937年12月，王堯山寓所從威海衛路（今威海路）720號遷址巨籟達路同福里（今巨鹿路211弄）16號，底層有客堂間和臥室，王堯山、趙先夫婦住底層。趙先原在小學教書，搬來這里后辭去教職，除擔任省婦委部分工作外，專職掩護省委機關。

中共江蘇省委機關（同福里）舊址舊影

據趙先回憶，當時省委會議每周1次，多數就是在同福里的住所召開。會議一般開1天，如果上午開始，就在她家吃午飯，飯后必打一會兒撲克牌，以掩人耳目。當時，中共江蘇省委領導實現職業化、社會化、群眾化。曾擔任江蘇省委書記的劉曉公開身份先是麥倫中學國文教師，后任關勒銘金筆廠常務董事，王堯山則開了一家小文具店。

1938年秋，江蘇省委機關遷址蒲石路（今長樂路）504號，之后多次搬遷。1939年4月，江蘇省委機關又轉遷到西愛咸斯路慎成里64號（今永嘉路291弄66號）。由王堯山夫婦作二房東，劉曉一家人作三房客，掩護省委活動。從抗日戰爭起，劉曉領導上海地下黨的秘密工作十多年。位于今天愚園路579弄內的一幢三層磚木小樓曾是劉曉的住所之一，1947年至1949年，劉曉曾在此居住。

中共江蘇省委機關蒲石路舊址舊景

如今，在上海的黃浦、虹口等區，已設有“紅色建筑路線”，通過整合紅色歷史建筑、舊址和紀念地，呈現革命歷史。在潘玥看來，像紅色建筑路線那樣，面向公眾設計出抗戰建筑的行走路線是“完全可能，而且非常必要”的。

“‘紅色建筑’的梳理和路線設計已經非常成熟，提供了很好的范本。對于抗戰建筑，我們應該做得更深入、更多元。”她說，有必要對全市范圍內的抗戰建筑遺存進行普查，“范圍不僅僅是掛牌的保護建筑，還要包括散落在里弄、郊區的未定級遺存。”由此也能串聯出城市行走的路線，比如，“以地下組織活動據點、秘密電臺舊址、進步書店等組成的地下斗爭路線，展示隱蔽戰線上斗智斗勇的故事等等。”

“孤島”時期的里弄營造

在抗戰時期，上海大批建筑被毀。1937年8月13日，日軍向上海發起進攻，至11月11日，上海除租界以外全部淪陷。在戰爭中，上海5000多家工廠有2000家全部被毀，另有2000家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上海的學校、醫院等文教衛生建筑亦遭到嚴重破壞，戰爭造成100多萬居民無家可歸。大量難民和大批資本家都涌進租界這一安全區域，形成了一個短暫的“孤島繁榮”時期，也帶來了里弄住宅建造活動的興盛。

《上海百年建筑史1840—1949》一書中寫道，“孤島”時期上海租界內主要建造的是大量新式里弄和小型公寓以及一部分花園里弄，如建于 1938年的上方花園、建于1939年的上海新村和建于1941年的裕華新村。

上方花園鳥瞰圖

上方花園位于今淮海中路1285弄，原是英籍猶太人沙發的私人花園，名為“沙發花園”。1933年花園出售給浙江興業銀行，用于建造職員住宅。1940年元旦，浙江興業銀行在《申報》上刊登啟事，發布“沙發花園”住宅區第四批住宅的開發信息：“本行信托部為服務社會解決居住問題起見，特將自置地產建筑各種住宅連同基地分售……并代客設計、招標、制圖、監工。”

1938年到1941年，花園里弄住宅在此分批建造，風格各異，既有裝飾簡潔的現代式，也有緩坡筒瓦的西班牙式。其中，作為三、四兩期開發的南部兩排里，單元用地規模驟然變小，從北部的150平米左右縮小到70平米，反映了戰爭時期房荒和通脹背景下的歷史特征。

1940年元旦，浙江興業銀行在《申報》上刊登啟事

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副教授朱宇暉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提到，“孤島”時期建筑營造的繁榮與文學上的井噴相連，張愛玲是“孤島”時代文學的代表作家。1939年，張愛玲和母親、姑姑住進常德公寓，1942年返回上海后與姑姑第二次住在該樓。

這是她在上海居住時間最長的公寓，她在這里完成了《金鎖記》《封鎖》《紅玫瑰與白玫瑰》《傾城之戀》等代表作。而在散文《公寓生活記趣》里，她寫道，“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有評論認為，張愛玲規避戰爭場面的直接描寫，而專注于戰爭中人的日常生活，開辟了當時淪陷區文學的新面向。

常德公寓舊影

“‘孤島’時期建筑營造的繁榮不會像文學上的那么明顯，大約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孤島就沒有它的特殊性了，營造活動也不再那么密集。”朱宇暉說。無論如何，“孤島”時期的里弄營造折射了當時人們在戰爭夾縫中的生存狀態，也在戰后持續影響著上海的城市肌理。

深入里弄的口述記憶

張惠琴1933年出生在上海嘉善路62弄26號，日后作為水利工程師參與過上海黃浦江引水工程結構設計。在《中國建筑口述史文庫第6輯》里，記錄了她對于戰時弄堂的記憶。

“嘉善路62弄以低收入的平民居住為主，建有二十多幢普通石庫門住宅和一個煙草廠，每幢住宅用地緊湊，單開間、南北朝向。我們26號在煙草廠對面，早些年間連水泥路都沒有延伸進來，一下雨，泥地就變成泥塘，外部環境蠻差的。花園洋房、新式里弄和舊里之間都有大門相隔，不能穿來穿去。小時候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擁有一幢花園洋房。解放后，這些分割大門被拆走，這個街坊才四通八達。”

搜索資料，還能發現更多像這樣的口述史，記錄著抗戰時期上海普通人的生活狀態。20多年前，文史專家蘇智良在搜集“八一三”淞滬抗戰史料時，遇見了一個陌生的名字——饒家駒。

這位法國神父1913年來到上海傳教，抗戰時設立南市難民保護區，救了很多中國人。為了讓這段故事從歷史中浮現，2014年，蘇智良帶領學生們去尋訪饒家駒的歷史痕跡，在當年南市安全區所在的老城廂尋找戰爭的親歷者。經過“大海撈針”，找到一位家住南王醫馬弄86歲的王曉梅。她沒有見過饒家駒，但記得“有一個神父，一直做好事，幫助中國人”。

當時的豫園施粥處 （圖源：微信公眾號“上海通志館”）

抗戰時期，上海淪陷區的許多里弄都成了難民區。2015年時，一群曾經居住在虹口提籃橋地區的老人們相聚在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回憶七十年前的弄堂往事，當年他們有許多鄰居都是猶太難民。

居住在唐山路599弄的曲滋枚記得，離她家不遠的舟山路大菜場里，有許多猶太難民來買菜購物，“那時的舟山路可熱鬧了，外國人隨處可見，商店里外國商品很多，記憶中對罐頭、巧克力之類的食品，都是從那時開始認識的。”居住在唐山路三益邨的李惠榮則回憶，“1945年夏季的一天傍晚，只聽到遠處弄堂里傳來了喧嘩聲……第二天，我們才從大人那里得知日本侵略者投降了。”

二戰期間，逃難到上海的猶太難民

在上海的里弄民居里，有過各種苦樂參半的、鮮活的日子。潘玥認為，英雄性的紀念碑固然重要，但普通人在戰爭中的堅韌、苦難與溫情，同樣是民族記憶里不可或缺的部分。

“對于石庫門這類‘活態’的居住遺產，其記憶挖掘和呈現必須更加細膩和人性化”，她建議道，“最核心的工作是要像做田野調查一樣，深入到這些里弄中去，與今天的老年居民、或者曾經居住于此的家庭后代進行深入的訪談，記錄他們的‘家族記憶’。他們可能會告訴你，哪家的亭子間曾經藏過地下黨員，哪條弄堂口發生過小規模的沖突，戰爭時期如何憑票證領米，空襲警報響起時大家會躲到哪里。這些鮮活的、個人化的故事，是宏大歷史敘事的最佳補充。”

如今，經歷過抗戰的里弄有很多仍然有居民居住。對此，潘玥認為，在不改變原有居住功能的前提下，可以嘗試利用里弄中一些廢棄的公共空間，“比如一個廢棄的傳達室、一個小小的廂房，建立‘里弄記憶陳列室’或‘社區微型博物館’。展品可以來自居民的捐贈，如一張泛黃的照片、一封戰時的家信、一個用過的舊物件，這種由社區居民共同參與建立的博物館，最有生命力。”

另一方面，對于已經被改造或拆除的區域，潘玥呼吁加倍努力進行“搶救性記錄”。通過查閱歷史檔案、舊地圖、報紙，結合老居民的口述，盡可能地在數字空間中復原其歷史面貌和空間故事，“這是一種意圖‘為未來者言’的文化事業，也是公眾教育者必須思考去做的工作。”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