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案人員、辦案機關與辯護律師之間需要有司法信用，辦案人員、司法機關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屬之間，同樣需要司法信用。認罪認罰就是司法信用的最直觀表現。

在祁女士這個案件中，一審階段，偵查人員告訴她，事情很小，配合調查把事情解釋清楚，問題不大；于是，她積極主動配合調查，主動帶領偵查人員去自己存放書籍的地方，主動提供自己向境外購買涉案書籍的記錄，主動協助辦案人員整理涉案的聊天記錄，主動退繳贓款等。

檢察官也都告訴她，認罪認罰從寬處理。于是，她認罪認罰，并且簽了認罪認罰具結書，換來有期徒刑三年至四年，可適用緩刑的量刑建議。截至此時，祁女士和家屬都認為，司法是有溫度的，辦案人員是講信用的，配合調查是可以從寬處理的。

然而，一審判決結果，出乎所有人意料。法院不認可祁女士的從犯地位，不認可認罪認罰具結書、不認可檢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議，直接判決祁女士有期徒刑十一年。

對于祁女士和他家屬，司法信用在此刻崩塌，他們感覺自己身陷一場精心策劃的“騙局”。

于是，案件到了二審階段。我們多次與二審經辦人溝通、耐心解釋，希望能有好的結果。二審經辦人也認為一審確實量刑過重，這已經是有改判機會的跡象。

我們把消息告訴家屬。家屬冷冷地說“以前他們也是這么說的，但結果還是那樣，沒什么用，還是等判決結果吧。”

二審法院確定要開庭審理此案，我們把這個消息告訴家屬，二審法院覺得一審判決有較大問題，可能會改判，才會確定開庭的，這已經是利好的跡象。

然而，家屬冷冷地說：“這都沒有用，不一定會改判，一審也是開庭的，也還是判那么重，還是等判決結果吧。”

二審開庭前，我們多次溝通，爭取與檢察官當面解釋我們的辯護意見和證據材料。“我們和法院進行了多次溝通、解釋過，他們初步認為一審有較大問題，所以決定進行開庭審理，我們想爭取您的支持。”經過當面溝通，檢察官當場表態：“支持的，你們提供了客觀的證據，我們沒有理由不支持。”這是很好的消息，二審階段，檢察院不反對辯護律師提供的證據和發表的辯護意見，可以讓法院明白，檢察院也同意支持辯護律師的證據和辯護意見。最終形成檢察院、律師都認為一審判決有問題的局面，讓法院更可能接受辯護律師的證據和辯護意見。

當我們興奮地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家屬，家屬雖然表情上略感欣喜，但還是冷冷地說：“還是看判決吧，如果檢察官的意見如果有用，一審就不會判11年。”

家屬說的每一句都符合邏輯，看起來很有道理，但每一句都流露出他對司法的極度不信任，司法信用在他內心中，曾經存在的，但一審裁判結果，讓他改觀，認為不存在司法信用這東西。

二審檢察員出庭意見認為，一審公訴機關根據事實、情節，認定上訴人為從犯，提出有期徒刑三年至四年，可適用緩刑的量刑建議，沒有明顯不當。一審法院在認定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基礎上，對法律適用產生不同意見，直接判處上訴人有期徒刑十一年，量刑確實過重。二審階段辯護人提交的證據材料，真實性沒問題，也有關聯性，請法院核實。法院核實后，對上訴人適用緩刑，也適當。

法庭辯論的最后，我們提出，一審判決后，上訴人及其家屬對司法信用曾一度失去信心。二審決定開庭，又再一次點燃了他們對司法信用的信心。我們懇請法院充分考慮上訴人的犯罪數量、罪責大小以及其他實際情況，按照原審公訴機關的量刑建議作出判決。

開完庭，雖然二審結果未定，但家屬看完庭審，又帶來了希望，認為司法信用好像又回來了。但他們已經不抱多大希望，能改判輕一點，少個三五年，已經是他們最大的奢望了。

“剛收到判決，二審改判了。改判為有期徒刑四年。”當我把這個消息告訴他，電話那頭深感震驚。家屬難以置信：“這么好的嗎？”這句話，我聽出了家屬的心聲，二審裁判結果完全超出了他的預料，他們欣喜若狂。這份判決，無疑彌補了家屬對司法信用的信心。

其實，二審階段，包括辯護律師、檢察官、法官，做的重要工作何嘗不是在修復崩塌的司法信用。這個案件二審庭審，是我們開過“最和諧”的一次庭審，二審檢察員完全同意辯護律師的意見，法官也公允審查案件事實，耐心傾聽當事人的解釋。控辯審都試圖小心翼翼地修復坍塌的司法信用，重建上訴人和家屬對司法信用的信心。

我們辦的邱先生涉嫌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一案，也有類似感受。邱先生寫好自述材料準備自首時被抓，歸案后邱先生認罪悔罪，認罪筆錄穩定一致。偵查機關、監察機關在聯合調查時，已經明確跟他說，你準備自首，還如實供述，可以認定自首，到時候判三四年差不多。領導都這么說了，邱先生感恩戴德。公安機關的起訴意見書也很誠信認定邱先生具有自首情節。

然而，后續辦案機關認為，邱先生的行為不屬于自首，取消了邱先生的自首情節，還提出了出乎邱先生及其家屬、辯護律師預料的量刑建議——有期徒刑九年六個月（當時刑法規定頂格量刑為有期徒刑十年）。

邱先生和家屬非常失望，“怎么一點都不講誠信？當時談好的自首怎么沒有？當時談好的認罪認罰從寬處理怎么沒有？”

我怎么解釋都無法回答他們的疑問，因為確實太重，我們也第一次遇到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建議量刑這么重的，而且，該結果與我自己與經辦人溝通的情況都不符，這么重的量刑建議完全超出我的預料。

在邱先生和家屬心中，司法信用此刻似乎已經不復存在。

從法律人的角度看，我都可以理解，不論是自首情節還是量刑建議，每個訴訟階段的經辦人作為這個階段的裁判者，都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不同的司法機關、不同的經辦人員，對自首情節和量刑輕重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但是，邱先生和家屬不會理解的，即便理解也不會接受的。在他們看來，不論是公安機關、監察機關、檢察機關還是法院，都是“穿一條褲子”的司法機關。他們眼里不會去區分哪個辦案機關，不論哪個辦案機關的表態和決定，都代表了司法信用。

實際上，不論哪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他家屬不會區分哪個辦案機關。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他們眼中，每一個司法機關都是“政府”，都代表了“國家權威”，每一個司法機關、司法人員的言行，都代表了“司法信用”。一旦某個環節對他們失信，他們不會認為具體人員的失信，只會認為“政府”的失信，司法機關的“失信”，司法信用會遭受極大的貶損。

這與律師群體的信譽是類似的。個別律師的行為失當，委托人或者社會大眾不僅僅會說“某律師如何如何”，很可能會說“你們律師如何如何”，律師群體的信譽在當事人或社會大眾心中會受到一定的貶損。

所以，司法信用需要法律人小心翼翼地維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