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臺劇發力有目共睹。

但評分天花板始終沒變——

《我們與惡的距離》。

六年前的第一部，刷新了大眾對臺劇的認知。

而今年推出的續作，沿用原來的班底，也被賦以超高期待值。

誰知面世的過程卻波折重重。

先是疫情影響。

再是劇中演員孟耿如，因牽扯丈夫黃子佼的臺版「N號房」事件丑聞被抵制。

《與惡2》劇方只得應觀眾要求刪減其戲份。

數次定檔撤檔后，終于播出。

口碑雖然不算差，但跟前作比還是掉了一檔。

歷來神作難逃續集魔咒，這部難道也一樣？

來吧，看看咋回事——

《我們與惡的距離2》

續作翻車？

與第一部一樣，《與惡2》的故事也始于一樁無差別殺人案。

24歲男子胡冠駿，在一家超市外縱火，點燃一輛摩托車。

火勢蔓延，釀成5死12傷的悲劇。

犯罪者對罪行供認不諱，言行看似毫無悔意，引發眾怒。

不過，兩部的內容重點差異不小。

第一部聚焦犯罪過后，對眾多社會議題進行自檢與重建。

第二部的內容，算得上是對第一部的補充。

它嘗試回答了前作懸置的問題：是什么造就了一個無差別殺人犯？

要回答這個問題難度極大，絕不是一句兩句說得清的。

第二部評分下跌的原因，也由此而來。

比如，人物關系龐雜，時間線跨度大。

縱火案背后涉及6個家庭、幾十個角色、前后20多年的糾葛。

內容細碎且每兩集變換一次時間節點，帶來混亂感，提升了理解難度。

十集的體量，很多人看到第四集才大概搞清楚人物關系。

更何況，劇集探討的問題也遠比第一部更具爭議：

「如果一個精神病人殺了人，我們到底該怎么判他？」

這個問題，不僅司法界爭論多年，現實中也幾乎沒有共識。

因為它觸碰的是最根本的情感矛盾——理性與情感的沖突。

當一個人因為精神疾病殺人，是否意味著他就可以不受懲罰？

那受害者家庭的痛苦，又該由誰來償還？

正是這種議題本身的復雜性，使其幾乎是以一種自我挑戰的姿態，投入一場沒有標準答案的爭論之中。

也因如此，看完最后一集后，魚叔反而確信這部劇沒有爛尾。

我們仍能從貌似繁冗的故事里，看到依然鋒利的「問題之刃」。

最核心的那把刀，正對準一個極其沉重的問題：

一個精神病患者，是如何成為殺人犯的？

一個精神病患者是如何成為殺人犯的？

此劇不是在為殺人犯辯護。

而是用幾乎令人窒息的情節，展示了胡冠駿成為兇手的全過程——

這個男孩，并非天生的惡人。

他自幼患有自閉、注意力障礙，無法集中精神，學習困難，交際能力差。

小時候無法專注畫畫、理解不了數學題。

因為難以管教，就被丟到外婆家。

長大后，又成為校園沖突的常客：

成績差、行為異常、和老師頂嘴、與同學無法相處……問題愈演愈烈。

父母本是中產階級，經濟無憂，也曾全力投入。

帶他看病吃藥、安排保姆、不停換學校。

但一次次復發、失控、校方和其他家長的投訴，讓他們從「無條件的愛」逐漸滑向「沉甸甸的責任感」。

他們徹底放棄了，認定生了一個惡童，轉而將重心放在了弟弟的身上。

劇中有一幕，胡冠駿又和同學起了沖突，被老師叫了家長。

原本并不是他的問題，他也極力解釋。

但因為他的「累累罪狀」，沒有人相信他的說法，所有人都將矛頭對準他。

父親也第一時間怒罵，「為什么要搞這些麻煩？」

再后來被退學、被隔離，被送進醫院。

精神科的醫生很溫柔，少年法官也對他充滿耐心。

但在他眼中，那些善意背后，依然是一種區隔。

他感受到的不是「平等的照顧」，而是「被區別對待」的羞恥。

逐漸地，他學會了怎么表面上當一個正常人。

裝出平靜、有禮貌、懂規則的樣子，好盡快離開醫院。

但真正的連接沒有建立，他始終是一個難以融入環境的異類。

成年后，他和父母漸漸斷絕聯系，靠打零工謀生。

也曾嘗試「正常生活」。

交了女朋友，女友懷孕。

似乎命運開始松動。

可現實立刻反撲。

他在超市打工時，被同事排擠，被老板無故辭退。

他沒有錢買藥、繳房租，基本生存都難以為繼。

恰逢女友懷孕，他找到關心他的醫師借錢，被拒絕。

找老板也無果，找父親求助也被趕出門。

一氣之下，才放火燒了老板的機車。

卻沒料，火勢迅速蔓延，整個超市都被燒。

超市里的安全門因故障鎖死，里面的人無法及時逃出，才釀成了人命。

受害者中，就包括那位始終關心他的少年法官和她年幼的孩子。

這場悲劇最殘酷之處在于，胡冠駿并非被徹底放棄過。

他曾被無數人試圖接住——但接住的人，不是系統，而是幾個「個體」。

他們曾用盡力氣托舉他，卻無法抵抗整個社會的不接納。

而胡冠駿自己，也未曾沒有努力過。

他的犯案，不只是他個人的崩塌，也是整個系統的失守。

在縱火案中喪生的少年法官及其女兒，恰是胡冠駿的精神科醫生。

失去妻女后，醫生也終于崩潰，甚至動了私刑復仇的念頭。

這是人之常情。

可這種情緒，面對「如何看待精神病人犯罪」這個問題，依然無法輕松作答。

能否避免一個精神病患成為殺人犯？

《與惡2》沒有輕易給出答案。

但它用「對照組」的方式，展示了一些可能性。

劇中那位少年法官，之所以在所有人都放棄「問題兒童」時，執著地堅持陪伴，嘗試感化。

是因為，她曾經也被認為是問題兒童，幾乎要被父親放棄。

但在她母親不懈的陪伴下，不僅順利長大，還成為一個相當優秀的少年法官。

還有另一個精神病患者角色，同樣因疾病導致家庭暴力。

在確診后積極接受治療，本已逐漸康復。

但在疫情期間，一次斷藥、加上社交隔離和恐慌情緒疊加，他病發并誤殺了一名法警。

最終他被判無罪，但要監禁看護，接受進一步治療。

經過治療，他也變成了一個溫和、負責的丈夫和父親。

可能有很多人都無法接受這樣的結局。

的確，現實中也有很多例子，每次一有殺人犯因精神疾病脫罪的新聞，都有大量反對聲。

因為這無疑挑戰了有罪必罰的常識性認知。

人們會覺得失去了安全感，為受害者家庭覺得不公，呼吁死刑，或終身監禁。

但，和上一部所表達的一樣，這部劇講述這些故事也是為了說明：

精神疾病不等于惡，防治系統的有效運行，才能真正預防、減少犯罪。

很多時候，人們對精神病患者的誤解與恐懼，遠比疾病本身更具破壞力。

每次患者失控，最先被指責的，往往是「為什么要讓他在外面亂跑？」

可恰恰是這種標簽、區隔、排斥、懶政……

讓很多家庭不敢送孩子去看病，不敢公開尋求幫助。

很多人也因此不愿意成為精神病醫生，導致人力不足。

這一切，反而都埋下了更危險的因子。

劇中也精準地揭示了另一種悲劇循環：

當一個患病父親入獄后，他們的孩子被推向社會邊緣，到哪都受盡白眼，為求生存也走向犯罪道路。

這條悲劇的鏈條下，是惡的再生產，更是社會系統的整體潰敗。

因而，當我們輕易地將「精神病殺人」歸結為「個人問題」。

實際上是在對整個公衛系統、司法制度、社會支持網絡的失職視而不見。

此外，很多人無法接受殺人犯因精神問題脫罪，也是因為存在一個很大的誤解——

以為「因精神問題脫罪」就等于「免罰」，就是當庭釋放了事。

其實遠非如此。

他們往往要經歷長期的矯治與監管程序，家庭也要承擔相應的賠償。

很多罪犯重蹈覆轍，再次走上犯罪道路。

也是因為這方面的制度本身就殘缺不全，投入不足。

大多時候，人們只是為了避免這些復雜、繁瑣的工作，選擇用私刑、牢獄之苦了結。

但這部劇最后，也發出追問：死刑真的能夠救贖嗎？

結尾，胡冠駿被判死刑。

在很多觀眾看來，這可能是唯一能安慰受害者的方式。

但劇中角色卻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到最后也沒有求饒，沒有因此痛苦。

甚至有人發現，他故意擺出冷血、玩世不恭的態度，似乎就像是在期待死刑。

對他而言，疾病所伴隨的自毀性傾向一直沒能根治。

在這種情況下，死刑對他而言，就是解脫、是了結。

而這，恰恰讓懲罰本身失去了意義。

所以，我們到底該怎么做？

《與惡2》在結尾留下一連串擲地有聲的問題。

我們真有能力，讓每一個精神疾病患者，都能在犯案前被接住嗎？

我們有足夠的資源、法律與社會機制，避免「下一個胡冠駿」嗎？

在死刑之外，我們是否能構建出真正的公共安全體系？

這都比判一個人死，更復雜，更難，也更重要。

這部寫滿了希望和絕望的劇，并不治愈，也沒有提供答案。

但魚叔認為它沒有爛尾，是因為它確實完成了大部分華語劇都沒能做到的事：

真正地直面惡的根源，并追問我們社會能否承受救贖的代價。

而在這個問題被回答之前。

我們與惡的距離，仍舊并不遙遠。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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