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城遺址，又名托庫孜薩來遺址，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喀什地區(qū)巴楚縣托庫孜薩來塔格山與包爾其山形成的巨大豁口北部，托庫孜薩來塔格山南端，為新疆境內(nèi)古絲綢之路中道上的一個重要古城遺址。巴楚縣新落成的巴楚博物館，也是以唐王城遺址為原型來設計建造的。

記者｜何映宇

今年5月1日，巴楚縣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唐王城遺址正式對外開放。這座承載著千年絲路記憶的古城遺址，在系統(tǒng)性保護與開發(fā)后，以全新姿態(tài)向世人敞開懷抱。

唐王城遺址，又名托庫孜薩來遺址，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喀什地區(qū)巴楚縣托庫孜薩來塔格山與包爾其山形成的巨大豁口北部，托庫孜薩來塔格山南端，為新疆境內(nèi)古絲綢之路中道上的一個重要古城遺址。巴楚縣新落成的巴楚博物館，也是以唐王城遺址為原型來設計建造的。

5月23日，《新民周刊》記者來到了這座神秘的遺址，面對滿目蒼涼，尋幽探秘，追尋古人的遺跡。

承載著千年絲路記憶的唐王城遺址。攝影/王哲

班超在盤橐城統(tǒng)一西域

清光緒年間的一個黃昏，忽然之間，一場猝不及防的狂風吹來，吹起漫天風沙。一名樵夫，不得不躲進了一個廢棄的遺址之中。這個遺址，正是托庫孜薩來。維吾爾語“托庫孜薩來”，意即“九座宮殿”或“九座驛站”。又因為樵夫在廢墟里撿到了幾枚唐代的開元通寶，因而這里又被稱為“唐王城”。清代學者王樹楠編撰《新疆圖志》記載：“今城（巴楚）東北一百五十里，圖木舒克九臺北山有廢城，樵者于土中掘得開元錢，因呼為唐王城。”

北京大學教授林梅村認為，唐王城在漢代時，就是班超駐守的盤橐城。盤橐城，又叫作“艾斯克薩”城，曾經(jīng)是西域三十六國之一的疏勒國宮城。在歷史上，盤橐城是絲綢之路上翻越帕米爾高原之后東進的第一大站，處于西域南部幾個小國之間，地理位置極為重要。公元73年，這里成為了班超經(jīng)營西域的大本營，班超立足疏勒，蕩平匈奴勢力，完成了統(tǒng)一西域的宏偉大業(yè)，所以有的史料干脆呼其為“班超城”。

班超，是我國東漢時期著名的民族英雄，他是大史學家、《漢書》作者班固的弟弟，曾以一人之力平定西域五十五國，創(chuàng)下了古今未有的奇跡。《資治通鑒》記載：“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盡也。滅此虜，則善破膽，功成事立矣。’”這正是“不入虎穴，不得虎子”這個成語的出處。

班超在盤橐城遭遇外敵圍困，憑借堅強的意志，堅守一年，等到漢朝援軍趕到，擊潰圍困之敵，鞏固了漢朝在西域的統(tǒng)治。

班超威震西域，也得到了疏勒國王族貴女的青睞，兩人互生情愫，最終結(jié)為伴侶。但班超的政敵李邑卻上告朝廷，說班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nèi)顧心”。無奈之下，班超只好休了自己的疏勒妻子，才勉強得到了漢明帝的信任。

班超與疏勒妻子生下了兒子班勇，班勇在漢安帝時撰述西域事甚詳，填補糾正了《漢書·西域傳》記載之疏漏與舛誤，成為南朝宋人范曄撰寫《后漢書·西域傳》的寶貴資料。《后漢書·西域傳》中漢延光四年（125年）之前事略都為班勇所記。班勇撰寫的《西域記》也是中國最早專門記述西域各族和中亞各國情況的重要文獻。

跨越時空的傳奇

1906年6月，法國探險家伯希和率領(lǐng)的考察隊來到了亞洲腹地。10月，他抵達了新疆托庫孜薩來遺址，面對這片廢墟，他興致勃勃，期望發(fā)現(xiàn)些什么。一開始，他認為這片廢墟之中埋著一座神秘的皇陵。因為“托庫孜薩來”的意思就是“九座宮殿”，當時居民中流傳著這樣的傳言：廢墟中埋葬著唐朝的皇帝。

這顯然不切實際。而且向?qū)λf：幾年前，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來過這里，并沒有什么有價值的收獲。但是伯希和并沒有放棄，在這片荒涼的土地上，他用馬鞭鞭梢隨意扒拉著土塊。突然，一個意外的發(fā)現(xiàn)讓他眼前一亮。

在當天的筆記中，他寫道：“我擔心遺漏，走到廢墟最后一個角落，也是最遠的地方，一個做工精細、近乎完整的人手造像驅(qū)走了我所有的疑團。”10月29日至12月15日，伯希和在托庫孜薩來古城進行了為期一個多月的發(fā)掘和調(diào)查，在廢墟中發(fā)掘出了一片規(guī)模巨大的佛寺群。這是在新疆乃至中亞，都極為罕見的古佛寺遺址。

在現(xiàn)在叫托庫孜薩來古寺的地方，伯希和盜掘出各類文物400多件，其中有佛頭128件，一批婆羅謎文和漢文殘片，另有大批彩色塑像、浮雕壁畫裝飾和精美壁畫。這批文物現(xiàn)藏于巴黎的吉美博物館。從托庫孜薩來古寺中挖掘出5幅完整的佛本生故事灰泥塑像，就是灰泥塑像的起源地阿富汗，都已經(jīng)難覓此類灰泥塑像的蹤跡，可以說是彌足珍貴。

在托庫孜薩來，他們對古城的形制和規(guī)模并未做充分記錄，只是由伯希和的助手測量師路易·瓦楊在發(fā)掘期間測繪了一幅包括古城主要區(qū)域的平面圖。在佛寺遺址上，A區(qū)遺址兩側(cè)有多間小佛殿。有供養(yǎng)人立像和頭像，有佛頭和菩薩頭，明顯受中亞早期佛教造像中犍陀羅風格的影響。同時亦帶有西域本地塑像的特點，基本可以判斷為公元四五世紀的塑像。

B區(qū)的建筑受到嚴重損毀，可能建造于公元6世紀，其建筑風格顯示出與龜茲伽藍的關(guān)系。在B區(qū)確實挖掘出唐代的開元通寶，表明之前樵夫發(fā)現(xiàn)托庫孜薩來并撿到開元通寶的傳說并非空穴來風，亦表明這座古寺至遲到唐代時仍在使用。從時間上來看，這座古寺可能從魏晉時期一直延續(xù)到唐代，經(jīng)歷過三個世紀的興盛。佛教寺院的長期繁榮，表明這里應該曾經(jīng)是一座城池。而伯希和當時卻不清楚，在歷史上，這座城池曾經(jīng)叫什么名字。

1908年5月，斯坦因調(diào)查了托庫孜薩來古城及其周邊的古代遺址，在1928年出版的考古報告《亞洲腹地考古圖記》中，細致地描繪了古城周邊的山川地形，標示出了村鎮(zhèn)分布和古跡方位，明確提出這座古城是唐代龜茲與疏勒交通線上的重要據(jù)點。

1926年，斯文·赫定第五次來到中國。他們與北京大學考古學會組成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進行考古發(fā)掘。1929年9月，36歲的黃文弼隨科考團來到了唐王城，在當?shù)亻_展調(diào)查和勘測，對古城的形制進行了記錄。在后來出版的《塔里木盆地考古記》中，他寫道：“計城三重，城墻已毀，現(xiàn)僅余墻基。內(nèi)城自山腰繞至地面，計七百五十六米。山腳亦有古房屋建筑遺址……外城計一千零八米，接內(nèi)城，繞于平地至山巔，接大外城。大外城則由外城繞山頭直至山南根，計周一千六百六十八米。在南山根尚有古房屋遺跡及墓葬。但已被中外人盜掘凈盡。”又依據(jù)《新唐書·地理志》中保存的賈耽《皇華四達記》佚文“據(jù)史德城，龜茲境也，一曰郁頭州，在赤河北岸孤石山”，考訂古城為“龜茲之據(jù)史德城，唐之郁頭州城”。

黃文弼先生考古挖掘點。攝影/王哲

黃文弼在9月6日的日記中記載，他們那天在當?shù)赝诔隽艘恍┠乖幔麄兎Q之為“拱拜”，出土“經(jīng)紙數(shù)塊”。只是可惜，這幾件紙質(zhì)文書上的文字，當時無人能懂。更讓人覺得遺憾的是，這幾件珍貴文物在抗戰(zhàn)中毀于戰(zhàn)火，其中隱藏的秘密，再也無人知曉。80年后，中國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劉子凡在黃文弼給胡適的信中發(fā)現(xiàn)了紙質(zhì)文書的照片，并將其交由北京大學教授段晴釋讀。2021年，段晴發(fā)表《黃文弼發(fā)現(xiàn)的兩件據(jù)史德語文書》和《唐代據(jù)史德文化略考》兩篇論文，證明黃文弼的推測是正確的。托庫孜薩來所在的古城，在漢代之后的唐代，史書上記載為據(jù)史德城。在發(fā)表論文9個月后，段晴教授就溘然離世了，這兩篇重磅文章可以說是她學術(shù)生涯中最后的重要發(fā)現(xiàn)，也可以說是唐王城考古歷史上一段跨越時空的傳奇。

唐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唐朝軍隊擊敗反叛的龜茲，另立龜茲王。此時，唐朝實際控制了西域地區(qū)。就在這一時期，唐朝建造了據(jù)史德城。也正是在這里，一個叫車奉朝的人遁入空門，在犍陀羅寺拜三藏法師舍利越摩為師，剃度為僧。后他在那爛陀寺學經(jīng)三年。他出家后即遍游北天竺、中天竺各國，訪佛家遺跡，學習梵文，成為有史記載唐代最后一位去印度取經(jīng)的佛僧。他于唐貞元六年（790年），安全抵達京都長安，唐德宗敕命住在長安的章敬寺，并賜法號“悟空”。悟空禪師于元和七年（812年）圓寂。唐德宗貞元十六年（800年），高僧圓照編撰《貞元釋教錄》，將悟空在西域的見聞寫成《悟空入竺記》，而在《悟空入竺記》中，就出現(xiàn)了據(jù)史德城的名字。宋代贊寧在《悟空入竺記》的資料基礎(chǔ)之上加以補充，在《宋高僧傳》“譯經(jīng)篇”中，正式為悟空立傳。他與小說《西游記》以及孫悟空的關(guān)系也越來越引起學術(shù)界的重視。

左圖：唐王城遺址概貌示意。右圖：伯希和盜掘出各類文物400多件。攝影/王哲

絲綢之路上的蒙娜麗莎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法國人伯希和、英國人斯坦因和德國人勒柯克前后數(shù)次來佛教寺院遺址發(fā)掘，使遺址遭受嚴重破壞，大量出土文物流失國外。他們帶走的文物大多保存在法國吉美博物館，在當?shù)剡€能看到的文物已屬鳳毛麟角。

在喀什博物館，有一尊面帶微笑的泥塑佛頭像吸引了很多游客的目光——圓潤的小臉蛋上，濃眉挑得恰到好處，雙唇朱紅得像剛啜過石榴汁，最絕的是那抹似笑非笑的表情。

這尊泥塑佛頭像就出土于巴楚縣的托庫孜薩來遺址。頭像高14厘米，寬9厘米，厚7.5厘米，發(fā)髻高而圓，濃眉，雙目微睜，眉清目秀，五官端正，面帶微笑，嘴唇通紅逼真。面部繪有黑、藍、紅、黃色，是目前保存較好的泥塑，為國家一級文物，被譽為“絲綢之路上的蒙娜麗莎”。

面帶微笑的泥塑佛頭像吸引了很多游客的目光。攝影/王哲

盡管佛教對佛和菩薩形象都有一整套的儀規(guī)，但是這尊佛頭在人物的造型、人物的面部、衣服的褶皺，尤其是在雕塑手法和表現(xiàn)內(nèi)容以及具有立體感等方面都帶有犍陀羅藝術(shù)的影響，使這個藝術(shù)形象深深地打上了地方化的烙印。

巴楚托庫孜薩來佛寺遺址，其地點的選擇、建筑布局與犍陀羅地區(qū)的山地寺院相同，如巴基斯坦現(xiàn)存的塔夫提拜、塔拉里等寺院遺址。位于托庫孜薩來遺址群東南部的是塔院，以大型佛塔為主，三面修筑佛殿，兩側(cè)似各有6座小殿，佛塔后面的佛殿最大，保存得也較完整。大殿周圍散布著一些小型建筑，情況不明，其北面可通位于西北部的僧院。僧院保存得不夠完整，情況不明。這種布局的佛教建筑群，來源于犍陀羅。

唐王城遺址的佛教造像豐富、精美，其內(nèi)容和造型、圖案等都與龜茲接近，有人把它稱為龜茲佛教藝術(shù)的組成部分。但以雕塑為主，卻又與犍陀羅藝術(shù)相同。因而，它是研究佛教藝術(shù)東傳、新疆本地佛教造像藝術(shù)的重要歷史見證。

此外，1959年我國新疆巴楚縣托庫孜薩來遺址出土的薩珊印，被定為國家珍貴文物中具有特別重要歷史、藝術(shù)、科學價值的代表性的國家一級文物。

薩珊印

薩珊印上的羽人圖案與內(nèi)蒙古水磨溝出土的薩珊印戒相同題材，但形制上是薩珊波斯最典型的半球印，并帶有“流云紋”背部雕刻工藝。由于出土地并非墓葬，可以推測這件半寶石玉髓材質(zhì)的薩珊印在當時是實用器物，非陪葬飾品。圖案中，羽人的形象源自古羅馬帝國的勝利女神，所持綬帶象征拜火教中的“赫瓦雷納”，代表神賜的幸運、吉祥。推測這件薩珊印在當時兼有印章、護身符、飾品等多重功能。

2001年，唐王城遺址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時隔20年，考古工作有了新進展。2022年6月，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聯(lián)合多家單位對遺址展開了首次大規(guī)模考古發(fā)掘， 揭示了豐富的歷史遺跡。此次發(fā)掘覆蓋面達500平方米，出土了包括疑似祆教寺院和灰坑等重要遺跡。這些發(fā)現(xiàn)為深入探究遺址背景、時代特征、宗教活動和日常生活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也推動了對唐王城歷史背景和文化特征的深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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