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南作者：陳十六

許燕吉生于1933年1月13日。

外祖父給她起名為燕吉，燕者，生于北京也；吉者，可沖晦氣也。

可許燕吉卻自嘲，“我的生日按洋迷信講是最糟糕的：13日，還正巧星期五。大不吉利！”

本來應該在12月25號圣誕節出生的許燕吉，硬是在母親肚子里賴了20天。

還在腹中的小燕吉，可能已經預感到了世間之路的坎坷不易，似乎看到了前方是自己顛沛曲折的一生，所以在溫暖的子宮里多住些時日。

大家了解許燕吉，大部分都是通過《我是落花生的女兒》一書，然而許燕吉為這本自傳所取的原名是《麻花人生》。

麻花雖經扭曲油炸，仍不失可口。許燕吉的血液里流淌著父親許地山質樸的“落花生精神”，在人世間這個滾燙的油鍋里，她用樂觀自信、豁達溫鈍，成全了自己和他人的幸福。

許燕吉兩歲的時候，父親許地山被胡適推薦去香港大學任教，于是一家七人遷往香港，安家于半山區的一幢二層小樓。

論起許家當時的生活，可謂令人艷羨——

家中有兩個傭人，母親常開著奧斯丁小汽車帶大家出游，結交的人士多為文化精英，如陳寅恪、梁漱溟、徐悲鴻以及著名報紙的記者、編輯等。

許燕吉幼時與家人的合照

雖然母親管教很嚴，起床睡覺的時間是鐵律，吃飯上廁所也嚴格管束，彈琴學習等更是親自督促，但許燕吉的性格從小就大大咧咧不拘一格，頑皮淘氣，為此挨了不少打。

父親許地山卻是妥妥的慈父，在他的影響下，許燕吉自由奔放的天性未加收斂，也為后來的人生境遇埋下了種子。

無憂無慮的童年在八歲多戛然而止。1941年，許地山猝死于家中。全家人萬分悲痛，但許燕吉一滴眼淚都沒掉，被母親說“沒有感情，屬無情無義之類”。

實際上，許燕吉卻樁樁件件地記住了父親跟她在一起的時光，尤其記住了父親很愛她。

許燕吉與父親許地山

許地山這個名字或許并不為太多人熟知，但提起《落花生》，人人都會想起小學語文課本里的那篇可愛的散文。許地山不僅是學識淵博的文學大家，而且在抗日戰爭爆發后一直奔走于抗日救國的陣線上，令人敬服。

在家中，他暫時卸下重擔，成了孩子們最好的玩伴，經常抱著幾個小孩歡呼嬉笑。他心懷悲憫，照顧村童、救濟流浪兒、給小和尚們講故事……

許燕吉最喜歡的，就是許地山在夏夜傍晚給她和哥哥用兩個大拇指“演戲”，總要等到母親催促才去睡覺。

父親突然離去，全家失去了生活支柱。雪上加霜的是，不出四個月，日本便侵占了香港，香港淪落為人間煉獄，再無許家容身之所。

每天聽著炮彈聲，哥哥嚇得直哭，拽著母親說不受洗炸死就上不了天堂。就這樣，母親帶上兄妹兩個接受了受洗，許燕吉成為了天主教教徒，卻未想禍由此始。

湘桂大撤退的公路場景

1942年，許燕吉跟哥哥和母親離開香港，踏上了戰亂流亡之旅。

從廣州灣到玉林，再到柳州、衡陽，一家人剛安頓下來沒多久，衡陽上空的轟炸卻愈發激烈，他們只得混入了浩蕩的“湘桂大撤退”的人潮中。

路上輾轉一年多的時間，許燕吉見到了無數流離失所的逃難百姓，甚至見過橫尸街頭的血淋場景，一家人于風雨飄搖中相互扶持，最終到了重慶得以落腳。

抗戰勝利后一年多，由于母親工作調動，全家人搬到了南京，自離開香港，轉眼已是七年，終于在一座老式房子又有了家。

1950年，許燕吉考入北京農業大學畜牧系。第一天報到，她在填寫表格時寫了信仰天主教，立刻招來眾人的批判指責，自此被貼上了“思想反動”的標簽。這場小風波，不料竟成了許燕吉未來的讖語。

許燕吉（前排右一）與同學的畢業合照（1954年）

從農大畢業后，許燕吉被派往石家莊奶牛場工作。她不愿意坐在辦公室，而是每天去牛舍幫忙。

沒過多久，許燕吉不怕吃苦出力、干活爽快的名聲就傳遍了全所，大家都說，新來的女大學生干活兒比男的還潑辣。

第二年夏天，許燕吉跟大學時期的男友吳富融結了婚。工作家庭雙雙落定，原本以為是幸福的開場，卻不想是暴風雨前的寧靜。

1955年，許燕吉所在的農科所搞審干，要求她把在南京參加天主教活動的經歷寫一份詳細的記錄進行存檔。朋友們叫許燕吉去市里玩的時候，許燕吉隨口一句“去不了，還得寫那鬼材料呢”，被有心人惡意舉報誹謗。

在那個政治站位高于一切的年代，玩笑話也會惹來禍事，許燕吉立刻在肅反運動中被“千夫所指”。眾人對她的批判牽強附會，無中生有，不一而足。

許燕吉被關在宿舍里隔離審查，22歲的生命仿佛停滯了。但她沒灰心，一遍遍在心里唱《囚徒之歌》，看著煤爐子里的煤球怎樣由黑變紅，由紅變橙，由橙再變白；在地上畫陽光的印子，每天量它南移了多少。

《囚徒之歌》

半年后，這場囚禁最終以“免予起訴”結束。許燕吉被放出來時，恰逢丈夫吳富融下鄉回來，兩人相見后并沒有新婚久別的喜悅和激動，原來他也被隔離審查了一個多月。

1957年，所里號召大家幫助黨整風，一時大院子里就出來許多大字報。許燕吉不喜歡這種泄私憤的行為，于是直接跟場長進行談話來提出自己的意見，后來又在公共場合質疑所里之前隔離審查自己的行為。

當時批判像無頭的蒼蠅，逮住就叮，這下許燕吉無異于引火上身，所里開始每晚對她進行批判。

他們剝奪了許燕吉的本職工作，讓懷孕后期的她每天去豬場干體力勞動，不消多久，許燕吉徹底被開除公職。

或許是屋漏偏逢連夜雨，一個月后，許燕吉羊水破了，但孩子出生時已沒有了生命體征。

許燕吉流產后進行休養

通知丈夫時，吳富融只在電話那頭說了一句“死得好”，許燕吉寒徹心扉。

剛養好了身體，許燕吉就被捕入獄了。這時她才知道，原來因為她之前懷有身孕，所以這場噩夢才緩了4個月降臨。許燕吉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剛剛入獄，已經成為國家干部的吳富融迫于單位里的政治高壓，打定主意要撇清婚姻關系來彰顯自己的政治覺悟，毫無依靠的許燕吉只得接受。

入獄本是最艱苦、折磨之地，沒想到許燕吉卻在獄中充分發揮了自己積極達觀、堅韌不拔的天性。

被派到生產隊織布時，由于環境惡劣，許燕吉的兩只腳都爛了，反復感染發炎，破口處不斷流著淋巴液。這使得她走起路來一瘸一拐，步步鉆心，但許燕吉下定決心，絕不為傷口的痛楚哭泣。

某生產隊集合的場景

自然災害期間，饑荒帶走了監獄里很多人的生命，剩下的人饑苦難挨，氣氛壓抑得令人窒息。

許燕吉請示了管教，把大家都趕到院子里，編了幾節活動量不大的體操，再教大家念幾段順口溜，時不時還搞個“聯歡會”，消磨時間，驅散沉悶。

沒想到，原本半死的人們竟漸漸有了生氣。

許燕吉在回憶時說，她不能把“一簞食一瓢飲，回也不改其樂”的思想灌輸給她們，但可以把大家的思想朝希望和樂觀上引。

那一年結束的時候，婦女車間里的人一個也沒死。

許燕吉

因許燕吉的突出貢獻，監獄在1961年的獎懲大會上為她記了一次大功。來年許燕吉又被記了大功，到1963年記功時，犯人們依舊評選許燕吉。

三次大功可以減刑，可許燕吉當時快要出獄了，就爽快地將這次大功讓給了別人。

來年7月，許燕吉刑滿出獄，但因為仍頂著“右派反革命”的帽子，難以被社會所容，于是去省第二監獄就業，當了一名縫紉女工。

六載光陰堪堪過，再見已是別樣天。

1969年，許燕吉終于徹底“摘帽”。在政治動亂、就業崗位不足的背景下，1700萬知識青年被下放農村，以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改造。12月底，許燕吉被遣往河北新樂縣大流鄉堅固村。

堅固村極度貧困，還經常開斗爭會，許燕吉的生活境況再次陷入危機。當時的工分制是按人頭算，人丁多的家庭生活更富裕些。許燕吉辛勞一年所得還不如一頭豬的工分多，這么下去實在沒有活路，她便去陜西找哥哥。

這是兄妹兩個分別17年以后的第一次相見，哥哥之前也被卷入了政治運動，險些被打死。兩個人不過三四十歲的年紀，卻都已歷盡滄桑。

在哥哥的勸說下，許燕吉嫁給了當地一位目不識丁的老農——魏兆慶，比她大10歲，還有一個不滿10歲的兒子科科。

許燕吉與丈夫魏兆慶在官村家園內

魏兆慶雖然沒念過書，但為人老實真誠、知禮守節。他擔任過村里的調解委員，族門內的婚喪大事、矛盾分家，都請他去主持。

由于成長環境與生活模式實在相差懸殊，夫妻二人訂了個“互不侵犯主權，互不干涉內政”的和平共處條約。

許燕吉不屈從于農村舊有的“男尊女卑”觀念，魏兆慶也都一一尊重，兩人竟然把看似不和諧的婚姻捋順當了。

夫妻二人后來重蓋了房子，又養豬養雞養羊，一家三口的營養改善了，身體也壯實了，在村里也夠上小康人家了。

后來，許燕吉被派到獸醫站工作，因為她的到來，獸醫站比招待所還熱鬧。

50年代的公社獸醫站

村民們經常在許燕吉屋里聊天閑坐，小孩子們也絡繹不絕地來要小紙盒和小藥瓶當玩具，婦女們則會和許燕吉宣泄痛苦，高考恢復后，還總有青年人來問數學題。

除了愛說愛笑、能跟村民聊得到一起去之外，村民們最贊賞許燕吉的一點，就是她對繼子科科視如己出。

許燕吉給科科輔導英語，進行文學啟蒙，教他寫作文。科科師范畢業時，他的語文是年級第一。

科科從沒走出過村子，但許燕吉為了開闊他的眼界，有機會就帶他出去。

科科認得了船、河灘、小螃蟹，第一次吃到土豆、橘子、香蕉，第一次看歌舞節目，后來還去了西安玩。

1980年，和科科在南京靈谷寺

1979年，許燕吉終于迎來了嚴寒后的春天，她得以平反，并恢復了公職。

但許燕吉卻很平靜，“說不清是怨還是恨，總之沒有半點兒喜悅或感激之情”，就當是自己的麻花人生又擰了一轉而已。

武功縣把許燕吉派到了縣里的畜牧獸醫站，但沒給她什么實際任務。許燕吉不肯白領國家工資，依舊像年輕時期那樣主動跑基層，大力發展縣里的養羊業。

當她在全省大會上受到表揚時，才實實在在感受到自己被平了反。

后來由于母親年過八旬，需要人照看，許燕吉便調去了江蘇省農業科學院牧醫所。1982年，她被評為副研究員，并加入南京市臺盟當選為市政協委員。

許燕吉和魏老頭兒游玩句容茅山

由于身份與公職的恢復，很多人勸許燕吉給老魏（魏兆慶）一筆錢，干脆借此機會把這段不匹配的婚姻了斷干凈。

可許燕吉卻認為社會地位的提高是當政者給予的，自己還是那個自己，沒什么可自詡的，養活老魏是她的義務和責任。

于是，她把老魏和科科的戶口都遷移到了南京。媒體還以《房東與房客》為名做了一檔節目，“在陜西，他是房東，我是房客；在南京，我成了房東，他是房客”。

1988年，許燕吉從農科院退休了，開啟了晚年生活。她為完成老魏的心愿，帶他去了一趟官村老家，翻越秦嶺到洋縣，輾轉打聽他小時候當小長工的高家莊。時隔七十年，雖然物是人非，卻也是了卻了老魏的心事。

他們的晚年過得安寧祥和。老夫妻倆經常去逛公園，還去看了剛建好的南京青奧村，坐飛機去看天安門。科科此時也已成家立業，許燕吉和老魏便一起照看孫女。老魏2006年死于腦梗，享年85歲。

歲月中的紛擾都停息之后，許燕吉終于動筆，用樸素的文字，串起自己千轉百炸的麻花人生。

耗時10多年，手寫30萬字。這是一本遲到的書。

許燕吉《我是落花生的女兒》 | 湖南人民出版社

“這本書，我多年前就想寫了，既想送給那些與我有相似經歷的人——他們也都漸漸老去了，也想送給那些期待了解這段歷史的年輕人——你們還有很長的路可以走。”

《我是落花生的女兒》出版以后，立刻引起巨大反響。藏在筆觸里的歷史與無奈，隱忍與豁達，打動了無數讀者。原本沒想大規模出版，但首印卻傾銷一空。

獲得新浪“年度好書”獎的那天，許燕吉已經確診罹患骨癌，未能到現場，但以視頻的方式感謝讀者，并不忘祝大家“新年快樂”。

晚年的許燕吉

最后的時日，無論多么疼痛，許燕吉始終一聲不哼，正如她咬牙挺過人生中的無數黑暗時刻一樣。

癌細胞轉移至腦部時，許燕吉的意識已不太清楚，無法說話。按照她的病中囑托，不進行化療，如果出現昏迷不予以搶救。

她提前三年寫好了遺囑，讓家人把她的遺體捐獻給醫院，并且不開追悼會，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

生于1月13日，又于1月13日離世，享年整整81歲。如她自己提前設想的一樣，她走得平靜、完滿、有尊嚴。

《落花生》人教版課文配圖

時代的一粒灰，落到許燕吉的頭上時，是一座赫然大山，把她的人生碾得七零八落。但與其在摧殘中自哀自傷，她選擇一步一步翻山越嶺，尋找人生的希望。

在《我是落花生的女兒》的前言中，她寫道：

“我是許地山的女兒，可惜在他身邊的時間太短，但他那質樸的‘落花生精神’已遺傳到我的血液中：不羨靚果枝頭，甘為土中一顆小花生，盡力作為‘有用的人’，也很充實。”

這是一顆小花生的故事，卻蘊藏著取之不盡的勇氣和力量。時代的風浪消弭之后，那些深植泥土的果實，或許能成為最珍貴的財富。

內容策劃：夏夜飛行 翟晨旭

排版設計： 蕾蕾 洛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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