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Wellness好

怎樣從「學生」變身「社會人」？

這一向是畢業生走出象牙塔后要面對的首要難題。近幾年，困窘和焦慮在 00 后年輕人中蔓延得更猛烈了，社交網絡上關于「社會化」的熱議顯示了這一點 ——「好羨慕那些社會化程度高的人」 「不會來事兒是我們的生長痛」「INFP 社會化就像神農嘗百草」「可以不世故、不圓滑，但一定要提高社會化程度」……

「社會化」原本是社會科學領域的詞匯，描述人類習得所在社群文化、適應社會生存的過程。但在互聯網語境下，它成了一個「梗」，用來描述職場適應困難、溝通不暢等問題，像是一個「偽裝大人」的小孩驟然誤入真實世界，處處留下破綻。在這類帖子里，總有一個注重自我感受但無助的「我」，以及「我」突然被推入復雜又難以捉摸的社會系統。

「我」的無限擴張形成一個個「島宇宙」，與此同時，年輕人又在線上構建出一個看似深度親密的同溫層。類似的復雜展現在方方面面 —— 諸如這一代 00 后年輕人，一面惡補社會化，一面又在內心抵抗被社會同化，因為它代表著：「算計」「世故」「會來事兒」，這些延伸詞匯暗示了由上一輩人構建的職場秩序和權力關系在大部分環境下仍然奏效。還有那個老生常談的應試教育問題，十幾年的學生生涯被壓扁成「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這顯然與真實社會的需求脫節。人是被一下子扔進社會這個大染缸的，窒息感在所難免。不能忽略的是，青年人與世界交手的態度有些曖昧，是縱身一躍，還是改寫規則，抑或是退出游戲？沒有人會全然站住腳跟。

從「社會化」切題，我們試圖走向這一代人的心靈困境 —— 為此，采訪了 5 位不同院校背景的畢業生、在社交網絡上表達「社會化」困擾的職場新人、公司人力資源高管、中學和高校教師 —— 嘗試理解年輕人討論這個熱詞的語境，并試圖厘清背后的問題，以及正在發生的新經驗。

提前要說的是，「安身之所」和「立命之途」并不沖突，給自己時間，讓各自實現。

在社交網絡上寫下「好羨慕那些社會化程度很高的人」的帖子標題時，剛剛畢業兩年、初入職場的桃夏并沒有想到這個帖子會引起 10 萬以上的人關注，近 4 萬人評論。

讓她羨慕的人是她的一位同齡同事，對方能做到她做不到的事 —— 自如地對資歷更高的同事表達觀點甚至不滿，事后還常和他們一起吃飯。桃夏也希望能和前輩更融洽地相處，但她在想開口時總是句句斟酌、思前想后，有時回家還在復盤白天的溝通。因為這種不自在，她經常回避與同事一起吃飯，但同時又不喜歡這樣的自己。

那時，桃夏開始從家庭背景反思自己與同事的「差距」，她通過觀察總結同事自小得到長輩對人情世故的言傳身教。來自小鎮的她自認為缺乏這種體驗，職場溝通是從零學起。回顧漫長的求學、考試歷程，她曾經以為成績好就能「抵御」一切，幾乎沒有與他人進行復雜溝通的需求。家人和她溝通這種事很少，少數幾次給她的建議看起來用處不大 —— 陪伴她長大的外婆告訴她，如果想和領導搞好關系，可以每天早上幫忙打掃辦公室。這建議讓桃夏哭笑不得。

「爸爸媽媽都是普通勞動者，讓我平時很難有場合學習人情世故。所有知識來源途徑都是學校教育……懵懂上班后發現一點都不了解社會規則，小心翼翼、緊張兮兮犯了很多錯。」她在帖子上這樣描述自己的困惑，并用上了「社會化」這個詞。

有人提議，桃夏組建一個「白紙青年社會化互助小組」。留言和進群的年輕人有著類似的困惑：不適應職場規則；不擅長與上級和長輩溝通；找不到適合的職位，也不明白自己想做什么，并因此感到迷茫，等等。

當這些年輕人在談論「社會化」的時候，到底在說些什么？無論如何，「社會化」這個詞匯寄托的個體困境表達，事實上指向一些更普遍的問題 —— 新一代青年的生活狀態和個體取向，與社會對他們的需求之間存在隔閡。

總體而言，工作中需要的溝通協作和項目能力與學校里對「好學生」的評價標準不算匹配，這讓年輕人在初入職場后一時難以適應。一個核心問題在于，以應試為主線的學校環境中，學生往往被要求服從學校的規則、交出符合要求的作業或答卷；而在職場，主動自如的表達和溝通，資源和利益的爭取，以及承擔復雜項目責任的能力是更被需要的。

在社交網絡上，一位 985 大學畢業生這樣總結自己作為「好學生」在工作中經歷的「社會化痛苦」：「學生時代只要服從性強就可以得到表揚」「不敢爭不敢搶，不敢得罪人，沒有魄力」「面對客戶和更復雜的社會環境，我就非常欠缺社會交往能力」。

回憶起剛畢業工作時，桃夏形容自己有一些「小孩感」。這意味著「做一件事時很難果斷決策，并為之負責，總希望有人幫我兜底」。此外，她還會把老板的任務都當作一次考試和作業 —— 她默認這份任務沒有商量的余地，所以默默努力，一旦感覺自己沒做到理想狀態就會心態崩潰。

但是后來，她發現老板的目標似乎并不是讓她一個人做出「滿分」的工作，而可能是希望她「做出來」，或者只是讓她「試試看」。事后回想起來，很多工作可以邊做邊學；而且當初如果她無法承擔，應該主動溝通，而非硬撐。但當時的她沒能解決好這些事情，最終離開了那家公司。桃夏承認，這段經歷對自己而言是一段創傷。

這種「無力承擔」造成的創傷可能會引發年輕人的下一次應激反應 —— 這些在外界看來可能是更加「不社會化」的行為。狐貍在科技創業公司做人力資源（HR），她在與應屆生打交道時就遇上過類似的情況。一位畢業生已經離校一年，但沒寫明期間的履歷。當她按照常見流程問及對方這幾個月「空檔」的經歷時，對方直接掛斷了電話。狐貍猜測，也許這個問題觸及了畢業生的創傷，可能他曾被告知「空檔」是減分項，這讓他直接放棄溝通。而站在狐貍所在公司的角度，這只是一個例行問題，坦誠的回答未必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但掛斷電話會直接失去一次求職機會。

北京一所重點中學的 90 后教師簡楊，也為青少年的生涯發展提供咨詢，她指出，在教育心理學中，與人互動、溝通這類能力的習得，有個專門的教育概念叫作「社會情感學習」*（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SEL），包括自我意識、自我管理、社會意識、關系技能和負責任的決策等方面，學生在青少年階段可以通過項目式學習、團隊協作等方式來培養這些技能。然而，據《中國教育報》2024 年的評論，由于社會轉型、過度競爭、因使用網絡和手機導致的社交減少等原因，當今社會的青少年群體普遍存在社會情感能力缺失的問題。

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吳重慶* 在一篇題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宅」—— 關于知識青年再社會化問題》的文章中將這種現象稱為「拔根型成長」，這樣成長起來的年輕人，與基于血緣和地域的家庭、鄰里、發小等「初級關系」是松散而疏遠的。

項飆在《你好，陌生人》一書中也提到類似觀察：「小鎮做題家」原本的生活世界其實應該是很豐富的，因為小城鎮的人情關系多元，親戚來往也很多，父母做的工作是很具體的……但是他們大部分時間待在學校埋頭做題，生活經驗和掌握的全部信息都來自學校里的應試教育，以及同學老師之間的高度程序化關系；甚至，他們從小的目標就是要離開自己的小鎮，走向城市里的白領工作。

桃夏就經歷了這樣的成長路徑。她出生于一個中部省份縣城，從小由外婆帶大，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幾乎每年春節才能與桃夏見面。她到市里讀高中，再到省會讀大學，在家長和學校的保護下，以「學習好的、文靜的乖乖女」形象度過了青春期。

上大學后，桃夏遇上了新冠疫情，學校對學生的管控更為嚴格。那幾年，學校有嚴格的宵禁，學生外出學校也需要報備。「我覺得學校把我當成一個孩子，希望外面的風險不要影響我們」，桃夏說，這種「過度保護」也讓她在面對職場里的復雜人際關系時難以立刻適應。

其中，格外突出的跡象是，就連大學也不再是接近就業市場的「開放小社會」，而有些像是「中學的延續」。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程猛* 告訴我們，他覺得與自己十幾年前上大學期間相比，現在的學生似乎更少有閑暇時間去浪費和試錯，去探索自己的興趣，不少學生忙著提高績點、爭取獎項和保研名額。相比更早年的大學生，現在的學生對于未來選擇的想象變得更加狹窄，考研、考編、考公等被稱為「上岸」；而大學生為上同一個岸競爭，必然會面臨更劇烈的「內卷」壓力。

頗有意味的是，在職場困擾之外，社交網絡上同樣被年輕人列入「社會化」困擾的問題，也包括對于「意義感」和「個人價值」的迷茫：「常常覺得自己只是『牛馬』，在做毫無意義的工作」，或是「不知道自己的熱愛所在」。

「自己到底適合、喜歡什么？」今年的新聞傳播學本科畢業生劉明月認為這是她當下最大的困惑之一，即便她已經做過幾種不同類型的實習，依舊回答不出這個問題。在她看來，做自己適合且喜歡的工作很重要，這可以減少情緒損耗。但是她面臨一些尷尬的現實情況，就是每當對一個行業感興趣，就會有人告訴她「這個行業正在下行」，這很大程度縮減了她的興趣和行動力。例如她喜歡讀寫深度特稿，但想到傳統媒體行業降薪裁員，就會打消一點把它作為事業投入的念頭。

年輕人的這種迷茫也與當前市場的需求變化有關。狐貍告訴我們，在當前增長放緩的經濟環境下，面試中能清晰篤定地陳述個人想法尤其重要，這需要面試者通過厘清自己的經歷，表達自己申請這份工作的動機，即「我是誰，我為什么選這份工作，我想做什么」。在狐貍現在工作的科技創業公司，面試官尤其看重應聘人基于內在想法產生的對于應聘崗位的熱情，而不是基于社會評價產生的對熱門行業或者增長機會的追逐，雙方想法的互相認同是彼此合作的重要基礎。

然而狐貍也承認，這種篤定對于長期接受應試教育的應屆生來說向來不容易，尤其「好學生」更容易產生「路徑依賴」，通過答卷來滿足社會評價，而不是回答「我是誰，我想做什么」，甚至有很多人在中年失業時才開始為此而苦惱。在互聯網行業曾經高速增長的階段，因為高薪和良好的發展機遇，面試者更容易說服自己和面試官自己想做這份工作。而在增長放緩、競爭加劇的當下，畢業生開始被迫提前面對這種「終極問題」。

吳重慶從「安身立命」的角度來理解這一問題，中國文化中「安身」先于「立命」，往往意味著生活意義的建構需要通過個體與社會達成聯結后才能達成；而從上世紀 80 年代開始，中國的青年開始面臨思想上從「集體」到「個人」價值觀的轉向，曾經把個人價值寄托于集體榮譽感的青年們遇上了精神危機。其中一個重要事件，就是 23 歲的青年潘曉在 1980 年給《中國青年》雜志寫信，陳述自己「人生的路越走越窄」的困惑。吳重慶認為，當時中國思想界沒有很好地回應青年的困惑；直到幾十年后的當下，在教育內卷、數字經濟發展等因素的影響下，青年的迷茫繼續擴展，與曾經的疑問有類似的根源。

劉明月在實習期間刷到關于「社會化」主題的熱帖時，她的內心有些矛盾。一方面她承認職場上需要人際交往和溝通技能，但另一方面又有些反感有人教學「如何變得更會『來事兒』」，她并不喜歡一些職場上的「人情世故」，例如參與復雜的權力斗爭，或者討好領導等。另一位今年的碩士畢業生朵麗則表示，她了解的同齡人「社會化」困擾往往分為兩類：一是從小習慣于服從的人，在進入復雜社會系統時不適應；二是有主見、有個人想法的人無法被系統接納，令其感到挫敗。

也有一位網友在桃夏的帖子下留言：「我們既不想被舊有的人情社會規則馴化，又不得不掌握基本的社交技能來生存」。這條留言同樣獲得了網友的高贊。一面惡補「社會化」，一面拒斥「被社會同化」，這一代年輕人看似糾結的態度背后，也刻有代際的更迭和時代價值變遷的軌跡。

當今天的 00 后畢業生進入社會時，他們面臨的職場規則，很多時候仍由上一代的 60 后、70 后制定。與今天在心理和價值取向上都高度關注個體感受的年輕人相比，上一代人受到集體主義觀念的影響，在層級化的職場體系中，更強調對權威和秩序的服從，要求向上匯報和管理，講究人情往來、察言觀色等等。彼此之間的觀念隔閡和難以調和，很容易便在年輕人的感受中變成一種「社會化」難題。

如今，不適應、不愿服從于這些規則的年輕人仍然有生存之道。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不用進入傳統意義上的公司機構工作，并遵循那里的職場規則，在過去 20 年迅速發展的頗具規模的線上數字經濟，已經足以讓部分年輕人僅僅通過一根網線就能維持生計。

畢業后從事自由職業的「錯誤亂碼」就認為「不必強求社會化」。他從高中就開始在網上找資料學習各類技能，并以此接各類商單 —— 從最初的給影樓修圖、為各類機構和博主做視頻剪輯，到自己制作游戲領域的科普視頻，以及給自媒體賬號運營、起號。這些工作都不需要「錯誤亂碼」進入機構、與陌生人打交道，這讓他可以安心地「宅」在家里，每個月有一萬元左右的收入。最近，他還受成都一所高校邀請，給即將畢業的大學生做自媒體技能培訓。

「錯誤亂碼」告訴我們，大學期間為了實習證明，他曾在在一家超市從事采購工作，這讓他確定自己并不喜歡在機構里上班。首先，他覺得這種「打工」的方式讓自己 8 成時間都不受自己控制，他無法在這段時間里學習、成長，而只能干重復枯燥的事情；另外，他也不喜歡職場中的權力規則，在他的觀察里，「任何模糊的話語，最終的解釋權，常常屬于更有權力的人」。他選擇直接「不再和他們玩這個游戲」。

相比于線下的、面對面的交往，他更傾向于通過線上方式來尋找志同道合的伙伴，在他看來，這要更加可控和高效，規避了線下的隨機性和不確定性。在與合作伙伴線上交流時，他說彼此之間從不互相試探，都是「直球」，如果遇上惡意就立刻遠離，「不必抹不開面子、浪費時間」。在上學期間，「錯誤亂碼」曾因未能成為家長和老師心目中的「好學生」而飽受責罰，這在一定程度令他對與身邊人的關系缺乏信任：「同學只是恰好與你同班，親戚則恰巧和你一個祖宗，但他們的思想可能和你完全不一樣」，而在線上，他可以完全依照自己的需求來挑選聊得來的朋友。

「錯誤亂碼」選擇的生活方式并非個例。線上不僅帶來了謀生機會，也很大程度上地「接管」了年輕一代的社交生活。四川大學錦江學院的教師徐茂告訴我們，和 10 年前自己剛任教時相比，如今的班級里，甚至班級群里都明顯「寂靜」了許多，這一屆學生從小就習慣了移動互聯網，彼此之間交流互動很少，更別提吵架和打架了；每個學生看起來都有自己的「小世界」，例如在網絡上有「二次元」搭子等；總體上看，不論是與人交往、情緒表達還是審美趣味上，都顯得更「孩子氣」。

社會學人類學家閻云翔* 在最近提出的一個概念或許能對此有所解釋 —— 他提到 Z 世代存在「擴展式青春」的現象，普遍的「內在性轉向」正在發生：今天的年輕個體將關注重心從外部社交轉向內部精神世界，將「自我探索」視為人生的核心實踐，追求內息的平靜與精神的和諧。而經濟壓力、階層流動渠道收窄等現實因素，促使青年主動選擇 「拒絕長大」，出現了成年期的延遲現象，表現為年輕人顯著推遲了就業、獨立居住、婚育等成年標志性事件，規避和延后承擔「成年人責任」。

線上和虛擬經濟的發展，無疑為這一代年輕人的「內在世界」提供了沃土。當吳重慶在解釋知識青年的「社會化不完全」問題時，談到的一個問題是他們與家鄉、熟人的遠離。但是很顯然，年輕人的溝通與交流已經跳脫出了他所說的人際范圍，而到線上構筑了一個新的社交網絡。在簡楊看來，這種社交習慣也讓年輕一代能夠獲取更多信息，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在網絡上呈現的「社會化」程度明顯高于父輩。

一部分人對此心懷擔憂，吳重慶便在《關于知識青年再社會化問題》的文章中寫道，無論是轉型前、轉型中還是轉型后的中國社會，都是物理空間中實實在在的社會……互聯網社區、虛擬伙伴不是一般的「社會轉型」，而是將傳統社會置換為電子網絡社會。在吳重慶看來，「社會化」的核心在于「確認人是關系性的存在」；人是「己」而不是「自我」，「己」是開放的，而「自我」是孤獨的。

但也有人對此表示樂觀，徐茂便不太擔心他的學生畢業后與社會的連接和互動，他認為這是一個在特定環境下自然習得的過程，也許技術的變化能支撐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他們才是更年輕的一代，他們選擇的生活方式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我們的生活方式。」

選擇不同道路的年輕人，有不同的應對「社會化」難題的辦法。如果一個年輕人仍然選擇進入職場，那么當他開始探索一條既符合自己需求、又能與他人和系統融洽的新路徑，往往便成為開啟「社會化」的一個起點。

在經歷了辭去第一份工作、進入新公司、在小紅書互聯網社交平臺上求助等事件后，桃夏認為自己「好多了」。現在她更相信「世界是個草臺班子」，自己要有自信去面對它。達成這種心態的其中一個途徑，是與家人重建新的交流。最近每年回家，她開始在飯桌上詢問長輩的工作、在社會上為人處世的經歷 —— 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溝通。一個重要原因是，家人曾經認為桃夏的第一要務是學習和保持健康；另外作為女生，「長大是要去嫁人的」，不必從小知曉一些社會規則。

在最近的交流后她發現，盡管縣城的行事邏輯未必能直接適用于她所在的大城市，但是仍有一些通用的觀察能給她啟發。例如家人告訴她，很多既定規則是有容錯空間的，并非要事事一板一眼；「會哭的孩子有奶吃」，多溝通和爭取可能比自己悶頭做事更有利于解決問題。她還在這種溝通中重新看見并理解了外婆潑辣的性格 —— 從前她覺得，外婆為了爭取自己的權益和人大聲爭論不太體面，但現在更加支持和理解外婆。因為「當你沉默時，他人讓你承受爛攤子的成本就是最低的」，她用工作中遇到的情境類比。

桃夏重新與家鄉對話的行動，事實上正是一種與自己脫離的關系網絡重建聯系的行為，她和家人因為這種溝通重新接納了彼此。這一定程度上接近項飆、吳重慶等學者對于當代青年的建議：以成年人的視角，重新認識自己的家鄉，去和自己的「附近」和生活發生真實的關系。

除此以外，桃夏當然也和同齡的年輕人一樣，在互聯網上建立自己的圈子。她牽頭建立的「青年社會化互助小組」已經有幾百人入群，幾乎每天都有人在其中訴說自己的困惑。另外，桃夏還繼續在小紅書上發帖記錄自己的生活，每當收獲贊賞和支持時，她就會感覺自己「生活的支柱又多了一根」。在離職休息期間，她還開始在獨居的小屋里養寵物和植物，這讓她不再把工作任務看作唯一重要的事。恰恰是這種心態，讓她能夠更加自如地面對工作了。

也有一部分年輕人像「錯誤亂碼」一樣，從畢業開始就不會選擇進入職場，這很大程度上讓他們免于直接面對職場里的「社會化」困擾，數字經濟在這件事上再次幫上了他們。因此，投身于此，也成了一種解決方案。盡管這未必一定意味著自閉、不承擔責任，也可能是開拓另一種自我探索，與社會溝通的路徑。

徐茂的學生之一、四川大學錦江學院的畢業生鄧同便展現出了顯著的開拓氣質。他高中畢業時在一家保險公司做銷售崗位，發現自己很不喜歡「追著客戶向他們推銷產品」。但那段不甚成功的實習讓他偶然得知了一個小生意的機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在做知識付費，他們作為互聯網信息服務者都需要辦理 ICP（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備案* 手續。經過一番研究，在網上付費學習，鄧同發現他可以給這個有些繁瑣的流程做中介服務。

他拉上保險公司的一名員工與他合伙，這成為他生意的關鍵，因為對方比他有更深厚的職業經驗、更敏銳的判斷力。他們第一桶金就賺到了 9 萬元。很快，因為同行競爭的壓力，他們又立刻轉向了做知識付費，教出海人如何搭建獨立站、電商人如何使用 AI 工具優化店鋪。在這樣的工作模式中，鄧同告別了他討厭的、保險公司式的強行推銷方式，只有當線上有客戶對他的業務感興趣時，與之交流即可。這讓他感到自在。但他同時也強調，要想敏銳地持續發掘新的商業需求，積累人脈和獲取第一手信息格外重要，這要求他不斷保持與行業內人士的密切交流。

不過，像他這樣能夠找準需求、提供服務、即刻行動的人，在他的同齡人里并不多見。鄧同的觀察是，周圍的多數同學有一種「路徑依賴」，他們更傾向于找一份穩定、有五險一金的工作，以至于當他與同學談到生意的事情時，他們很少有人提起興致。「尤其是成績好的那類」，他們習慣于頂著名校的稱謂找到一個知名的機構，成為其中一員。雖然他并不認為多數人應該像他一樣畢業就創業，但他覺得即便在機構里工作，也應該探索自己的喜好、積累屬于自己的經驗，甚至有一天能基于這些擁有自己的事業。

鄧同回顧起自己的成長歷程，他認為最初讓他學會識人、溝通、有交易思維的是他從小成長的環境。他的父母在工地上做五金生意，那是一個三教九流匯聚的地方。父母對孩子的希望是安心學習，并不希望他給家里生意幫忙；但是又沒有把他趕出店里，一定要逼迫他成為一個「好學生」，而給了他一些自主探索的空間。從小鄧同就在店里幫忙記賬，積累了對商業邏輯的基本認識；另外，父母需要與不同的客人講價和談判，方式方法需要因人而異，鄧同也在觀察中耳濡目染。

回到關于「社會化」的討論，在社會學、心理學的角度，這個名詞想表達的是人類學習和繼承各種社會規范、傳統、意識形態等社會文化元素，并逐漸適應于其中的過程。從發展心理學的角度，人需要通過社會經驗學習所在的社群文化，并獲得生存技能。

應試教育的單一標準讓一些青年與社會化的過程隔離，而沒能成為「好學生」的鄧同卻獲得了這樣的機會 —— 因為沒有被完全推進做題的世界，他有幸從周邊的生活環境里汲取經驗，發展出屬于自己的路徑。即便他沒有在精英學校里學習社會情感課程，但卻天然熟悉生意上的溝通，憑借著經驗和直覺的引領，推進著自己的事業。所以，如果一個青年有足夠多的時間和契機融入自己的生活，而非與之隔離，更有可能收獲靈感。

對于看重個人精神世界的一代，這或許是一個重要的啟示：真正投入生活，才能收獲成長。立足社會與尋找個人的生活意義，二者關系緊密，如何平衡兩者的關系，讓它們各自實現，將是青年用更多時間探索答案的議題。

已經有人在用自己的方式與社會交手。在桃夏眼中，真正的「社會化」既意味著融入周圍社會，但更重要的是了解自己所需，不讓社會破壞個人底線。即便自己和社會的需求會有沖突，但她不會停止這樣的探索。「當一個人不太了解自己的時候，就會把幸福的定義權交給別人」，桃夏這樣告訴我們。從前她聽說有名牌衣服、做好看的發型和美甲是幸福；或者，考上名校、有個體面工作是幸福。現在她要重新審視這些標準，找到自己的幸福與意義的定義。

帶著「社會化」的疑問，當代青年將不斷面對生活、探索自己。他們面向社會的「個人陳述」，將成為這代人的新成長敘事。

（文中桃夏、狐貍、簡楊、劉明月、朵麗、錯誤亂碼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