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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德黑蘭人質危機把美國的愛國主義情緒推向一個新高峰，是美國人“在過去20年中最為團結一致的事件”，但是它帶來的負面影響更大，對伊美雙方而言均是如此。

人質危機給美國民眾帶來深深的心理創傷，直到1998年CNN采訪伊朗總統哈塔米談及此事時，全美還都翹首以盼，希望用伊朗總統的道歉來療治自己的傷口。

但是顯然，伊朗人也有自己的傷痛，就像哈塔米總統回答的那樣：

“我們人民的感情被美國的政策嚴重傷害了…在革命狂熱的巔峰時刻發生的一些事不能以常理來評判和理解。這是人民面對美國等方面政策帶來的屈辱和不平等而迸發出的吶喊，在革命早期階段尤其如此。”

伊朗激進民眾出于對美國的憤恨釀造了德黑蘭人質危機，美國此后對伊斯蘭共和國實施了持續打擊，伊美可謂是兩敗俱傷。

盡管也有人認為人質危機這樣的暴力事件不會對伊美關系造成長期影響，就像美國記者描繪一百多年前德黑蘭和莫斯科的關系那樣：

“1829年…伊朗人…襲擊破壞了俄國大使館并砍殺了俄國大使亞歷山大·格里伯耶多夫，但俄羅斯-伊朗關系還是恢復了，現在還有誰會記得這樁暴力事件？”

德黑蘭-莫斯科關系是恢復了，可那已經是俄國大使被殺百余年后的事了。雖然現在沒有太多的人會知道1829年事件，不過從19世紀中后期始俄國勢力在伊朗北部的長期盤踞也是事實，雖然當時沙皇俄國對伊朗的盤剝并非由前駐德黑蘭大使被殺才導致的，但至少說明，1829年后俄國-伊朗關系的發展歷經了相當長時間的波折。

事實上在此次危機爆發后不久，美國就在1980年開啟并蔓延了八年的兩伊戰爭中，給予德黑蘭猛烈的報復。

1、兩伊戰爭的爆發原因

伊朗和伊拉克在1980-1988年展開了一場非常慘烈的戰爭，雙方動用了幾乎除核武器以外的一切戰爭手段，包括伊拉克對化學武器的使用。

兩伊此時兵戎相見，雙方的教派、民族沖突、地區霸權之爭以及領土爭奪等舊有矛盾自然起了很大作用，但最直接的導火線則是伊朗伊斯蘭革命引發的地區動蕩。如同世界上其他大的宗教，伊斯蘭教也由于內部分歧而發生分裂，從而派生出許多教派，其中最主要的兩大派別就是什葉派和遜尼派。

伊朗和伊拉克均是什葉派穆斯林占據人口多數的國家，但是伊拉克掌握政權的卻是占人口比例較低的遜尼派穆斯林。伊斯蘭革命成功后，伊朗大肆鼓吹以什葉派共和國取代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當政的伊拉克現政權，企圖在什葉派人口占多數的伊拉克建立神權國家。

革命后德黑蘭給伊拉克什葉派反對力量大力支持，伊朗的努力在1979年6月得到了回報：伊拉克納賈夫和卡爾巴拉兩個什葉派穆斯林圣地發生了嚴重騷亂，騷亂是伊拉克什葉派領袖穆罕默德·巴貝爾·薩德爾企圖領導一次慶祝伊朗革命成功的游行所致。

薩達姆對這次游行的強力鎮壓激怒了霍梅尼，此后雙方的語言攻擊日益尖銳，霍梅尼在薩德爾被處決后公然號召伊拉克民眾“像伊朗那樣的”推翻薩達姆政權，企圖從內部瓦解伊拉克，這給兩伊關系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

阿拉伯民族主義和霍梅尼推崇的泛伊斯蘭主義之間的沖突，是造成兩伊關系緊張的又一個重要因素。

阿拉伯民族主義主張在“民族”的旗幟下實現所有阿拉伯人的統一，他們不僅要統一現存的阿拉伯各國，而且還要解放他們認為應該屬于阿拉伯人的領土，這其中就包括伊朗胡其斯坦省。阿拉伯民族主義者還試圖使海灣阿拉伯化，舍其舊名“波斯灣”而改稱為“阿拉伯灣”即是例證。

胡其斯坦省生產伊朗絕大部分的石油，波斯灣則是伊朗通向海外的最重要的水上航道，若它們落入阿拉伯人之手，伊朗必將受制于人，這是伊朗所不能允許的。

繼埃及總統納賽爾之后，伊拉克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擔當了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旗手，正如伊拉克薩達姆總統時代的副總理阿齊茲所言，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是一個民族主義性質的政黨，它認為民族主義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持久存在，是一個強有力的紐帶，它使個人依附于其民族，他認為復興社會黨號召的民族主義思想正是阿拉伯人民自由、統一意志的表達。

薩達姆在1979年出任伊拉克總統后，儼然以阿拉伯世界的領袖自居，而且他還把阿拉伯人與伊拉克的命運連在一起，發出豪言說：

“阿拉伯人的榮耀來自伊拉克；在整個歷史上，當伊拉克繁榮強大時，阿拉伯民族也繁榮強大。這就是我們要盡力使伊拉克強大、難以對付、有能力且發達的原因，也是我們不惜任何代價增強伊拉克安全、光大伊拉克榮耀的原因。”

因為伊拉克薩達姆有這樣的思想認識，并且他還有稱霸海灣的野心，所以在阿拉伯世界面臨霍梅尼的泛伊斯蘭主義的威脅時他才會與之針鋒相對，站在了與伊朗對抗的最前沿。

泛伊斯蘭主義是在19世紀反對西方殖民主義和奧斯曼帝國的腐朽統治的背景下產生的，它認為穆斯林的團結是保障自己權利的最好武器。

近代伊斯蘭改革主義最有影響的領袖和泛伊斯蘭主義最杰出的代表哲馬魯丁·阿富汗尼就主張全世界所有的穆斯林民族應當聯合起來，建立一個哈里發領導的統一強大的伊斯蘭國家。

顯然，在泛伊斯蘭主義和阿拉伯民族主義二者間存在嚴重分歧：

前者以宗教為紐帶，后者以民族為中樞；前者的團結對象是同教不同族或同族的穆斯林，后者卻對同教不同族的人帶有強烈的排斥性；而且作為中東第一大民族的阿拉伯人，既是前者最重要的爭取對象，又是后者的全部，顯而易見，泛伊斯蘭主義和阿拉伯民族主義的發展都給對方造成極大的削弱，相互間的競爭與沖突也就在所難免。到20世紀70年代末，隨著霍梅尼在伊朗的上臺，二者的競爭與沖突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2、泛伊斯蘭主義和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嚴重分歧

霍梅尼是一位堅定的泛伊斯蘭主義者，他宣稱的伊斯蘭理念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對民族主義的否定。不管是伊朗民族主義還是阿拉伯民族主義，都被霍梅尼視為從西方傳來的毒素，有害于伊斯蘭社會的統一。

他說：

“在講不同語言，例如阿拉伯語或波斯語的穆斯林之間并沒有什么差異，此類問題極可能是那些不希望穆斯林國家統一的人編造的…他們制造了民族主義這一問題…但這與伊斯蘭教和伊斯蘭原則是相悖的，他們的意圖是要破壞伊斯蘭教和伊斯蘭哲學。”

在霍梅尼看來，大多數阿拉伯政權都是虛弱的、附屬的，而且帶來了種種弊端，“穆斯林的問題是盡管他們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土地及人口，但是由于其無能的領導層，他們不得不遵照大國的意志行事…穆斯林的問題在于其政治體制，正是其政治體制造成了當前穆斯林的種種問題。這些政權與伊斯蘭教無關，除非我們回歸伊斯蘭，否則我們的問題將會繼續存在”。

基于這樣的認識，霍梅尼認為加強各地穆斯林的團結、建立伊斯蘭政府是穆斯林最好的選擇，這樣的政府是教法學家領導的、政教合一的、憲政的民主政府，是取代阿拉伯各腐朽政權的最佳模式。

為了達到建立伊斯蘭政府、塑造伊斯蘭世界秩序的目的，伊朗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勝利后高舉輸出革命的大旗，認為什葉派伊斯蘭教革命會在全世界取得勝利，號召各地穆斯林反抗現政府，建立和伊朗一樣的伊斯蘭政府。

這種輸出革命的做法，造成了中東特別是海灣各國的動蕩不安，重壓之下，弱小的海灣君主國紛紛尋求外力來保全自己。一心要當阿拉伯領袖、同時也深受伊朗威脅的薩達姆自然就成了各君主國的一個依靠力量。面對霍梅尼的咄咄逼人之勢，薩達姆進行了堅決回擊，兩伊關系也隨之陷入更加危險的境地。此外需要注意的是，霍梅尼的上述思想同樣也讓美國寢食難安，假如伊朗革命輸出獲得成功的話，美國在中東的利益必然會遭到近乎毀滅性的損失。

兩伊對海灣霸權的爭奪也是導致其關系緊張的重要原因。作為海灣地區人口最多、國土最大的國家，伊朗長期以來一直有稱霸海灣的夢想。早在巴列維國王當政時期，伊朗擁有的海軍、空軍力量就已經與海灣阿拉伯國家的海空軍力量的總和不相上下，而且還自稱是世界第九富裕國。

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增強促使巴列維國王霸權欲望不斷膨脹，正如他所言，伊朗要恢復領導海灣地區的“歷史責任”。

在巴列維政權倒臺以前，為了實現伊朗領導波斯灣的目的，特別是為了安撫群情激昂的革命群眾，伊朗的外交政策已經開始轉變，逐漸脫離與西方特別是和美國的親密關系：沙里夫·埃瑪米政府（1978年8月25日至11月5日)許諾范圍寬泛的內政外交改革；巴赫提亞兒政府（1979年1月16日至2月11日)發誓將不再作為美國的警察在波斯灣行事。

在伊斯蘭革命進行中，霍梅尼等革命領導人就一再強調伊朗不再是別國的附庸，而是一個值得尊重的具有重要地區影響力的獨立自由國家。

革命成功掌握政權以后，伊朗迅速退出被視為是親西方的“中央條約組織（CENTO)”，加入“不結盟運動”，當時霍梅尼等領導人追求的其實就是伊朗外交的一個長期訴求，擔當波斯灣地區的領導人。

伊朗伊斯蘭革命后霍梅尼力圖扮演世界穆斯林領袖的角色，大力倡導輸出革命，并與各阿拉伯國家的反對派保持密切聯系，支持他們的反政府行動，這其實是伊朗圖謀地區領導權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另一方面，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在20世紀60年代取得伊拉克政權，該黨的宗旨是在阿拉伯世界實現“統一、自由、社會主義”。在70年代石油經濟帶來巨額收入特別是薩達姆在1979年上臺后，建立統一的阿拉伯國家，就成為伊拉克復興社會黨政權的一個追求，又因為埃及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與以色列單獨媾和被逐出阿拉伯聯盟，薩達姆認為自己已經成為阿拉伯世界當仁不讓的領袖，但是在海灣地區薩達姆卻遇到伊朗的有力挑戰。這樣，在同一地區，一個要當霸主，一個要做領袖，對權力不可遏制的追求把兩國推向了對抗的境地。

3、阿拉伯河爭端問題

在上述種種沖突的推動下，兩伊矛盾逐漸加劇，而雙方存在的領土糾紛則給戰爭爆發提供了一個借口。

長期以來兩國存在著阿拉伯河爭端問題：伊拉克要獨占全河，伊朗則要求河的一半。在不同時期，這一爭端常以有利于國力優勢一方的手段解決，隨著相對國力的變化，兩國在此問題上的沖突也就在所難免。

1980年9月，薩達姆顯然對自己的實力已經是信心十足，于是在17日單方面廢除了1975年與伊朗簽訂的阿爾及爾協議，宣稱對阿拉伯河擁有完全主權，這自然遭到伊朗的強烈反對，結果薩達姆在維護阿拉伯主權的名義下，于1980年9月22日發動了對伊朗的戰爭。

薩達姆之所以選擇在這個時候開戰，是因為在他看來，伊朗剛剛經歷了伊斯蘭革命，舊的體制已被打破，新的體制尚未建立，全國正處于混亂之中，各派力量爭斗不息的伊朗已經不再是他的對手。

但是薩達姆大大低估了伊朗的實力，經過戰爭初期的挫折，伊朗迅速組織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很快便扭轉了戰局。薩達姆不得不接受伊拉克軍隊在1982年6月被趕出伊朗國土的事實，這時伊朗實際上獲得了一個絕佳的停戰機會，況且薩達姆也在呼吁兩國間的談判，但霍梅尼主導下的伊朗這時卻選擇了繼續戰斗。

兩伊戰爭使原先激烈斗爭的各派力量趨向團結，使新生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獲得鞏固，霍梅尼十分清楚這一點，他擔心戰爭一旦停止，這一切都又會失去，因此霍梅尼選擇了繼續作戰，何況當時他還擁有暫時的戰略優勢。

但是戰場一旦轉移到伊拉克，伊朗立刻發現它陷入了可怕的境地：陌生的地理環境，匱乏的武器裝備，孤立的國際地位，這些不利條件使伊朗在戰爭中曾擁有的相對優勢驟然失去，而這時的伊拉克則以被侵略國的姿態出現，得到了與伊朗交惡的海灣君主國、埃及和美國等西方大國的財政援助和武器供應，在戰場上毫無取勝可能的霍梅尼只好在1988年7月20日宣布接受聯合國的停火協議。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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