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這位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名言而廣為人知的學者，年青時從事反清斗爭，失敗后游歷了半個中國，晚年定居在陜西華陰華山腳下。他是江蘇昆山人，晚年為何不回故鄉，而愿終老于華陰呢？是怎樣一種地域文化，又是何等一批人物，挽留住了他漂泊不定的腳步，讓這位終生與清廷不合作的大知識分子、堅定的前朝遺民，尋找到了生命與精神上的歸宿呢？帶著這些疑問，我們走進了顧炎武那顛沛流離的一生。

顧炎武像（1613年—1682年）

1家庭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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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炎武，生于明萬歷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公元1613年7月15日），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正月初九日，今江蘇昆山千燈鎮人。他的一生，跨越明清兩代，從出生到32歲，他是明朝子民；從33歲到去世，他是明朝遺民，并且始終堅持這個身份，不與清政府合作。所謂遺民，寬泛的來講，是指一個朝代滅亡后留下來的老百姓，精確來講，是指不仕新朝，與新政府不合作的人。他一生都做過什么樣的工作呢？明亡前，作為一名富家子弟，他沒從事過什么具體實際的工作，主要是讀書；明亡后，他有過幾個月短暫的從軍生活，參加過抵抗運動，之后做過六、七年的生意，據說還以這種商人身份為掩護，從事過一些秘密的聯絡工作，說不上有什么突出的反清復明的實際舉動，大抵是與和他一樣的遺民相互通氣，保持聯系；45歲之后，他遠游北方，足跡遍及西北、華北，專心從事學術活動，遂成一代大家，晚年定居陜西華陰；70歲那年，他因病死在山西曲沃，后歸葬老家昆山千燈鎮，今天在千燈鎮有他的墓與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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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炎武小名藩漢，譜名絳，學名繼紳，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寧人，又作炎午。顧家在南朝梁、陳時出過一個大文人叫顧野王，家有亭林湖之勝，人們就把那地方叫做“顧亭林”，后來不知怎么回事，這個地名就被朋友們加到了顧炎武的身上，所以，很多人又把顧炎武稱作為“亭林先生”。此外，他還用過圭年、蔣山傭等名字。中國人取名，大抵都有含義，顧炎武也不例外，比如他名“炎午”，極有可能是和南宋末年的王炎午相映射的，王炎午，南宋廬陵人，臨安（今杭州）陷落后，王炎午變賣家產以充軍餉，做了文天祥的幕僚，文天祥死后，王炎午不仕新朝，致力于詩文創作，其人生經歷與顧炎武有眾多相似之處；又比如“蔣山傭”這個名字，蔣山即神烈山，是南京明孝陵所在地，明亡后顧炎武曾多次憑吊明孝陵，還曾在神烈山下住過一段時間，他用這個名字，含有懷念前朝的意思，表達了他的遺民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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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前，在江蘇昆山，甚至在江東地區，顧家都是一個大地主家族。顧炎武的高祖、曾祖和祖父三輩中，出過四個進士。他的曾祖顧章志先是做過幾個省的按察使，最后做到應天府尹、南兵部右侍郎，贈右都御史；他的本生祖父顧紹芳做過經筵講官、翰林院編修、管理制誥，這都是當時比較顯赫的官職。雖然在顧炎武出生的時候，家道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但家底還是很厚實的，這從顧炎武后來能一下子典出去800畝地即可看出。

顧炎武一出生就過繼給了繼嗣祖父顧紹芾、繼嗣父親顧同吉家。嗣祖父顧紹芾雖只不過是一個監生，但他很有修養，詩歌和書法水平都不錯，早年隨父親親歷了江西、廣西、山東、南京等地，熟悉各地的風土人情和政治斗爭內幕，他很關心時局，堅持手抄邸報（政府公報）達十四、五年，成25大冊。他給顧炎武的影響主要是兩個方面：其一：“著書不如抄書”，這是顧紹芾給顧炎武的遺訓，從顧炎武一生的治學來看，他始終都沒有超越這個藩籬；其二、研究“實學”，即“經世致用”之學。一開始，顧紹芾就無意讓顧炎武去參加科舉考試，只是后來架不住別人的勸說，才勉強讓他去學習科舉文字。顧炎武13歲中了秀才，但后來數次考舉人，均告失敗，27歲那年再次失敗之后，決定徹底放棄科舉，從事有益于國計民生的實學。也就是從這一年開始，一直到1644年明朝滅亡的幾年時間里，顧炎武取史書、地方志書、名家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札錄材料，匯為40多帙，為他后來寫《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兩部著作準備了基礎資料。顧紹芾還很有憂患意識，他曾指著庭院中的草根對顧炎武說：將來你要是能吃到這個東西，就很不錯了。他在顧炎武還小的時候，就教他學兵書，在他看來，這才是一些實際靠譜的學問。

繼嗣母親王氏是在價值觀上給顧炎武影響最重大的一個人。王氏的未婚夫顧同吉早卒，她主動來到顧家，侍奉舅姑，撫養繼嗣兒子長大成人。她是一位有文化修養的婦女，愛讀《史記》、《資治通鑒》等書，常常給幼年的顧炎武講方孝孺、于謙等忠臣烈士的故事。顧家發生家產糾紛之后，她和顧炎武遷居到了昆山和常熟之間一個名叫語濂涇的地方。1645年，常熟被清軍攻陷，王氏聞訊，絕食十五日而死，臨終前叮囑顧炎武“勿為異國臣子”，顧炎武一生都沒有違背繼嗣母親的這一遺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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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小，顧炎武就是一個愛“折騰”的人，有理想，有抱負，好結交朋友，但不濫交，而是挺有原則，只和自己有相同價值觀或者有相同愛好的人來往。

大約在17歲的時候，他參加了一個社會團體——復社，這是一個知識分子探討學術、談論政治的團體，顧炎武在這里認識了很多朋友，包括他的終生好友歸莊。他和歸莊當時被人稱為“歸奇顧怪”，原因是歸莊喜歡寫一些奇怪的詩詞，而顧炎武據說是小時候患過痘，視力有些偏斜，當然主要還是說這兩個年輕人的思想和很多人不一樣，有點另類。后來他還和江南的一些復社成員成立了一個“驚隱詩社”。北游之后，他在北方又結識了一幫朋友，雖然沒有成立什么團體之類，但也自有一個“圈子”，大多是和他一起堅持氣節的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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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炎武的個人生活算不上幸福。他19歲結婚，妻子姓王，出生于江南望族，是繼嗣母親王氏的侄女，婚后未有生養。顧炎武和妻子離多聚少，顧炎武北上之后，她一直孤身在家。她比顧炎武早兩年去世，當時顧炎武在山西汾州，聞死訊后，為她寫了五首悼亡詩，其中有“地下相煩告公姥，遺民猶有一人存。”這樣的句子。顧炎武先后納過四個妾，第一個和第三個為他生過孩子，但都早夭。這幾位妾在他晚年的時候都相繼離他而去，其中第四個是他嫁出去的，原因是自己年紀老了，不想耽誤人家。由于沒有兒子，顧炎武在60歲這一年，立同族子衍生為嗣子，衍生相隨他多年，直至他病逝。

顧炎武紀念館：位于江蘇昆山市亭林公園內。建于1990年，占地面積5畝，建筑面積760平方米。2005年重新修繕并布館。紀念館陳列著有關顧炎武的生平事跡、他的主要著作及專家、學者的部分論文，有古今名人對顧炎武的評價，有當今書法家頌揚顧炎武所寫的碑文，現在顧炎武紀念館已成為江蘇省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2參加過什么樣的抗清斗爭？

顧炎武是以參加過抗清斗爭以及終生與清廷不合作而知名的，但他究竟參加過哪些抗清斗爭？是否親自上前線殺敵？失敗后是否繼續參加過反清復明的武裝組織？這些問題學術界歷來是有不同說法的。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從南明王朝說起。

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王朝滅亡，同年五月，清軍入駐北京，清王朝建立，江山易幟，但這時清軍并沒有統一全國，在南方，明王朝皇室成員先后建立了一系列的抵抗政權，包括弘光政權、隆武政權、魯王政權、紹武政權和永歷政權等，不過這些政權都很弱小，加之內部矛盾重重，腐敗不堪，實際上并沒有給清軍造成多大威脅。康熙元年，也就是1662年，永歷帝在緬甸被擒，南明王朝宣告覆滅。

1645年的春天，昆山縣令楊永信曾推薦顧炎武到南京的弘光政權里去擔任兵部司務，顧炎武也非常興奮，做了積極的準備，一口氣寫下了《軍制論》、《形勢論》、《田功論》和《錢法論》四篇政論性文章，號稱“乙酉四論”，水平如何姑且不說，倒是很有些摩拳擦掌的意味。可當他于這年的四月底到達南京后不到十天，清兵已于5月9日渡江，弘光皇帝倉皇出走，五天后清兵便已占領南京，弘光政權宣告瓦解。顧炎武隨同弘光兵備副使退守蘇州，五月底，蘇州再次兵敗，顧炎武就回到了常熟和老家昆山。七月初，清兵攻破了昆山，進行了殘酷的鎮壓，屠殺了近四萬人，顧炎武的三弟和四弟都慘遭屠殺，生母何氏被砍掉一只手臂，成了終身殘廢，后一直由顧炎武的幼弟奉養。

以上這段時間，就是顧炎武的從軍經歷，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定參加了蘇州的抵抗活動，至于在昆山有沒有參加抵抗，歷來就有爭論，但后來有日本學者經過詳細考證，顧炎武也是參加了昆山抵抗的，問題在于，在這樣的抵抗當中他到底做了什么？

我們的回答是：他沒有親身殺敵，頂多做了一些后勤服務和通風報訊的工作。他曾用詩記載自己的妻子為守城將士縫過征衣的事情，他所做的，估計也是類似于此的工作。昆山之戰中，他后來說自己曾在常熟語濂涇陪伴繼嗣母親，遙聞炮聲，也可見并沒有參加實際的戰斗，有可能只是做了一些聯絡工作。

昆山之戰后，對于抵抗，顧炎武甚至變得有些消極了起來。1645年的秋天，當福建隆武政權的唐王受人推薦，授予他兵部職方司主事的官職，并在第二年春天特派了使者秘密到昆山請他赴任之際，他卻借故推辭了，只是寫了一首詩表示感謝，全然沒有了第一次被授官時的興奮。為什么會這樣呢？也許是他看出了南明政權根本成不了氣候，也許是出于自身的怯弱，當時憑一腔熱血和文人的熱情想要參加抵抗，但一旦看到根本抵抗不住，就放棄了實際的行動。他后來主張在遭遇大難的時候，“殉之”不一定就是最好的辦法，逃走等待時機也未嘗不可，當然就是完全的托詞了。

顧炎武的生活以1656年為界（那年他43歲），大抵分為兩個階段，1656年之前，他一直在長江南北一帶活動；自此后25年，幾乎一直在北方活動。這兩個階段的一個共同特點是：他一直在不停地行走，結識了很多人。有論者據此認為顧炎武是在從事秘密工作，即聯系各地的仁人志士反清復明，這種說法缺少史料證據，有些想當然的推斷。從現有的史料來看，他之所以遠走北方，并不是為了到北方去從事反清復明的斗爭，而僅僅是為了私人糾紛中的避仇。如果真要反清復明，就不會去北方，而應去南方找南明永歷政權。他聯系同道中人不假，但他所交往的人，尤其是在北方結識的人，大多也是和他一樣的遺民，他們之間既沒有組織，也沒有行動綱領，拿什么來反清復明呢？他們在一起，頂多也就是互相砥礪，保持遺民與清廷不合作的立場，更多的時候，卻是在探討學問。在他所交往的人當中，還有一些是清朝的官員，他總不至于是在對他們進行“策反”工作吧？ 1662年，南明王朝徹底覆滅，他更是連反清的念想也沒有了，從此開始專心著述，總結“亡天下”的教訓。

清王朝在平定了天下之后，對漢族知識分子采取了安撫籠絡的措施，康熙不僅派人祭祀了明崇禎皇帝，還于1678年開設了博學鴻儒科，征召遺民中的精英分子入朝做官，顧炎武的一些朋友接受了征召。在這樣的情況下，實際上的反清復明也已經是不可能的了，當親戚朋友都“投入”到了“敵人”的隊伍，“敵人”似乎已經消失。

顧炎武畫像：此幅畫像為明末清初畫家禹之鼎所畫，禹之鼎應該是見過顧炎武本人，所以，應不致離其形象太遠，畫像中的顧炎武看起來十分消瘦疲倦，但眼神堅定。

3真正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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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顧炎武一生的遭遇來看，大多數情況下，他真正的敵人不是清王朝，而是身邊的小人！他一生經歷了兩次牢獄之災，其沖突的真正原因，不是出于主義、信念之類，而是日常生活中直接接觸的個人糾紛和利益之爭。

先來說第一次牢獄之災，這還要從前文提過的“家難”說起。顧炎武的繼嗣祖父去世之后，他的從兄顧維、從叔顧葉墅和他發生了家產之爭，從叔和從兄都不想讓顧炎武繼承過多的家產，雙方鬧得不可開交，甚至發生了縱火的鬧劇，燒了他的房子，迫使顧炎武搬了家。這件事情對顧炎武造成了很大的傷害，首先是心靈上的，顧炎武直到晚年寫信給顧維的時候，還用十一條斥問指斥他。其次是財產上的，顧炎武雖然也分到了一部分家產，但在幾次“家難”鬧劇中，他也虧了不少錢財，加之后來他交友甚廣，耗資頗多，經濟上更是緊張，為了維持一家數十口生計，不得已把八百畝地抵押給了當地的另一個大地主葉方恒。顧、葉兩家本來有點兒親戚關系。按理說，葉方恒應幫顧炎武渡過難關，但事與愿違，典押之初，葉方恒即壓價簽約，價款僅及所值的一半，迫于困境，顧炎武只得接受。盡管如此，葉方恒還是遲遲不肯付款，后經顧炎武多次請求，兩年過后才討回一部分款項，一直到明朝滅亡都沒有付清。到了清朝后，顧家已經一蹶不振了，葉方恒就更加不想付款了。這時候，顧炎武家原來的一名名叫陸恩的家仆世奴又卷入了進來，他的卷入和對顧炎武的反目成仇，讓這件財產糾紛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

這里有必要說說明清之際的“家仆世奴”，他們不是古代的奴隸，也不是中古時期的農奴，他們本身也可能是自耕農，甚至是小地主，為了逃避稅役，寧愿投靠在縉紳地主家下掛名為奴仆，當然他們也要對主家承擔一定的義務。顧炎武把地抵押給了葉方恒之后，他的一些家仆世奴也隨地到了新的主家那里，陸恩就是這么從顧家到葉家去的，并不是如一些學者所說的是叛逃過去的，這里面不存在背叛不背叛的問題。

陸恩對顧炎武做了些什么呢？非常要命的一件事情！他拿到了早年顧炎武寫給南明政權的一封信。顧炎武曾把這封信糊在一本《金剛經》里面，托一個和尚帶去。信里寫了什么重大內容呢？不得而知。這件事情的性質是嚴重的，陸恩買通那個和尚，拿到了那封信。陸恩想告發顧炎武嗎？也不是，只是準備進行訛詐，撈一筆錢財。當然，這其中也不排除小人得志的因素，顧炎武原來是他的東家，現在不是了，而且家里遭了難，而他的新東家有錢有勢，免不得有些得意，再加之顧炎武可能也沒給他好臉色看，所以想整一整顧炎武。陸恩拿到這封信的時間大概是在順治九年（1652年），他曾多次暗示過顧炎武，但顧炎武沒有太理會，也就是說敲詐沒有成功，于是陸恩惱羞成怒，這才揚言要以“通海”（即私通南明政權）的罪名告發顧炎武。顧炎武害怕了，覺得這件事情這么拖下去終究不是個辦法，于是于順治十二年（1655年）從南京趕到昆山，帶了一幫親友，把陸恩沉到水底給淹死了。

打狗得看主人面呀！顧炎武弄死了陸恩，葉方恒不干了，他和陸恩的女婿一起把顧炎武抓了起來，囚禁在陸恩女婿家里，逼迫顧炎武自殺。后來經過歸莊等人的調停和營救，這才把這件案子挪到了當地的司法機關，初審定為“殺無罪奴”，要坐多年牢。這還是不行呀。顧家又動用關系，把案子挪到了松江府，到了另一個地方，沒有了干擾，方便顧炎武的親友上下活動，進行營救，最終被審定為“殺有罪奴”。這年的秋天，顧炎武被保釋出獄，聽候判決。從五月案發到秋后得釋，顧炎武入獄三月有余，第二年春天，從輕結案，什么事都沒有，也就是說，陸恩白死了。

這樣的判決結果，葉方恒是不能接受的，主要是他覺得傷了面子。所以，即便是顧炎武后來到了南京之后，他也不依不饒，糾集了一些人，襲擊顧炎武，將其從驢背上打下來，致使顧炎武頭部受傷，幾乎喪命。顧炎武覺得這件事情要是再這樣糾纏下去，恐怕會越來越危險，于是，他決定遠走北方避仇。

世事難料啊！顧、葉兩人當時是鬧得如此不可開交，孰料十七、八年之后，也就是在1673年，在山東濟南、泰安，兩人又和好了。在顧炎武游歷北方期間，葉方恒中了進士，那時正在山東濟寧擔任一個管水利的官職，顧炎武則在山東濟南通志局幫助修志。葉方恒曾登門拜訪顧炎武，并送去了綢緞等禮品。顧炎武雖然沒有相見，但和葉方恒后來還是有過幾次書信來往，葉邀請他一起同游泰山，顧炎武雖然沒有同去，但也回信表示了感謝。顧、葉和好，一方面是由于歸莊在其中的調停，歸莊和葉方恒關系也不錯，當年在顧炎武被葉方恒關押起來的時候，就曾寫信對葉方恒進行過規勸，顧遠游之后，又多次調解顧、葉之間的矛盾，葉方恒也接受了，所以歸莊之后曾寫信給顧炎武，說這邊沒事了，你回來吧；另一方面是顧炎武的三個外甥徐乾學、徐秉義和徐元文都是當朝的大官，葉方恒和他們都有來往，并且還指望他們提攜，所以對顧炎武主動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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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炎武的第二次入獄是在他56歲的時候，從1668年的三月到十月，他在濟南府蹲了七個月的監獄。他這一次的牢獄之災，其起因也是出于主家與家奴之間的恩怨以及田產方面的糾紛。

這件事情須從顧炎武的山東之行說起。顧炎武遠走北方的第二站來到了山東即墨，即墨有個黃家，是縉紳之家，顧炎武在他家盤桓了一段日子。黃家祖上有人在明朝做過御史，這件案子的主角之一黃培在明末做過錦衣衛都指揮使，黃培的堂弟黃坦和侄兒黃貞麟卻已經在清朝做官了，一個時任浦江知縣，一個時任鳳陽府推官。本來好好的，可是正如顧家發生過陸恩事件一樣，黃家也發生了“奴變”。

黃家的一位家奴黃元衡本姓姜，投靠之后隨了主家的姓，祖孫三代都是家奴世仆的身份，可是到了黃元衡這里，發生了變化，黃元衡中了進士、入了翰林、做了大官。他做了大官之后，就要求歸宗姓姜。主仆之間在改姓這件事情上有過什么糾紛的細節現在已經不清楚了，反正黃元衡最終改姓成了姜元衡，并決定整一整黃家。黃培好作詩，且多觸時忌，被人舉報，姜元衡則落井下石，羅織了“黃培詩案”，將黃氏一門十四人一并告發，其中包括黃坦和黃貞麟。“黃培詩案”歷時兩年，但最終黃家并沒有被告倒。

姜元衡一看沒有把黃家告倒，很不甘心，于是又拋出了《忠節錄》一案。《忠節錄》是一本關于明朝一些忠節之士的小傳合編，是另一本名叫《啟禎集》的書的一部分，《啟禎集》除了收錄了《忠節錄》里的內容之外，還收錄了那些忠節人士的詩文，兩本書可以說是一回事兒。該書編于順治八年（1651年），順治十六年（1659年）刊行，編者為陳濟生，是顧炎武的姐夫，但是姜元衡控告此書是顧炎武在黃家刻印而成的。為什么說是在黃家刻印的呢？因為在里面的一篇《黃御史傳》里，說了刻印的事情，這里的黃御史就是黃坦的父親。為什么牽扯到了顧炎武呢？因為在里面的一篇《顧推官傳》里，出現了“晚與寧人游”這樣的句子，加之顧炎武又曾在黃家住過，于是就這樣把顧炎武給牽連了進去。姜元衡上告后，濟南府對顧炎武做出了“咨行原籍逮證”的通告。

姜元衡與顧炎武并不相識，為什么要對顧炎武下黑手呢？這其中有一個幕后推手——謝長吉。謝長吉本是山東章丘的一個大地主，顧炎武到山東后和他結識。謝長吉為了做一筆生意，曾向顧炎武借了一大筆錢，以一千畝地作為抵押，但不幸的是，他的生意虧了，沒有錢還顧炎武。當他聽說了姜元衡羅織的《忠節錄》一案之后，認為這是一個賴賬的好機會，如果把顧炎武置于死地，他欠顧炎武的錢就用不著還了，抵押給顧炎武的地也就可以拿回來了，于是，他和姜元衡勾結起來，竭力攛掇姜元衡把顧炎武給牽扯進去。

但人算不如天算，姜元衡和謝長吉都忽視了一個重要關節：早在幾年前，就有人以訛詐為目的，告《啟禎集》一書為逆書，后經欽定為誣告，告發者受到了處罰。現在姜元衡告發《忠節錄》，就相當于給《啟禎集》一案翻案，也就相當于說皇帝錯了，這從一開始就注定了他不可能告發成功。顧炎武和他的親友當然也看到了這一點，他當時在北京，趕緊和親友們商量了以下對策：其一，翻出《啟禎集》舊案；其二，咬定“晚與寧人游”一句中的“寧人”不是自己，因為沒有說明姓嘛；其三，委托各路親友活動，打通關節。安排完這些事情之后，他就主動到濟南投案去了。

從結果上來看，他的這些對策達到了預期目的。《啟禎集》案一翻出來，姜元衡就先軟了一半；在審案過程中，顧炎武始終咬定書中的“寧人”不是自己，誰也沒有辦法來證明；親友們的上下活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三個外甥都是當朝部長乃至副總理級別的官員：徐乾學1670年中探花，官至刑部尚書，徐秉義1673年中探花，官至吏部右侍郎，徐元文年紀最小，卻早在1659年即中狀元，官至文華殿大學士。他們為了營救舅舅，出力頗多。地方官員很多本就是原來明朝的官員，在感情上他們是同情顧炎武這樣的人的，現在又加上徐氏兄弟從中斡旋，在審案時自然有意庇護顧炎武。顧炎武另外一些同是遺民的朋友，也在營救他的過程中不遺余力，對這些朋友的幫助，顧炎武一輩子都記在心里，后來他特別感激了一位叫李因篤的陜西人。關于李因篤，后文將有細說，此處暫且按下不表。

由于準備周密，最終顧炎武取得了勝訴，不但如此，他還想反告姜元衡誣告。但由于姜元衡是當朝官員，謝長吉也是一方土豪，最終作罷。但謝長吉的一千畝地是徹底歸顧炎武所有了，他將這塊地委托徐乾學代管，每年的收益也歸徐氏兄弟，算是他的一種感激方式吧，直到七年之后，這塊地被轉賣出去。

還有一個問題值得一說：即顧炎武怎么會有一筆價值一千畝地的錢借給謝長吉呢？他曾經經歷過“家難”，家產頗多損耗，后來的錢是從哪里來的呢？答案是：經商及變賣老家田產所得！前文粗略提過，昆山之難后，顧炎武有十一、二年的時間，以南京為中心，在江南、江北活動，一是聯絡同道中人，二是有六、七年在做生意，從他的一些詩文和其他一些記載來看，他做過布匹生意和藥材生意，尤其是藥材生意，可能掙了不少錢，戰亂年代，做藥材生意往往獲利可觀。他可能把做生意掙的錢，在江南又置了些產業。剛開始北上的時候，他的手頭是比較拮據的，但四年后，他回過一次江南，除去拜訪舊友外，估計還處理了財產方面的事情，于是后來才會有錢借給謝長吉。民國學者章太炎甚至認為顧炎武在山西做過票號生意，放過高利貸，雖然沒有確鑿的證據，但至少從顧炎武以田產做抵押借給謝長吉錢來看，確是一種借貸行為。這段經商經歷，給他提供了一個物質基礎，他一直是標榜要自食其力，不愿意依靠別人的，這也就是后來二十多年他可以不事營生，到處行走，得以埋首學問的原因。那種行走是很花錢的，更何況他還要刻書，還有仆從相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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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在以上所說的濟南牢獄之災前，顧炎武還差一點卷到一起著名的文字獄——莊廷钅龍《明史》案里，這起案件也是由于小人從中作祟造成的，僥幸的是，他躲過了這一劫難。

清順治七年（1650年），蘇州、無錫、昆山等地的一些復社成員成立了一個“驚隱詩社”，其主要成員包括顧炎武、歸莊、潘檉章和吳炎等人，他們以故國遺民自稱，絕意仕途，相與遁跡山林。后來顧炎武避禍北上，潘檉章和吳炎則和湖州一個名叫莊廷钅龍的人來往密切。莊廷钅龍是個瞎子，他的鄰居朱國楨是明朝的一位大臣，收集了很多明朝資料，準備編成一本書，但沒有編完就死了。后來這些資料被莊廷钅龍得到，他模仿春秋戰國時期左丘明編《國語》的做法，私自編了一本《明史》，并把潘檉章和吳炎列名為參閱者。顧炎武早年和莊廷钅龍也打過交道，但認為這人不怎么樣，沒什么水平，就沒有多來往，這本《明史》他也看過，認為冗雜不足道，所以拒絕了列名其上的請求。莊廷钅龍死后，他的父親把這本《明史》刻印了出來，這下子出麻煩了。莊家是一個大戶，書刻印出來后，一些人看到里面有一些對清朝不利的言論，就不斷前來敲詐，其中包括一個因貪污罪坐過牢的前縣令吳之榮，他在一些小官吏的唆使下，前來敲詐莊家，但莊家沒有理會他，還準備和他打官司。吳之榮就把莊家私刻《明史》的事情向更高一級的官府告發了，那些官員庇護莊家，同樣沒有理會他。吳之榮不肯罷休，遂上京城告發并獲得了成功。康熙二年（1663年），朝廷下令把莊家一家人連同列名于書上的人全部處死，共計七十余人，其中就包括潘檉章和吳炎，庇護莊家的一些地方官員，也受到了嚴厲懲罰。顧炎武因為沒有列名，沒有受到牽連。

莊廷钅龍私刻《明史》案以及顧炎武的兩次牢獄之災，可以反映出清初士林的現狀：士人之死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出自于直接與政府的對抗，而是因為自身有財有田，周圍的利祿小人意圖牟利不成，乃借官府之手殺人。許多來自前明的清朝地方官員實際上也是同情這批有氣節的人的，大多時候都采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所以這些有氣節的人才能逢兇化吉，只是事情往往會出現意想不到的變化，這些地方官員也無能為力。

顧炎武手札：從一個人的手書的札記、信件等，最能看出一個人的書法水平，也能看出一個人的性情。顧炎武并不以書法名世，而且世間流傳的他的一些書法，尤其是對聯，均較平庸。這幀手札則不同，灑脫有力但不張揚，內有神氣，是他性格的寫照。

昆山市千燈鎮顧炎武故居：顧炎武故居在江蘇省昆山市千燈鎮。顧炎武故居和亭林祠堂以及顧炎武墓和顧園，為千燈明清宅第之首。1956年顧炎武墓及祠堂被列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1997年昆山市政府撥款對顧炎武故居進行了修復；2000年顧炎武故居被昆山市委、蘇州市委宣傳部命名為“昆山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蘇州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02年千燈鎮人民政府投入巨資對故居、祠堂和墓再次進行全面修繕；2005年被中宣部命名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

顧炎武故居朝東落西，為五進古香古色的明清建筑，自東而西依次為水墻門、門廳、清廳（轎廳）、明廳（正廳、楠木廳）、住宅樓，北側有背弄連接灶房、讀書樓和后花園，前與千年石板街相接，后與顧炎武墓地和顧園相連。各廳內陳列有顧炎武塑像、手跡、著作、生平事跡和國內外對顧炎武及其作品的研究成果。

亭林祠和顧炎武墓落北朝南，東側有門與顧炎武故居相通，西側墻外為顧園，祠內有一祭堂。兩邊墻上及外面走廊墻中嵌有刻碑12塊，記述顧炎武事略。其中一塊書有先生所著《日知錄》中名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顧炎武墓露臺均用花崗石砌造，石階七級，圍以石欄桿。

顧園占地30畝，位于故居西南側，與故居祠堂及墓均相通，內曲水環繞，環水有致用閣等10個景點，各景點以詩文、字畫、語錄、塑像等形式寓意亭林先生的精神和生平。

顧炎武墓：顧炎武到底是葬于山西曲沃還是昆山千燈，歷來就有爭論，過去有學者認為昆山千燈鎮的顧炎武墓只是一座衣冠冢，但近來有學者經過詳細考證，顧炎武死后的確是葬在了昆山千燈，文革期間，顧炎武墓遭到了破壞，遺體還被挖了出來，此圖即為昆山千燈鎮上的顧炎武墓。

4北方的精神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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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炎武在活著的時候就已名滿天下，這其中有以下幾個原因：

其一，是他確實有學問。他在音韻學上和實學上的研究，以及他重視田野調查的治學方法，都為當時人們所推崇。

其二，他有“圈子”。早年他參加復社和驚隱詩社，這些朋友替他做了不少宣傳，后來到了北方，他又結識了一幫朋友，這些人中有的是官員，更多的是民間思想界和知識界的人物，他們經常在一起探討學問，砥礪氣節。通過這些朋友的“忽悠”，顧炎武的名氣更大了。自45歲一直到去世，他主要在北方生活和活動，即和他南方的朋友“圈子”散了以后北方還有一個“圈子”有關。

顧炎武起先到北方，主要是為了避禍，后來這場災禍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好友歸莊力勸他回去，但他始終沒有回去，連原配夫人去世都沒有回去，是他不思念故鄉嗎？顯然不是，晚年的時候，他是有過回鄉“一睹丘垅”的愿望的，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始終沒有回去。他在給徐氏兄弟的信中，談到了一個客觀原因：那是在他決定定居陜西華陰的時候，徐氏兄弟不贊同他的這個做法，擬定在家鄉購置田園，迎他頤養天年，但顧炎武拒絕了，理由是回老家生活，其生活成本是在華陰的五倍，他負擔不起。這聽起來更像是一個托辭。事實上，他是認為在家鄉，甚至在整個南方，世風已變，已經找不到自己的同道中人，沒有了精神寄托。而在北方，他有一幫有氣節、重情義、還有學問的朋友，他從他們那里得到了很大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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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炎武在北方主要是在山東、北京、河北、山西和陜西等地活動。在北京，主要是去拜謁明十三陵，表達對前朝的懷念；河北則是路過之地，逗留時間不多；山東是他北上的第一個地方，他也一度打算在此定居下來，還在章丘置了田產，但由于后來遇了一場官司，認為這里終究不是久居之地；晚年時候，他更多的是在山西和陜西之間往返，因為在這里，有著他一生之中最重要的幾位朋友：山西的傅山，陜西的李因篤、王弘撰和李颙。

在山西，他和傅山有過很密切的交往。傅山（1606—1685），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學家、書法家和醫學家，今山西太原人，字青竹，后改為青主，梁羽生在武俠小說《七劍下天山》中，將傅青主描繪成為一位武藝高強的俠客、無極門掌門。明亡后，傅山出家當了道士，因為穿一身紅衣，所以又稱朱衣道人。傅山年輕的時候是一位著名的“學生領袖”，領導了一場營救老師的學生運動。當時，傅山在山西按察使袁繼咸辦的學校里讀書，深得袁的欣賞。袁繼咸后來與閹黨發生沖突，被抓到北京投進了監獄，傅山為之奔走千里，三次入京，組織起同學和山西的一班士人，進行游行抗議，到處訴冤，最終救出了袁繼咸。

與顧炎武一樣，傅山在多次科場失意后，便絕意仕途，研究起了學問。傅山出家做道士，但并非不問世事，而是利用這種特殊的身份，通過行醫等方式，做過一些抗清的聯絡工作，不過也僅此而已，他并沒有抗清的具體的、實際的舉動，也不愿意去那樣做，理由是要侍奉母親。盡管如此，在順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傅山還是因為反清的罪名，被投進了監獄。這一年，南明王朝的一位名叫宋濂的總兵準備在晉豫邊境起事，起事之前，秘密見了傅山兩次。后宋濂事敗被抓，供出了與傅山聯系的事情，傅山因此進了監獄。在獄中，傅山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一個出家人，不關心時事，同時雖然承認了是有一個姓宋的找過他，但他聽說這人不是一個好人，兩次都沒有見他。恰好這時宋濂被處死了，一下子死無對證，加之審理案件的很多官員都是明朝遺官，有意回護傅山，案件就這么拖了下來，最終不了了之，傅山在蹲了兩年大獄之后，最終被放了出來。

傅山下獄后，一干好友和門人商議營救之策，他的母親卻說：“道人兒應有今日事，……不必救也!”實在是一位了不起的母親。

顧炎武與傅山第一次見面是在康熙二年（1663），這一年顧炎武51歲，傅山58歲，兩人一見如故，除了在精神上有共同之處外，兩人還都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精通音韻之學，所作詩文，亦都傷世感懷。自此后，兩人曾在山西、陜西各地多次見面，彼此之間多有詩詞唱和，顧炎武數次談到了他對傅山人品、學問的欽佩，他曾說：“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還把傅山比成秦末漢初的商山四皓。

在對待清王朝開設的“博學鴻儒科”上，顧、傅兩人更是堅守住了自己的遺民立場。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正月，清王朝下令開設“博學鴻儒科”，這是封建王朝臨時設置的一種考試科目，始于宋高宗時期。康熙為了籠絡漢族知識分子，特開此科，由中央和地方官員推薦民間有本事、有學問、有名氣的人，通過特設的考試，到朝廷里來做官，主要是進入翰林院修《明史》。最終，被推舉的達上百人，顧炎武和傅山均在被推薦之列。“博學鴻儒科”一出，在民間知識界和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有人拒絕，有人暗自高興，有人最初雖然拒絕，但由于各種原因，最終還是應詔。

推薦顧炎武的人是內閣學士葉方藹，此人即是葉方恒的兄長，后幸得徐氏兄弟的勸阻，沒有進入薦牘，對此顧炎武是深感慶幸的。即便如此，還是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傳來了要請他去修《明史》的消息，顧炎武也是斷然拒絕，他寫信給葉方藹說：“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也！”事實上，早在康熙十年夏，清王朝就曾有意詔顧炎武來修《明史》，當時的勸說者為徐乾學的老師、翰林院院士熊賜履，顧炎武當場亦是斷然以死拒絕。

與顧炎武一樣，傅山也是拒絕“博學鴻儒科”的，不過他沒有顧炎武那樣幸運，沒有做大官的外甥從中斡旋，雖然一再稱病不能前往，但拗不過地方官的多次請求，最終還是到了北京。到了北京后，傅山堅決拒絕參加考試。但既然來了，考不考試都沒有關系的，清王朝“破例示恩”授予了他一個有名無實的官職。據說初授之時，康熙還覺得官職有點小，和傅山在文學界的地位不相稱，于是下旨封了個“內閣中書”的官職，又念其年邁，可以不留在京城坐班，而是可以回去，由地方官照顧。授官之后，就得到午門謝恩呀，這更是傅山不能接受的，他絕食七日，堅決不從，急壞了建議給他授官的官員，他在多次勸說無果的情況之下，強行把傅山駕到了午門之外。傅山看見午門，淚流滿面，這時有人強迫他下跪，傅山由于身體虛弱，一下子仆倒在了地上，有人趕緊說：好了，好了，這就是謝恩了。就這么敷衍了一通后，傅山得以被放歸回老家。回鄉之后，有人就他這次進京被授官之事挖苦他，傅山也不爭辯，只是冷眼旁觀。

康熙二十二年（1684年），傅山去世，享年79歲。遺命不以“內閣中書”的身份而以“朱衣道人”入殮，葬于太原西山。第二年，康熙派人祭奠傅山之靈，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二十五年后，傅山入了太原三立祠，聲名更隆。客觀來講，傅山這種聲望的得來，一方面是他自己有人望，另一方面也是和清王朝的懷柔政策分不開的。到了清末，張之洞巡撫山西，設立四征君祠，又把傅山請了進去。辛亥革命之后，出于發揚民族主義的需要，又在1917年和1918年這兩年間，建立了傅公祠。至今在山西太原，還有多處傅山的紀念地，并且規模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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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炎武在山西有傅山這樣的朋友，他曾打算在山西找個地方定居下來的，但最終還是沒有，主要是發生了一件他認為不可忍受的事情。有時候他也是一個比較情緒化、比較較真的人。

這件事情得從一個名叫戴廷栻的人說起。戴廷栻，山西祁縣人，是傅山的老同學，其父是明朝官員，曾做過戶部員外郎，他在晚年也在山西曲沃做過一個管文教工作的官。他曾于順治初年在老家祁縣建了一個讀書閣，名叫丹楓閣，是一班朋友比如傅山等人經常聚會的場所。他在經濟上給過傅山等人很大的幫助，傅山招待朋友的酒水錢，大部分就是由他出的，甚至很多活動，都是由他出面串聯組織的，是一個慷慨大方的人。戴廷栻和顧炎武關系也很好，他曾為顧炎武在祁縣構筑書房，康熙十四年、十六年顧炎武還在此處住過。事情就出在這里，顧炎武在他家丟了500兩銀子，原來是（至少顧炎武認為是）戴廷栻的兒子偷去捐了一個小官。這件事情的真偽現在已經不可考了，不過，筆者認為不太可能，戴廷栻很富有，他的兒子捐個官，還不至于偷別人的銀子。但顧炎武一直揪住這件事情不放，要求戴家還錢。他的好朋友李因篤曾勸他算了，他卻反過來教訓李因篤，大意是：這件事情老弟你能管就管，不能管就不要管，不要被別人拿去當拖延不還錢的掩護。這件事情后來是怎么結束的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象，顧炎武肯定是耿耿于懷的，他不想定居于山西，大概也和這件事情有關。同時又讓人感慨：顧炎武一生的許多糾葛，全是出于錢財方面，簡直就是一種宿命，他雖然有些掙錢的本事，但恐怕在金錢方面，也有些敏感和計較。

北京不能去，山東不能呆，山西也讓人不愉快，于是，陜西就成了他樂意前往并愿意居留的一個地方，因為“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他邦少有。”又因“華陰綰彀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勢。”這從地理和人文兩方面，說明白了卜居陜西華陰的原因，華陰的地理位置，我們前面已說過，這里按下不表，單說人文條件。在顧炎武眼里，陜西人是有氣節、重承諾、好鉆研學問并且有情有義的。他口中的陜西人具體來說就是李因篤、王弘撰和李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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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陜西的這幾位朋友之中，顧炎武和李因篤關系尤篤。李因篤（1632—1692），陜西富平縣薛鎮韓家村人，號天生，八歲能做文章，十一歲應縣試考取第一名，被人稱為神童。清王朝建立后，李因篤絕意仕途，成為清王朝的不合作主義者。十八歲的時候，他外出游學，后來到代州（今山西代縣），被代州知州陳上年聘為塾師。陳上年和他“有同骨肉”，同時亦視他為“畏友”。在陳上年處的八九年間，李因篤得以專心研究學問，同時和傅山等人建立了聯系，贏得了很大的名聲。康熙二年（1663年），顧炎武在探訪完傅山之后，慕名到代州造訪李因篤，由此二人訂交，時年李因篤32歲，顧炎武51歲。志同道合的二人一見如故，惺惺相惜，成為了忘年交。這年秋天，兩人攜手同游關中，考察了潼關，游歷了華陰華山，在此，顧炎武又結識了王弘撰，顧炎武晚年定居華陰，最早即起念緣于這次游歷考察。后兩人又到了西安，渡渭河過李因篤家，又去游乾陵，并到周至拜訪了李颙。此后20年間，兩人或詩文唱和、或互訪同游，這其中，李因篤三千里救友之義舉，尤其令顧炎武感念不已。

在前文所敘的顧炎武濟南牢獄之災中，入獄之前，顧炎武即致書給李因篤，此時因陳上年已調離了代州，李因篤回到了老家富平，接到顧炎武的來信之后，即風塵仆仆趕到北京，托人情、找關系，竭力為好友辯誣伸冤，此后又趕到濟南探視獄中的顧炎武。李因篤每天為顧炎武送飯，并且不放棄任何機會，積極為其打通關節。時值盛夏，又因奔波勞累，李因篤中暑病倒了。所幸的是，顧炎武的案子有了重大轉機，于是他返回關中養病。臨行前，顧炎武懷著溫暖的心情，寫了一首贈別詩，稱贊李因篤是患難中的良朋益友，表達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顧、李的交往，也有不和諧的時候。“博學鴻儒科”中，李因篤也在被推薦之列，他不但參加了考試，而且還被授予了”翰林檢討“的官職。因為這件事情，李因篤一度被他的朋友排斥于“遺民”之外，顧炎武更是給他寫信：說您現在高就了，就不要掛念我了。好在第二年，李因篤以家中老母無人奉養為由，先后上書陳情三十多次，終于獲準回到了富平老家，也由此重新回到了“革命隊伍”之中。自此以后，李因篤致力于講學，先后在西安關中書院，自己的家中開壇講學，一度還在老家建立了一個“鏡波園”，和顧炎武、王弘撰、李颙和傅山等在此探討學問，吟詩唱和。

公元1681冬，顧炎武病臥山西曲沃，致書寫詩給李因篤。李因篤恰好也病了，加之大雪阻隔，不能親去探視，遂讓兒子帶著他的五言贈詩赴曲沃看望和服侍顧炎武。1682年春，顧炎武去世，十一年后，李因篤也因病逝于富平，享年61歲。去世前，友人前來探望，李因篤拉著他的手說：“吾一生作詩文，不下數百萬語，”又撫摸胸口說：“無一字不以此中刻畫出。”

李因篤一生主要著作有：《詩說》、《春秋說》、《議小經》、《漢詩音注》5卷，《漢詩評》5卷，《古今韻考》等。李因篤在研究上，一生與顧炎武攜手合作，是顧炎武音韻學的主要著作，寫稿時，常與李因篤商討，顧炎武說：“深知吾書，海內惟李天生一人。”對李因篤在音韻文字學方面的造詣頗為肯定。

筆者于2010年九月中旬專程去陜西富平探訪李因篤的遺跡，見到了李因篤的后人李啟智老人，老人領我們去看了李因篤的故居，三進院落，房子卻是后來重蓋的了，只有院中地上的一些青磚，還是400多年前的古跡，李啟智老人就住在其中一進院里。又去探訪了李因篤墓地，在一塊玉米地里，墓早已不存，毀于文革之中，如今只有一塊墓碑斜臥在地頭荒草間，上面字跡可辨，上書“陜西省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李因篤墓”幾個字，實際上毫無保護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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陜西諸友中，王弘撰不僅是顧炎武精神上的朋友，而且還在生活上給了顧炎武很大的照顧，顧炎武晚年定居于華陰華山，實際上就是住在王弘撰的家中，并且是住在王弘撰讀書的“讀易廬”中，一住就是四年。顧炎武死后，王弘撰把“讀易廬”改名為“顧廬”，以表達對顧炎武的深切懷念。顧炎武曾這樣評價王弘撰：“好學不倦，篤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在顧炎武的心中，王弘撰不僅有學問，而且非常講義氣，性情瀟灑曠達，喜歡結交朋友。

王弘撰（1622-1702），字無異，號山史，陜西華陰人，明諸生，家境富裕，父親曾擔任過明王朝南京兵部右侍郎。王弘撰是一個全才式的人物，不僅精通經學、史學、音韻學和詩文，研究《易經》，而且在書畫、金石方面有很高的成就，他的書法作品，至今還是收藏界炙手可熱的藏品。

明王朝滅亡后，王弘撰同樣絕意仕途，“博學鴻儒科”中，他以老病為借口歸隱，采取的方式是和顧炎武一樣的“以游為隱”。有意思的是，顧炎武作為一個南方人，行走于北方，他作為一個北方人，卻漫游于南方，一生之中，甚至在晚年時，他還多次游歷江南，最遠到了福建。《山志》是王弘撰的一部筆記體著作，他游歷四方，到處探求金石碑帖，其撰寫條目，多為親眼所見，考證嚴謹，可信度很高。他的這種田野調查，和顧炎武的治學方式也是一致的。

王弘撰視顧炎武為諍友，《山志》中記錄了這樣一件事情：王弘撰為人豪爽，常常與前來拜訪的人宴飲，每當這個時候，顧炎武都會皺起眉頭，很不高興，待客人走后，必對王弘撰說：可惜，一天時間就這么虛度了。王弘撰后來也接受了顧炎武的勸告，惜時如金，研習不倦。王弘撰59歲的時候，納了一位妾，顧炎武亦作詩規勸。

王弘撰描述顧炎武治學的嚴謹認真：“四方之游，必以圖書相隨。手所抄錄，皆作蠅頭小楷，萬字如一。”這種嚴謹，也影響了他自己。

顧炎武去世前一年的秋天，王弘撰去浙江嘉興拜訪一位朋友曹秋岳，曹秋岳見面就感嘆：顧亭林之死，實在是太可惜了。王弘撰回答說，顧亭林沒有死，就住在我家里呢，我來看你的時候，他也正啟程去山西。顧炎武第二年去世后，王弘撰還在南方游歷，聞訊后悲痛不已，準備啟程前往昆山吊唁，后得知靈柩還沒運回昆山，沒有成行。此后，王弘撰三次寫詩懷念顧炎武，后兩次寫于親自探訪顧炎武墓之后，是時，他也已年近古稀。

在《山志》中，王弘撰撰寫了“顧亭林”條目，對顧炎武的一生做了高度評價，“以游為隱”這句概括顧炎武一生的話語，即出自于此。已故蘭州大學教授趙儷生先生認為，這是關于顧炎武的最佳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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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李因篤與王弘撰相比，顧炎武與李颙的來往相對來說要少一些。李颙（1627—1705），字中孚，號二曲，陜西周至人。因為“周至”的古字在《漢書》中解釋為山曲和水曲，所以人們便稱他為“二曲”先生。自幼家貧，借書苦學，遍讀經史諸子以及釋道之書，是自學成才的典范。二十歲到三十三歲之間，在當地縣令的大力推舉之下，他的名氣越來越大，人們都稱他為“先生”。李颙曾到江南講學，門徒甚眾，一時之間，名滿海內，后又主講于關中書院，與河南孫奇逢、浙江黃宗羲并稱為“海內三大儒”，又與李因篤、李柏并稱為“關中三李”，主要著作有《二曲集》和《四書反身錄》。

顧炎武與李颙相識于他第一次游關中之時，隨后兩人又有過多次來往。兩人在學問方面有相互不認同的地方，但卻絕對是君子之交，對李颙堅持不受“博學鴻儒科”、以死相抗的舉動與精神，顧炎武是極其佩服的。在拒絕“博學鴻儒科”上，李颙可以說是表現最為激烈的一個人。他先是稱病拒絕，后地方官強迫抬他上京，剛走沒多遠，他就拿出刀子來準備自殺，地方官沒有辦法，只得把他放了回去。李颙七十六歲時（公元1703），康熙西巡到了陜西，傳旨召見李颙，李颙雖然進獻了《二曲集》和《四書反身錄》兩本書，但拒絕召見，說是病了，不能去。康熙又傳話說：既然你不能來見我，那我去看你吧。李颙回答：你要來，我就死。康熙只得作罷。李颙性情之激烈，由此可見一斑。

顧炎武如此評價李颙：“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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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六十七歲到去世前將近四年時間，顧炎武主要居住于陜西華陰，同時活動于陜西潼關、山西運城、曲沃一帶，他之所以把自己生命中最后的歲月托付秦地，實在是由于“秦人”的為人處事深深感染了他，讓他找到了最終的精神寄托，是共同的價值取向把他們聯系在了一起。這一段時間雖然不長，但相信他一定獲得了一種內心的安寧。

顧炎武于公元1682年在山西曲沃去世，他的死和吳三桂等人的“三藩起事”有一定的聯系。“三藩起事”自1673年開始，到1681年以失敗結束。三藩起事給了很多明朝遺民以幻想，以為可以推翻清朝統治，重新恢復明王朝，一個名叫顧祖禹的知識分子還跑去參加了耿精忠的隊伍，顧炎武雖然沒有這么天真，但心里肯定是起了波瀾的。“三藩起事”失敗后，他在寫給李因篤的一首詩里就曾很隱晦談到過這件事情，大意是說現在什么念想都沒有了，全完了。這件事情不僅僅在精神上給了他打擊，而且在生活中也給了他具體的影響。“三藩起事”中，當時甘肅提督張勇拒絕了吳三桂的拉攏，堅決支持清王朝。張勇多次派自己的兒子張云翼拜訪顧炎武，有一次告訪居然是在半夜，一方面是安撫，另一方面也帶有監視的意思，這從顧炎武后來復張勇信中談及自己絕無“講學聚徒”之意、絕不是“奔走天下之人”，即可看出。后來，他干脆離開華陰，于1681年八月到山西曲沃去了。

顧炎武到曲沃第三天就病倒了，在友人韓宣以及曲沃一干官紳的關照之下，休養了幾個月后得以痊愈。1682年正月初八，他出門答謝這些官紳的款待，上馬失足墜地，舊病得以復發，第二天凌晨闔然去世。從這些癥狀來推測，顧炎武大概是死于心腦血管病。去世后，他的一位堂弟特地從江蘇趕來，和嗣子顧衍生一起把靈柩扶回了老家昆山。

李因篤墓：李因篤生于明崇禎五年（1632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號天生，陜西省富平縣薛鎮韓家村人，明清之際的思想家、教育家、音韻學家、詩人，“關中三李”之一，康熙年間薦博學鴻儒科，被授翰林檢討，后辭官歸鄉。李因篤在音韻學方面頗有研究，被顧炎武引為知己，其詩歌創作師承杜甫，對杜甫詩歌的平仄格律做過深入研究。李因篤身上有俠氣，好友顧炎武遭小人陷害入獄，他有過疾馳三千里救友的義舉，他的這種舉動，是陜西人重義氣的最真切的表現。

筆者曾于2010年9月特意造訪李因篤的故居，其故居位于陜西富平薛鎮韓家村，不過今天已經看不到當年的遺跡了，門口原本是一對石獅子，院內原本有照壁，但都毀于文革期間。

李因篤的后人李啟智老人帶領筆者找到了李因篤的墓地，可惜的是墓地已不存，如今只有一塊殘缺的墓碑斜傾于田間。因為要拍照，李啟智老人拔去了墓碑前的雜草。陜西的歷史名人太多了，對于李因篤這類不是那么太出名的人物保護不夠，比如整個華陰縣沒有任何顧炎武的紀念遺跡，僅僅是文獻上證明顧炎武晚年曾定居于此。這種現象值得有關部門注意。

李颙所著《二曲集》：李颙(1627年～1705年)，陜西周至人，號二曲，著名的明朝遺民。李颙以理學聞名，提出了“悔過自新論”，被稱為“海內大儒”；李颙和眉縣李柏，富平李因篤并稱為關中三李。著作包括《四書反身錄》和《二曲集》等。

5顧炎武之為人

在寫給一位友人的信里，顧炎武曾引用過這樣一句話：“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無足觀也。”同時他一再告誡自己“不墮為文人”。大概在他的心里，是很不甘心做一個純粹的文人的，但觀其一生，他在本質上還是一個文人。少年時期，他和復社的同仁們熱心于談論政治，也是出于文人的熱情和年輕人的激情，并沒有真正投身于政治的準備和實際行動；滿清入關之后，他參加過抵抗運動，但也沒有投入過過多的戰斗，沒有像史可法一樣懷著必死的勇氣慷慨赴難，在斗爭進入低潮之后，還很容易流露出悲觀消極的思想；在受到屈辱的時候，他選擇的也是忍氣吞聲地茍活，清王朝建立初，實行民族高壓政策，嚴頒剃發令，所謂“留發不留頭”，顧炎武選擇的是剃發留頭。這件事一直是他的一個心結，一生都不能忘記，耿耿于懷，多年后還在詩文中講述，一方面是在做一個體面地解釋，但另一方面也流露出了良心上的自我譴責。因此，他絕不是一個英雄，盡管他很想成為一個英雄，但往往事到臨頭，卻又選擇了退縮。他所能做的，就是以“不入仕”、和清政府保持不合作來作為個人的道德底線，并以此激勵同道或被同道激勵。

顧炎武是有著相當的現實感的。他的后半生一直沒有卷入到與清王朝的直接對抗之中，相反，他在朝廷中還有很多朋友，一部分固然是前明遺官，但也有一部分是清廷新貴，他和他們保持著學術上的交流。對于三個外甥做官，他是不反對的，理由是他們出生在清朝，并非遺民，所以不存在著有無氣節的問題。他去北京，過去寧愿住在廟里也不住外甥家里，至少是想在形式上和他們劃清界限，不過在遭遇濟南牢獄之災后，他意識到了朝中有人好辦事的好處，從此以后每次到北京，就住在了外甥家里，直到清王朝開博學鴻儒科之后，從此再不入京。他還寫信叮囑、告誡外甥們在官場上應該注意什么，并說這些話都不是能和外人說的。他的弟子潘耒，是其好友潘檉章的弟弟，潘檉章因莊廷钅龍《明史》案慘遭殺害后，堅稱不為人師的顧炎武收潘耒做了學生。潘耒應試博學鴻儒科，一開始顧炎武很反對，還拿潘檉章的遭遇來提醒潘耒不要忘了這檔子仇恨，不過當潘耒做了官后，他也就接受了事實，還給李因篤寫信，大意是你和潘耒都同朝為官了，以后請多多照應他。在他的心里，潘耒也是出生在本朝的人，做當朝的官是可以的。

以上種種“權變”思想，一方面反映了他生存的智慧，但從另一方面來講，也是他和他的朋友們能夠傳承文化的前提，因為只有人在，文化才能得到保留。這是他們的一種使命，是對歷史的一種交代，也是活下來的最大意義以及一個體面的理由。

清王朝曾兩次請顧炎武參與編撰《明史》，都被他拒絕了，但他實際上很關注這件事情。怎么辦呢？他采取了一個折中的辦法，本人堅決不去參加具體工作，但史館中的人如果來請教問題，尤其是潘耒等人來請教，他則會提出一些建議，談及自己的一些想法。他的一些文章和見解，直接或間接影響了他的后輩弟子。比如，徐元文在奏疏中論科舉，與顧炎武在《生員論》和《日知錄》科舉條中的議論大體一樣；又比如徐乾學，就直接用顧炎武在北方經過實地考察后寫成的名文《錢糧論》做對策，并且力倡此論，把它推薦給自己的同僚，要求大家都讀一讀。顧炎武的著作《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等，用王弘撰總結的話說是“朝野傾慕之”，此話雖有夸張，但至少說明了當時就在政府中有一定影響。所以，清代學者趙翼如此總結顧炎武：“其身雖不仕，其言則可用。”這個看法還是很準確的。

在個人性格上，顧炎武有他狷介和“狠”的一面，比如他殺陸恩，說明他是一個敢下手的人；他很珍惜朋友，但朋友如果傷及了他所認為的原則，他也很不留情面不依不饒，甚至翻臉不認人，比如上文所提到的他認為戴廷栻的兒子偷了他銀子的事情，他就一直耿耿于懷。還有一件事情，也頗能說明他的這種性格，濟南牢獄之禍后，他決定不放過姜元衡和謝長吉。這時，他的一位山東好友張爾岐出于好心，勸他算了，再糾纏不一定還會出什么事情呢。顧炎武很是生氣，好好把張爾岐奚落了一通，大意是：聽說君子不搞宗派，您是山東人，就替山東人說話，這不就是搞宗派嗎？言下之意，你張爾岐就不是君子。這話夠偏狹的！

6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顧炎武做學問的方式是與眾不同，也是讓人欽佩并羨慕的。概括起來就是：不斷行走，做田野調查。這是一項非常有價值的工作，對后世的啟迪自不必說，即便是對他自己而言，也是意義非凡。如果說，他初到北方，僅僅是為了消極避禍，那么后來的這種行走，卻有了明確的學術目的。好友歸莊總結的好，他說如果老兄你不避仇，不破家，也就僅僅是江南一個有錢的文人而已，哪能像現在這樣身行萬里，名滿天下。顧炎武的大部分著作撰寫于北方，如《日知錄》、《音學五書》、《山東考古錄》等，而像《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雖然在北游前即已動筆，但修改補充、最終成書，仍然是在北方。

行走，是顧炎武后半生的生活常態，更是他確立自己生命價值的一種方式。他的這種行走，絕不同于現在小資作家們所謂的“行走文學”那般寫意浪漫，也沒有美國作家凱魯亞克在《在路上》這部小說里描寫的那般放誕無忌，而是充滿了艱辛和探索學問的樂趣。剛開始，他是一個人在走，后來有了點錢，雇了三個仆從照顧生活，朋友又送了他兩匹馬和兩頭騾子，可以馱書和行李，境遇改善了一些，但仍然還是很辛苦，一年之中，往往有一半的時間都宿在旅館里。讀及顧炎武自敘的這段文字，筆者為之動容，眼前浮現出了這么一幅圖畫：一位瘦弱的老人，滿面滄桑，走在一條崎嶇的小路上，雖然已經很疲倦了，但絲毫沒有停下來的意思，他的眼睛里仍然閃動著堅定的光芒。

為做《天下》這本雜志，筆者近幾年也經常出差，奔波各地，借助于現代的交通工具，加之正年輕，還經常覺得疲倦，亭林先生以老弱之軀，大多徒步行走，身涉萬里，登危峰、下深谷，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和毅力呀！

當然，也自有樂趣所在！他絕不是為走而走，而是在進行細致的學術考證和探究：每到一地，必與文獻相互對照，如有疑義，反復參考，直到搞清楚為止；必記錄當地山川風俗和疾病利苦；必親手抄錄看到的可讀的東西，甚至為之高興得睡不著覺；必尋訪退伍老兵，了解當地關隘變遷情況，拜訪當地的賢達之士，與他們相互切磋，交流心得。這樣的旅行，豐富了知識，開拓了視野，同時糾正了自己著作中的很多錯誤。

當代學者陳平原先生談到了行走對于顧炎武的影響，在他看來，雖然很多人認為顧炎武是清代考據學的鼻祖，但后人很難有顧炎武那種生氣淋漓的氣象。原因就在于他們大多沒有田野考察風餐露宿的經歷，只是在書屋里做學問；更沒有顧炎武那樣強烈的痛苦和欲望，其學問缺少壓在紙背的東西。是的，姑且不說顧炎武的學問到底做得怎么樣，不能否認的是，他這種做學問的方式，的確是提升了他的生命質量。

行走，本身就是意義所在！

行走，還是一種救贖方式！

沒有必死的勇氣，讓顧炎武內心充滿了痛苦，雖然他為此做了不少的解釋，但終究不能釋懷，自己騙不了自己啊！所以，他幾乎是在以一種自虐的方式，來排遣精神上的苦悶，以此來減少良心上的譴責，從而獲得些許心靈上的安寧。明朝遺民當中，有不少人都是這樣子的，比如傅山，有很多年都住在一個山洞之中，生活清苦到了極點，他也是通過折磨肉體的方式來宣泄心中的痛苦。他們一個以游為隱，一個以出家為隱，心靈上是有共鳴的。

7顧炎武之為學

1

顧炎武是大學者，梁啟超稱他對晚明的學術發起了革命性的變革，是清代學術的開山之祖，深刻地影響了其后兩百多年的中國思想界。

顧炎武“革”了誰的“命”呢？“革”的是自中晚明以來占據統治地位的王陽明為代表的“心學”之“命”；他開辟了一種什么學問門派呢？他開辟的學派叫“實學”。

什么叫“心學”，就是強調人的良知來自自己的內心世界，而不是外在的環境和教育，一個人只要自己心里懷著做圣賢的理想，并努力去實踐，就是對國家天下有意義的人了。這話在原理上說來沒錯，但晚明的士大夫們只是空談這種基本上屬于道德修養的抽象原則，推崇的是對于這種原則反復嘮叨的王陽明《傳習錄》之類的學術著作，這種“語錄體”的學術著作濫觴于孔子的《論語》，鼎盛于朱熹的《朱子語類》，是宋、明時期一種主流的學術文體形式。

顧炎武倒不是反對“義理”、“良知”這類“理學”和“心學”的基本價值觀念，甚至也不太反對他們的“語錄體”文風（盡管他偶爾譏諷一下這種文風的復沓與乏味），在他看來，這種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原則幾句話就應該講清楚了，如果一個學者一輩子絮絮叨叨地反復嘮叨這么一個簡單的常識，就是浪費生命了。他認為，真正做學問的人，應研究對于治理天下有實際作用的學問，例如賦稅田畝、錢幣權量、水利河漕、漕運鹽鐵、職官選舉、人才軍旅和地理方輿等。用現代學科分類的話說就是：“心學”、“理學”說到底只是一種“道德哲學”，那更多的是一個個人實踐的問題，幾句話就能說明白，余下的只是躬行實踐而已，犯不上反復絮叨。一個學者真正的使命是研究對于治理國家、造福萬民真正有用的政治制度、經濟政策、工程管理、軍事技術等等。按現代學科分類的方法，顧炎武的“實學”包括政治學（含政治制度與行政管理），地理學（含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經濟學（含財政學、貨幣金融學和部門經濟學）、水利學、工程管理學、軍事學等多學科。

顧炎武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干的。他留下的學術著作中，包羅萬象，涉及到了他所想研究的各個領域，直到今天，真正治這些方面學問的學者，依然能從顧炎武那里獲得有益的、甚至是必須的學術營養。有清一代，他的學術思想更是深刻地影響了真正的知識界，清中期的顏元、李塨的“實學”，晚期魏源，林則徐的“經世致用”之學，無不深深打上了顧炎武思想與方法的烙印。更后來的青年毛澤東，也是把顧炎武的治學方法奉為圭臬的。

但是，在中國文化史上，顧炎武卻沒有朱熹和王陽明的名氣大，這倒不是因為顧炎武的思想水平和學術水平比朱、王二人低，而是由中國特定的官本位文化造成的。朱熹，王陽明都做過封疆大吏，他們的學說，都曾被皇帝定為御用的國家意識形態，挾官方正統哲學之勢，聲名遠揚。而顧炎武一介布衣，且終生與當朝的皇帝持不合作態度，能茍活下來，已屬不易。他的學說，是以曲折隱晦的方式，在知識分子中薪火相傳的，自然沒有那么大的聲勢。其實就筆者的閱讀經驗而言，顧炎武的知識面與見識，要比朱熹強一些的。

2

顧炎武能創立“實學”這一學派，在某種程度上，與他在科場的挫折有關。說來奇怪，顧炎武是個很聰明的人，博聞強記，但在科舉考試上卻連連失利，考了十四次，結果竟然連個舉人都沒考上，到了27歲，他絕了科場入仕的念想，全力以赴地做他的“實學”研究，不到十年時間，就收集、閱讀摘抄了構成他后來兩部學術巨著《肇域志》和《天下郡國利病書》的基本資料。

這么聰明、勤奮的人，卻考不中科舉，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這種事例還不少，如清代的龔自珍，蒲松齡、洪秀全等，是這些人的智力形式太偏、入不了科舉的道？還是科舉制到了王朝末世，已經完全喪失了其起初遴選人才的性質？以后我們當找機會專門討論。

3

顧炎武留下的學術著術中，代表作有兩部，一部是《天下郡國利病書》，一部是《日知錄》。前者主要是明代一些地方志和官員奏折、私人筆記的摘抄，資料性很強，但較少他個人的觀點；后者則完全按照他的某一思想主題，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找出各種可以證明自己觀點的論據，加以系統的論證，更能看出他的思想風格，他自己本人也說：“平生之志與業”盡在《日知錄》中。簡單地說，《天下郡國利病書》以資料性見長，《日知錄》以思想性見長。

不過，《天下郡國利病書》更能代表顧炎武的“實學”風格。顧名思義，這種書是探討天下各地“天時之利，治理之病”的學術專著，內容涉及各地區地理變遷、治河工程與政策、財政稅收制度等多方面的內容，都是與實際治國密切相關的學問，以致于梁啟超稱之為“政治地理學”。但這種學問有個缺點，一旦時過境遷，他下了很大功夫研究過的某些方法、政策或制度，就全沒有意義了。比如他談及到江蘇各地治理河道的方法，到今天，好多地名和河道已經不存在了，對他記載的那些方法之得失也就無從評價了。所以，梁啟超稱這類學問“日益芻狗”（越來越沒有價值）。沒辦法，這就是“實學”的局限性，它只是針對一時一地的當下情況提出的操作性建議，當時如果用了，就很有用，一旦當時沒采用，時過境遷確實也就沒有那么大的價值了，就比如一本過時的地圖冊，不會再為人們提供最新、最可靠的道路信息一樣。所以，盡管《天下郡國利病書》這部著作的書名很棒，但其所談的去病興利之法，在今天看來，著實已無大用，只對研究歷史地理的專業學者有些參考價值。

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筆者為得到一套《天下郡國利病書》費盡周折。陜西省圖書館未能查到清代的刊刻本，上網查資料，得知解放后，只有江蘇昆山顧炎武研究會將此書點校，以簡化字橫排，共編了六冊，由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出版，遂與該研究會的王順保老師聯系，但王老師告知，這套書只印了1000套，已贈送相關的領導和專家，研究會現已無書，無奈，又在淘寶書店搜索，好在真有有心人，通過一家民營書店，購得了一套該書的復印本，方得一睹此書的內容。

4

真正好讀、也容易得到的是《日知錄》。說這部書好讀，是因為文筆并不古雅晦澀，而且其思想與我們今天的現實生活聯系緊密，有些東西簡直就像今天的一位知識分子在發牢騷，讀起來有親切之感。

比如他描述明末的情況：無官不索取賄賂，而人人都想當官，其實就是奔著能受賄去的，“無守不盜竊”，即所有守職的官員無不盜竊公家資財，就像各大戶人家的僮仆占東家的小便宜一樣。之所以會形成這種局面，是因為這些官員都是讀過書、通過科舉考試上來的，在他們十年寒窗苦讀時，激勵他們的目標無非是“千鐘粟、黃金屋”，一朝考上當官，不正好可以滿足這種欲望了嗎？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他提出了兩個方法：一個是建立像漢代那樣的“清議”制度，讓士大夫們顧及自己的名聲，因名而棄利；另一個辦法就是建立嚴厲的懲罰制度，最好是誅連到貪官的子孫。為此，他搜尋了各朝各代嚴厲打擊貪官污吏的案例。證明：只有對貪贓的官員處于極刑，而且不準貪官的子孫（哪怕是隔了十幾代，換了一個朝代里的子孫）都不能再做官，才能遏制貪腐行為。

在陳述他的這些觀點時，他留下了不少過癮的經典段落，比如他在陳述明末亡國的原因時，說明亡的主要原因在于士大夫（即在位官員和作為“后備官員”的讀書人）喪失了廉恥觀念，“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恥尤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犯禮義，其原皆生于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①讀著這么鏗鏘有力的段落，想著當代某些貪官的“情婦門”、“日記門”，覺得真是警策！

但得實事求是地說，當我們慷慨激昂地與他共鳴一番之后，往往會陷入無奈的沉默。他描述的現象是真實的，他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天真而無用的。當一個朝代，到了要他這種在野的鄉間知識分子，替當朝者提出“以名制利、以刑致廉”這種人人都明白的大道理、笨辦法時，那個朝代就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了。一個朝代到了寡廉鮮恥、禮義喪盡的地步，并不是那些當朝者的知識上有什么缺陷，而是完全喪失了控制自己最邪惡的欲望的能力了。這時，已無任何理性和方法，能遏制那些失控的欲望，只有等待另一種健康的力量來消滅、取代這些已經腐朽的人。處于這種時代，一個書呆子還費勁扒力地引經據典，提出什么治理貪腐的方法，實在是可憐可笨，殊為不智。真正有見識的人應該成為一名革命者，接受從馬克思、列寧直到毛澤東提出的革命邏輯才行。顧炎武的時代也有革命家，李自成就是，可顧炎武對這些人是持否定態度的，在他的觀念中，這些人是“亂臣賊子”，和那些貪官一樣，從這一些點上來看，顧炎武是缺少見識的人。在五、六十年代，對顧炎武的研究中，常批判他的 “地主階級局限性”，是有道理的，用我們的今天較溫和的話來說，是批判他的“見識不夠透徹。”

但顧炎武對日常生活經驗是有見識的，他經過商、理過財、管過家，對人性的局限性有通透的理解，而且，他本人那種知識分子的天真使他在這方面的見解在今天看來，充滿了幽默。比如，他舉過兩個治家的例子，一個是說宋代有位姓張的老人，家里是九世同堂，宋高宗問這老人，這么一大家子人，是如何做到和諧相處的，那老人不說話，一口氣寫了上百個“忍”字，意思是以隱忍求和諧。顧炎武對此評價說，“居家御眾，當令綱紀法度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奚（兒媳婦與小姑子鬧矛盾），奴仆放縱，而為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這不僅九代同堂，恐怕一天都過不了！在他看來，這個段子純屬扯淡。他認為另一個段子更為靠譜，說的是明朝太祖朝，浦江有位鄭氏老人也是幾代同堂，明太祖問他是如何和諧相處的，鄭姓老人回答說：“沒有什么別的，就是不聽女人的話就行”。顧炎武評價說，這才是真格的事，可為行之百世！

5

總結一下，顧炎武的學問在今天看來，有三個特點：

1.他關于地理、經濟、治河之類的“實學”，可以為今天的歷史學和歷史地理學提供有參考價值的史料，但對治國理政的實務，已經缺少現實的價值了。

2.他關于政治制度以及治國方法上的一些見解，如后來研究者津津樂道的“地方分權論”、“屯田論”之類的，雖然真切感人，但失之天真迂闊，他畢生沒有當過官，沒有過任何治國安邦的實際經驗，他的看法，和一切民間知識分子一樣，有著共同的弱點，但也正是因為這種弱點，也造就了他的學說能傳承下來的原因，這些人總是抱著善良的愿望，希望自己苦口婆心的說教，能打動那些已經利令智昏的當道者。

3.他的人生經驗很豐富，既有理想主義的人格，又有充分的現實感，這使他關于尋常生活的哲學認識充滿智慧，雖隔數百年，讀來仍親切感人。

顧炎武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此書由江蘇昆山市顧炎武研究會點校編排，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出版，共六冊，這是目前國內該書唯一的點校橫排本，非常難得，本刊輾轉多處才買到一套復印本，希望它能夠再版。

從《天下郡國利病書》的出版情況，亦可看出中國學問界對學問其實是關心不夠的，如果真的關心、真的熱愛學問，何以亭林先生如此重要的著作到如今才僅有一套點校本呢？

顧炎武研究會設于昆山市顧炎武紀念館內，定期編有《會內通訊》，及時發布顧炎武研究的最新成果，并根據《會內通訊》編撰出版了《顧炎武研究文選》。

昆山市顧炎武研究會聯系電話：0512-57531745

8矛盾中的堅定

終其一生，顧炎武是陷于深刻的矛盾之中的人：他想反清復明，卻無赴死的勇氣和實干的作風；他堅持名節，潔身自好，終身保持了忠于前朝的“遺民”立場，對自己的親友，如那些到清廷做了大官的人卻只有默許。他的學說中也深刻地體現出這種矛盾，比如那段影響深遠的“天下”與“國家”之辨便是如此。這段話的原文是“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有責”。這就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名言的來由。在這段話中，顧炎武把改朝換代當作亡國，把喪失了人類社會基本秩序、進入“人將相食”的無政府狀態，稱之為亡天下。但事實上，往往是一個朝代的執政者，已經腐朽到沒有能力維持基本的社會秩序時，才開始被顛覆的，也就是說“亡國”與“亡天下”在實際過程中是同時發生的。具體到顧炎武所面臨的時代，是明朝統治者腐朽無能，已經導致了“人相食”的慘景之后，李自成等人才造反成功，使“大明”這個“國”亡了的。而李自成等農民起義領袖，也攜帶了與大明統治者同樣腐朽的“文化基因”，所以，他們建立的“大順”、“大西”等新的“國”依然救不了“天下”，所以，才有所謂“番邦夷狄”的滿清人，揮師入關，入主中原“救天下”，而且人家也真正救了天下，確實又建立起了具有禮義廉恥的文明秩序，如果按照顧炎武的邏輯，他應該追隨、支持能“救天下”的清朝皇帝康熙才是。可顧炎武的理論與行為是互相矛盾的，他陷于自設的名節之中，始終保持著對那個已經亡了的“國”的忠誠，始終保持對救了“天下”的“新國”的疏離與不合作，這時他已經只是對自己的人格負責而不是對天下負責了。

顧炎武是個聰明人，他深刻地意識到了自己的矛盾，因而也更執著地堅守著自己分裂了的人格與行為。就其個人榮辱浮沉而言，他已經鐵定了心要做前朝那個“已亡國”的殉葬品，對此，他有怨無悔；但作為一種文化思想貢獻，他期望自己的學術研究，能對后來治國平天下的人有所幫助。在《日知錄》的自序中，他寫道：“絕筆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之求”，對門人談及自己的學說時，他希望后來“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實際上，當時的“王者”已起，那就是康熙皇帝，這位雄才大略的“撫世宰物者”。對此，顧炎武當然心知肚明，他是以個人的幸福生活作為犧牲，奉獻給了前朝那個他從名節上理應忠于的“已亡之國”，又將自己的全部著述和心血，奉獻給新朝這個已經救了“天下”、但自己卻不能與之合作的新“王者”。這是怎樣的一種分裂與痛苦啊！由此，我們更能理解他為什么始終行走、停不下來的原因了，實在不能停下來，一停下來就會靜想，一靜想還怎么在這種分裂中保持完整的人格形象？

不過，他并不孤獨，支持他的有祖國遼闊的山河、有秦人硬朗的風骨、有知音者始終不渝的互相激勵，正是這些偉大的力量使他以獨立完整的人格形象屹立于中華民族的歷史之上，忠于舊主，不負天下，這是顧炎武留下的最有意義的價值，為此，梁啟超對他的評價可謂到位：“他不但是經師，而且是人師”，是的，這種人可為百代之人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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