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7月11日電 7月11日,《新華每日電訊》“新華走筆”專欄發表記者杜文杰撰寫的文章《方寸“里”，千年心》。

　　游走京城，目光掠過“胡同”“街”“巷”“道”“路”這些直白的空間稱謂，一個“里”字兀自沉靜，卻如待解謎題，引人駐足凝思——它封存著怎樣的記 憶？

　　細觀其形：上部一“田”，下部一“土”。這田土相依的會意結構，直觀道出先民“依田而居”的生存法則——有田可耕，有土可依，方成安居之地。

　　廬舍生于沃土，五谷養于方田，生命便在田土交融處扎根滋長。“里”字，正是阡陌家園最初的銘刻。

　　撥開這層神秘，京城地圖上，“康樂里”“安貞里”“永興里”“義達里”“樂山里”……一個個名字星羅棋布。這墨跡更漫染于華夏版圖，許多城市的肌理間，都深深鐫刻著古老的“里”字印記。

　　“里”的命名，早非單純的地理標記。對生活之美的向往，凝成“安貞”“康樂”的祝禱；對德性光輝的期許，則化作“通義”“揚仁”的無聲鞭策；更有“忠義”“首義”之名，將可歌可泣的壯烈歷史融入街巷。每一處地名，儼然一頁深情的家書，一個直指人心的訓誡，一方供后人不斷思憶的碑石。

　　這方寸之“里”所承載的，不僅是精神寄寓，更是華夏聚居的空間智慧。“胡同”與“里弄”，一北一南，深植于京滬兩城，恰是“里”之精神在不同水土上的生長姿態。二者本義皆為連接家宅與通衢的一徑窄巷，卻奇妙地貫通了私密與繁華、溫馨與喧囂，其名稱常成為整個居住區域的代稱，構筑起鮮活的市井圖畫。

　　相較于現代高樓的垂直生長，它們低伏延展，更具水平張力——盡管滬上里弄肌理更密，京城胡同院落稍疏，但那魚骨般的小巷串聯起的公共、半公共、半私密到私密的空間序列，卻構筑起近乎同源的秩序美學。

　　此等精神之“里”，根基深扎于制度之“里”的土壤中。《周禮·地官》有載：“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這數字不僅勾勒出上古聚居的形態，更為“鄰里”一詞賦予血肉。

　　孔子慨嘆“里仁為美”，直指居住環境與道德風尚的緊密關聯，將“里”提升至關乎心靈選擇的倫理高度。“擇不處仁，焉得知？”里巷的仁厚氛圍，成為衡量智慧的標準。

　　然而相似的空間秩序，未必催生相近的意蘊。隨著城郭興起，“里”的含義從田疇阡陌間的廬舍，漸次涵納了城邑的街坊巷弄，最終沉淀為游子心中永恒的故鄉符號。

　　京城胡同，蜿蜒引向的是四合院的雍容與安逸；滬上里弄，曲折通往的是石庫門內的局促與別有洞天。正是這內外空間的對比與組合，將城市的精神密碼，深嵌于居民的處世哲學與生活態度之中。

　　這煙火一隅，亦成為古代治理經緯的基石。一里之家戶幾何？或二十五，或五十，至漢唐常以百戶為制。顧炎武在《日知錄》中寫道：“以縣統鄉，以鄉統里。”清晰描繪出自漢以降“積里為亭，積亭為鄉”的治理脈絡。一里百戶之制，如精密網絡覆蓋大地，里正恰是網中關鍵的結繩之人。

　　更有深意者，“里”亦是丈量大地的古老尺度。遙想井田制時代，村落依井田而生，《孟子》所謂“方里而井”。《韓詩外傳》載：“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為一井。”這“方三百步”的井田格局，使“里”從聚落之地，化作了空間標尺——后世市制一里五百米，其本源可溯至先民丈量田疇的步履。

　　杜甫《兵車行》里“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的慘淡描摹，道盡小吏的艱辛。里長之職，上承國家政令，下達黎庶柴米油鹽，于微小之地支撐起千載運轉不息的治理綱維。

　　今日里巷形態雖遷，人心對“里仁”的渴盼卻始終如一。現代社區樓宇高聳，鄰里形影或顯疏離，但“德興”“樂山”之名所寄寓的溫情與德性理想，仍為喧囂都市提供著撫慰人心的古老良方。

　　“里”的尺度，既微小如塵，又廣闊無垠——它丈量著生活，也承載著道義。

　　從遠古的田土廬舍到今日高樓間的門牌，從井田阡陌的“方三百步”到現代都市的經緯坐標，最終都指向同一個精神歸處：人居于此，德亦滋于斯。無論時代如何奔流，對鄰里和睦的追求、對仁善德行的守護，終是我們無法繞行的精神歸途——這方寸之“里”，是丈量一個民族精神厚度的永恒標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