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楚昕近照。（受訪者供圖）

“人們因我的故事關注我，而非作品。在我的價值觀里，名氣大于實力就是華而不實。”劉楚昕的話語中透著一絲惶恐，這源于一個多月前漓江文學獎頒獎典禮上那則感動全網的3分鐘發言。

5月末，在青山環繞的漓江文學獎頒獎典禮上，這位因《泥潭》斬獲虛構類獎項的新人作家，以一句“散步時我突然不說話，女友便問你是不是要回去寫作了，我說是”拉開了獲獎感言的序幕。臺下嘉賓被這平實又略帶趣味的開場白逗笑，卻沒人察覺到他聲音里難以掩飾的微顫。

緊接著，他講述了一個比獲獎小說更殘酷的故事：4年前，相戀的女友患癌離世，臨終前留下一封信，信中寫道“希望你在痛苦中寫出一部偉大的作品”。這段發言讓他迅速走進大眾視野，可隨之而來的關注卻讓他陷入不安。

頒獎后，他拒絕了所有采訪，選擇閉關修改書稿，直到新書最終定稿才愿意面對媒體。而他的作品《泥潭》，書名本身就是一段三重隱喻——致敬李劼人《死水微瀾》；暗喻人物在時代洪流中的沉浮；更是自身創作狀態的寫照，“寫作時，常感深陷泥潭，愈用力，愈深陷。”

偏執的嚴苛

7歲時，劉楚昕買了只小黃鴨，可沒過多久，小黃鴨得病死了，他痛哭了一下午。從那以后，大人們再沒敢給過他養寵物，他知道自己敏感，害怕死亡和分離，所以此后從未養過寵物。敏感，孤獨，自律，叛逆貫穿著他的整個童年。

劉楚昕生于湖北荊州一個普通家庭。由于父母身體不好，他自幼跟著爺爺奶奶一起生活，最大的愛好就是閱讀。漸漸地，他習慣了在書頁間筑起自己的小世界，也悄悄養成了略顯“自我”的性格。

“我可能比較以自我為中心，也就是比較自私。”劉楚昕坦言自己可能是“媽寶”的反義詞，“有時候我甚至有點極端叛逆，家里要我做什么我就偏不做什么，可能家里說的是對的，我也會故意反著來。”

喜愛閱讀的他在學習方面，從不需要長輩操心。對于作業拖沓的同學，他也不甚理解。有時寫完作業去找同學玩，發現同學寫作業削鉛筆削半小時，再去搬個凳子坐下玩半小時鉛筆，并不繁重的家庭作業同學寫了兩個小時也沒完成。“為什么要‘磨洋工’，寫完作業再痛痛快快地出去玩不是更好嗎？”劉楚昕回憶，“我從小就要求自己，我要快點，一個小時做完，我就可以去看電視看書。”

劉楚昕坦言：“可能就是天生的吧。”因此，自律的他在升學之路上一路綠燈，本碩就讀于華中科技大學，之后考博又來到位于東湖之畔的武漢大學，現工作于湖北省社科院哲學研究所。

心理醫生曾判斷劉楚昕屬于成就型人格。“說好聽一點是執著，說得不好聽就是偏執。我有時愛鉆牛角尖，一旦自己決定的事情，十頭牛都拉不回來。”他自嘲。

也是在這份堅持下，他的文學夢一走就是數十載。少年時期，他便萌生了當作家的念頭。“可能是以前的生活比較孤獨，便將情感寄托在文學上。”大學時，他開始嘗試寫小說，陸續給文學刊物投稿，被退稿成了常態。這對他是不小的打擊，在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的掙扎中，劉楚昕的心態也漸漸平緩，“每次投稿都是為了提高寫作水平。”他坦言，“從最開始沒有人理會，到后來編輯給出評語和修改意見，我就知道自己的寫作進步了。”

2013年，劉楚昕受雨果《悲慘世界》中“人類進步源于革命之后對暴行的反思”的啟發，開始構思歷史小說《泥潭》。他原想寫一部有激烈沖突、涵蓋各階層人物的“史詩般的小說”，后因翻閱家鄉荊州地方志，發現清末時期充滿矛盾，滿漢、革命黨與清政府等諸多沖突，便動筆創作。

三載寒暑，2016年他完成了50萬字的初稿，卻陷入漫長的自我否定。每次重讀，都會有大段刪改，“寫得不好的文字如同‘恥辱印記’，必須毀滅”。在他看來，不好的內容不過是徒增笑耳。

書中原本存在一大段關于旗人生活的描述，劉楚昕為此在三伏天常坐公交到湖北省圖書館翻閱歷史資料，以期還原當時旗人真實的娛樂生活。但成文后，又覺極其無聊，“完全是依據文獻資料的自我憑空想象”，最終修改時將這一萬多字的片段刪除殆盡。

“其實是寫作水平提高了，對文字、情節的審美都有了進步，你覺得它不好看，就需要趕緊‘毀尸滅跡’。”帶著近乎偏執的嚴苛，他痛刪30多萬字，最終只留下17萬字的精髓。

當他把修改稿投向第二屆漓江文學獎時，內心已無波瀾。“能中就中，不能中就算了”的心態背后，是十余年退稿磨礪出的淡然。

“最終定稿前，我仍在一遍又一遍修改，總覺得這里可以完善一下，那里還未令我完全滿意。如果不是有個‘deadline’（最后期限），恐怕我還可以繼續改一個星期、一個月、半年……”劉楚昕在《泥潭》的后記中寫道。最后的48小時里，一杯接著一杯的咖啡，他幾乎沒有休息。

書稿里永遠會有未盡的省略號，就像人生總裹著未舒展的褶皺。

《泥潭》書影

《泥潭》中的生死命題

“在亡靈開口那天，歷史開始了講述”，《泥潭》腰封上印著余華的推薦語。“正如你所見，我死了……我顫抖的怒吼剛沉寂沒多久，五個巡警抬槍朝我一輪齊射，接著拉動槍栓，又是一輪。槍聲停了，呼喊與腳步聲亂哄哄持續著。”這是小說《泥潭》的開頭，曾見證死亡的劉楚昕在最后一次大改時，決定以亡靈視角開始講述。

書中時代跨越百年，劉楚昕想到從死亡切入，或是拉近讀者與歷史人物距離感的好辦法，“人們總會面對死亡，面對死亡就會有焦慮、恐懼等各種情緒。通過死亡展現情緒，讀者會更有共鳴。”

當然，在此之前，他也嘗試過不少版本。“比如上一個版本主人公就是從火車中醒來，也是倒敘，但是想想，肯定沒這個好。”劉楚昕說，“改完第一章，我就覺得大概率會獲獎。”亡靈本就是第三視角，不同于第一視角的回憶，當以雙視角同時開展敘事，亡靈視角就是對自我的凝視，自帶批判視角，也是一種反思。

《泥潭》全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講述荊州都統恒齡之子恒豐在父親自殺后尋找妹妹恒妤，途中顛沛流離最終身亡的故事。亡靈視角下，迷茫的主人公脫離原有的“軀體”，在路上尋找真正的自己。當亡靈與回憶最終相遇，故事也推向高潮；第二部分采用第三人稱敘事，講述曾偽裝成恒齡手下的革命黨關仲卿為心中信仰而戰的故事；第三部分則更多是對前文的補充，以神父馬修德的視角將所有主線故事串聯起來。民族矛盾、派系紛爭、文明沖突，在相互印證中拼貼出清末的亂世圖景。

也正是這種巧妙設計，讀完全篇才能更好地領悟書中視角的妙用，一掃開篇不同視角穿插導致閱讀不暢的頓挫感。好似拼拼圖一般，在閱讀中嘗試將一塊塊不同的拼圖建立聯系，在閱讀中不斷找到拼圖填補空白，最終成形后，帶來的愉悅感不言而喻。

“主角看似有名有姓，實則被亂世匿名的‘無名氏’們輪番取代，有人完成了精神救贖，有人撕開了命運缺口，更多人顛沛流離于生死兩難的陌路。”這是《泥潭》的授獎詞。書中之人，正是那段歷史時期中形形色色人物的縮影。那些被時代泥潭裹挾的個體選擇或是必然，當他們意識到深陷泥潭時，仍然無法脫身。即使大腦未被困住，殘存理智，但行為卻早已不受控制。

截至7月4日，《泥潭》豆瓣評分7.9，有不少網友反饋從書中看到加西亞·馬爾克斯《百年孤獨》、阿爾貝·加繆《局外人》，甚至余華《第七天》的影子。“一部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作品”“稍顯晦澀”“語言能做到扎實流暢，技法也頗新穎”……評論區各有看法。

劉楚昕也在后記中與讀者隔空交流，“總之，我和這部小說之間漫長的拉扯就這樣結束了……當然，最初的創作主旨和藝術審美早已被拋棄了。至于現在我想表達什么我以為我應當保持沉默，交由讀者自行判斷。”

2025中國—東盟圖書文化周《泥潭》新書分享會。（漓江出版社供圖）

在文學與流量之間

由于頒獎視頻如野火燎原般席卷網絡，“越過山丘無人等候”登上熱搜。一夜之間，這位湖北省社科院的助理研究員成了“網紅”。7月4日，以“將生活淬煉成傳奇”為主題的新書發布會現場，人頭攢動。當劉楚昕走進會場，掌聲如潮水般涌來。據漓江出版社介紹，目前《泥潭》銷量已超50萬冊。

從屢被退稿到首作爆紅，劉楚昕從未想到自己會成為一名“流量作家”。一段時間后，他與自己達成和解，“梵高是因自殺而死的，你難道能脫離梵高的人生來談他的作品嗎？也許作家的作品與作家本身本來就無法完全分開。當下的關注過高，甚至高于作品本身。但沒關系，只要你以后能創作出更好的作品，這個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對文學與流量的關系，流量之下的劉楚昕有了更多理解。回答記者提問時，他的眼神中都透著研究者的冷靜與寫作者的敏感：“隨著社會發展，供人娛樂的精神文化產品日漸豐富，游戲、影視劇、短視頻、網文等擠占了嚴肅文學的市場。出版社、作家為了行業的發展不得不與網絡平臺、帶貨主播、‘流量’合作。”

確實，不少作家和讀者通過直播在虛擬世界“雙向奔赴”。如董宇輝通過“知識帶貨”模式推動文學傳播，將作家帶到直播間，用詩意語言解讀作品，與讀者深度對話，梁曉聲的《人世間》三冊裝就曾在一場直播中賣出了400多萬元。“出版社需要借助流量收益來支撐正常運轉，進而才有實力扶持更多新生代作家。青年作家有了實際支持和寬松的創作環境，才能心無旁騖地創作，產出優質作品吸引讀者，形成良性循環。”劉楚昕說。

然而，在肯定合作必要性的同時，劉楚昕的態度又多了一份審慎。作為哲學研究者，他習慣從更深層次思考問題，對于網絡流量始終保持著警惕。“這不代表我們可以毫無顧慮地徹底‘投入流量的懷抱’。作為哲學研究者、寫作者，我始終對網絡流量采取審慎態度。”也許流量帶來的熱度往往短暫且易變，過度依賴流量可能會讓文學創作偏離本質。現實中，沒有催淚故事的作者，可能終其一生都無法擺脫“泥潭”，“一些青年作者，光靠稿費很難在大城市支撐起一個家庭。”

“不能放棄對流量的靜觀與反思，現在能意識到這一點，并保持警惕，就已經是很重要的一步了。”劉楚昕的思考，既體現了與現實的和解，也彰顯了對文學本真的堅守。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