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26日15點，復旦大學歷史學科一百周年志慶系列講座在光華樓西主樓2001會議室舉行，法國國立東方語言與文明學院（Inalco）汲喆教授與法國遠東學院（EFEO）杜杰庸（Guillaume Dutournier）副教授在“反思早期法國漢學：學科建設與概念流動”的主題下，分別報告了“沙畹《泰山》的社會學解讀”、“互為鏡像的反思性：楊堃與法國漢學家”。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葛兆光，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文史研究院教授章清與談。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魯西奇教授、巫能昌副教授、章可副教授、復旦大學中文系黃蓓教授等學者亦參與了本次講座。

這次講座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青年副研究員戎恒穎主持。戎恒穎介紹了汲喆、杜杰庸的研究領域和學術背景。法國遠東學院下半年即將與復旦合作建立“復旦大學-法國遠東學院人文研究中心”，本次講座是該中心成立的先導學術活動，杜杰庸將擔任該中心的首任法方主任。

講座現場

汲喆在講座的開場白，就引用了法國著名社會學家涂爾干（émile Durkheim）的話。這位社會學的奠基人強調，如果歷史學具有比較學科的特點，也就具有了社會學的特征。而所謂比較，在時間軸上，是古今的比較；另外則是空間軸上進行不同社會的比較。沿著涂爾干的表述，汲喆指出以往更多會將漢學視為歷史學，但是漢學作為研究他者的學問，內在地一開始就帶有比較的因素，因此就具有社會學的特征。

沙畹對《史記》的研究就包括有諸多對古代中國和古代希臘的比較。至于其《泰山》一書，則更有明確的社會學意識。沙畹并非首位研究泰山的漢學家，可是以往的研究更多是游記的性質，《泰山：一種中國信仰專論》是第一部從社會學角度研究泰山的著作。與以往來到中國的傳教士、外交官不同，沙畹其實可以看作是法國派到中國的第一位留學生。他最先在中國開展的研究計劃，便是翻譯鴻篇巨制《史記》。之前漢學家對于《史記》的翻譯一般是選取人物傳記，可沙畹的做法與眾不同，他是從沒有人研究過的“八書”入手，還是相當難的《封禪書》。正是對封禪的研究，引起了沙畹的興趣。1891年沙畹首次考察了泰山。在1907年，沙畹第二次來華，開始了長達十個月的華北考古之旅，又第二次登上了泰山。三年后也就是1910年，《泰山》終于出版。

如何解讀《泰山》這本書呢？汲喆提到沙畹的學生、漢學家馬伯樂（Henri Maspero）很快就發表了書評，認為本書是迄今為止關于中國宗教最為精到、縝密的作品，也有其他歐洲漢學家關注到了這部作品，但總體來說這本書并未引起太熱烈的反響，對泰山、其他中國圣山的宗教史考察并沒有在沙畹的研究基礎上繼續跟進。一直到二戰后，《泰山》才開始發揮“典范”的作用。蘇鳴遠（Michel Soymié）在1956年發表了研究道教圣山羅浮山的長文，其標題便是《羅浮山宗教地理學研究》。可是之后漢學界依舊沒有更多的作品問世，直至1990年代，海內外學界開始對山岳研究產生興趣，圣山研究才變成了顯學。就沙畹生活時代的漢學而言，關注的重心是新發現的史料、中國內部諸民族的沖突、中國和其他亞洲政權的沖突。就是在沙畹本人的研究中，《泰山》也是相對邊緣的，比如他對于漢代簡牘的研究更受到學術界的關注。直到2005年，《泰山》才有了日文譯本，而中文本更是等到2024年才出版，英譯本則是至今尚未問世。不過海內外學界確實在重新注意到沙畹的泰山研究，比如《投龍》的中文譯本、英文譯本都將在不久后出版。

其實，能夠閱讀法語的學者還是會重視《泰山》。汲喆特別展示了魯惟一、夏含夷給《劍橋中國古代史》撰寫的序言，其中不僅是提到沙畹，讓人驚奇的是只提到了《泰山》并且給予了高度肯定，甚至認為這部著作是漢學研究“第一項偉大的原創性成就”。《泰山》啟發了兩類研究的進路，一種是以民俗研究為中心，透過民族志的方式搜集更多的材料，這方面的代表是韓書瑞（Susan Naquin）的研究；另外一類研究雖然不是圍繞泰山展開，卻是使用了沙畹的研究方法來研究其他的神圣空間。典型的例子就是羅柏松（James G. Robson）對南岳的研究，羅氏在緒論中特別提到了沙畹宗教地理學的研究路徑如何給予他啟發。又比如中國大陸學者魏斌有關六朝史的研究，也有沿襲沙畹的研究方法。

法國國立東方語言與文明學院（INALCO）汲喆教授

緊接著汲喆的報告，杜杰庸也分享了自己的研究。他提到自己和汲喆老師在法國有一個閱讀漢學家著作的博士生研討班。研討班的第一個任務，是以法國漢學為例對學術漢學的奠基性階段進行反思性回顧。盡管“漢學”這一概念在定義上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它不是一門擁有成熟科明確范式的學科,而只是一個特定的研究領域而已），但仍有一個關鍵標準不容忽視，那就是在描述與分析中所采納的“外部視角”。這導致漢學與“中國研究”不同，更強調研究中的“相對性”維度。

研討班關心的核心問題主要有兩個。第一方面是更好地了解早期法國漢學家如何利用漢學之外已有的方法體系，不僅豐富了對中國的認識，也推動和鞏固了當時人文社會科學的一整套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所有這些發展，構成了制度化漢學相較于早期由傳教士所奠定的 “自發性漢學”傳統所帶來的獨特貢獻。這個制度化的過程構建起了一種集體學術身份，而在這一學術身份中，“非功利性”無疑占據了核心位置。研討班的第二個目標是力圖審視早期法國漢學的表現，具體分析其背后所涉及的知識與權力關系，比如通過重新審視像沙畹這樣的學者。沙畹的學術工作在某種意義上是“無功利性”的，正如沙畹的弟子馬伯樂（Henri Maspero）在他1918年去世后撰寫的悼詞中所言，沙畹最突出的貢獻之一，是他“第一個成功地擺脫了‘本土學術’的控制”。從這個角度來講，沙畹并不在意當時的中國人是否反思自身與知識之間的關系，是否思考在一個正在自我變革的社會中，知識實踐意味著什么。但恰恰是這樣一種知識與社會的自我革新，構成了與沙畹同時代的清末士人的時代使命；更重要的是，正是這些正在轉型中的中國知識分子與學者，逐漸成為20至30年代漢學家們真正意義上的對話者。

楊堃正是這些“正在轉型中的中國知識分子”中的一員。他的學術軌跡與法國有著深刻的關聯，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他自1921年起在法國里昂中法大學留學，并取得了博士學位（更準確地說，是一種“大學博士”文憑）；其二，他在巴黎曾修習葛蘭言（Marcel Granet） 的課程，并努力把葛蘭言的方法和研究引進到中國的學術界。楊堃的學術軌跡呼應了兩種不一樣的重要任務：一方面是對“中華文明”這一現象的客觀化處理，另一方面是作為知識建構的過程，即構造出分析這一文化現象所需的工具體系。但這個跟上述漢學研究的根本性差異在于：楊堃是中國人。對于他和當時法國里昂中法大學的其他中國同學來說，“中國”既是一個可以實地觀察或研究的對象，同時又是一個深刻嵌入其族群、政治和文化身份的標記。從這個角度來講，楊堃當然并非個例。楊堃的學術軌跡體現一種艱難的“雙重忠誠”。基于這個思路，杜杰庸指出里昂的檔案可以展現年輕的中國學者當時如何與法國學術界的人進行交往、請教，從而在這一具有危機感的時代找到自己的道路。

法國遠東學院（EFEO）杜杰庸副教授

講座結束后，在場的學者們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葛兆光教授首先分享了自己對于沙畹的泰山研究為何長時間被忽視的看法；關于葛蘭言的翻譯，在民國學術界起到更大作用的是李璜；另外當時對于法國漢學譯介貢獻最大的是馮承鈞，可他并非學術界的主流，這一問題至今尚未得到很好的研究。相比之下，楊堃從事的主要是人類學研究，可能無法追隨法國漢學的路徑。

葛兆光教授

章清教授在與談中表示，他非常贊賞兩位老師以研討班的形式討論法國漢學。他認為應當以研討班的形式，把包括美國、英國、法國等主要國家在內的中國學、漢學研究進行討論，形成個案之間的互相交流。就自己的閱讀體驗來看，讀沙畹的研究感受不到太多西方學者對于中國的刻板印象。

汲喆教授（左）與章清教授（右）

章可副教授提及法國漢學和其他國家尤其是英國漢學之間的關系問題，他認為以往的研究大多數只在法國漢學研究的傳統中進行討論，可是沙畹來華時與日本、英國漢學家都有來往。對沙畹同時代漢學家謝閣蘭（Victor Segalen）素有研究的黃蓓老師也比較了兩位漢學家在中國的考察。巫能昌副教授在法國取得博士學位，熟悉法國漢學的研究脈絡，在報告人與與會學者的對談中補充了諸多有價值的學術史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