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章伯鈞、沈鈞儒、羅隆基
▲1937年獲釋后的“七君子”。左起：王造時、史良、章乃器、沈鈞儒、沙千里、李公樸、鄒韜奮。▲章乃器（右）▲章乃器（右一）和宋慶齡
▲章乃器1937年6月23日獄中手跡▲章乃器糧食部部長任命書▲1950年代在北京的章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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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摘自《章乃器傳》（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見上圖）

轉自：《書摘》雜志（2011年5月）

作者：鄧加榮 田 羽

這是人們二十五年后的認識，而在當時，在1957年的夏季，正如《決議》的正確判斷：“這一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干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章乃器便是這個“不幸的后果中”的一個不幸者，而且還被說成是“右派老祖宗”。

命運之神已向他敲響了毀滅的喪鐘，他還能有半點希望僥幸于免受其難嗎？果然，從6月5日起，他便被推上罪與罰的批斗大舞臺上，直接地面對著烈火紛飛、溫度直線上升的聲討與責難。但是，孤高自傲、倔強不屈的性格，卻讓他不論在什么樣規模的場合里，在什么樣的強攻猛批的圍剿中，始終不肯認輸、認錯，更不要說是低頭認罪了。他一直頑固地堅持他的理論觀點，與人做寸步不讓的唇槍舌劍的論戰。在眾多的右派分子中間，表現得最為突出的鎮定與固執，以至于毛主席7月9日在上海干部會議上不得不再一次點名地說：“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發源地都是在北京。”“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帶到棺材里頭去見閻王。”

他在檢查中，只承認自己有個人英雄主義，而且說在解放前這個個人英雄主義對他起了補益作用，“那時我正處在社會主義的理想與資本主義的現實環境的矛盾中。依靠黨對于我的領導，也依靠我那不與當時環境同流合污的個人英雄主義，我才脫離泥坑，走上革命。”不承認他的理論觀點有什么過錯，更不承認他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

他以充滿著逼人的悲憤說：“八年來，我的言論和行動同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的確毫無相同之處的。”“我章乃器就是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出‘反黨’字樣。”

不幸得很，同一樣言詞的話，又為另一個大右派分子羅隆基在6月25日同一天晚上，在兩個不同場合的批斗會上（一個是在國務院的會議上，一個是在民盟會議上），不謀而合地說出來了。因此這又加重了他的罪行，有人便懷疑他參加了章羅聯盟，追問他們在全聚德餐會上策劃了什么反黨陰謀，訂立下什么樣污濁的誓盟。章乃器對此只哧然一笑地回答說：“我一生只去了四次全聚德，都是陪同外賓從事外事活動去的，根本沒有章伯鈞與羅隆基參加。”

他不僅寸步不讓地為自己辯護，為自己的理論觀點辯護，而且還挺身而起為其他右派分子辯護。在6月6日至8日在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工商界人士座談會上，提出了書面意見為在鳴放中說了錯話的工商界人士李康年辯護，認為給他扣上“抵抗改造”、“離開社會主義”、“離開黨的領導”一類大帽子不恰當。他說：“他的建議的用意仍然在于早點消滅資產階級，摘掉資產階級帽子；那就沒有理由說他是要離開社會主義，而只能說他是過急地追求社會主義和不問條件是否成熟就摘帽子。” “用推論的方法追究思想根源，也應該實事求是，力求全面；不應該抓住一部分或一點來推，而且一推就是十萬八千里。”

6月16 日，他參加《光明日報》社召開的社務緊急會議，又為在會議上受到批判的社長章伯鈞和總編輯儲安平辯護。

他為什么要去參加一個新聞單位的反右斗爭呢？原來，《光明日報》本是民盟于1949年5月9日創辦的一家報紙，由民盟副主席章伯鈞任社長，民盟的胡愈之任總編輯，薩空了任秘書長。1957年4月19日，中央統戰部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協商，決定《光明日報》由各民主黨派共同攜手獨立自主地來辦，由九個民主黨派各推出一位負責人組成社務委員會，章乃器作為民建會的代表參加了社委會。社務委員們共同推舉九三學社的儲安平任總編輯。

《光明日報》在鳴放期間，犯了方向性的錯誤，《人民日報》曾專門發表社論進行批判，說： “上海《文匯報》和北京《光明日報》在過去一個時間內，登了大量的好報道和好文章。但這兩個報紙的基本政治方向，卻在一個短時間內，變成了資產階級的方向。”而報紙的總編輯儲安平，又在統戰部舉辦的座談會上提出“黨天下”的言論，因而被當成大右派在報社內外受到嚴厲的批判。社長章伯鈞不用說了，他已經被認定為是這次右派猖狂進攻的總策源地，是章羅聯盟的主謀。

6月15日，在中國民主促進委員會的建議下，光明日報社召開社務委員會，對《光明日報》一度右傾的大方向問題進行檢查批判。會上，大家一致地對章伯鈞、儲安平的右派言行進行了揭發批判。只要頭腦稍微冷靜一點的人，在這個會議上只會明哲保身，一言不發，而他章乃器，卻仍然不避嫌疑地為儲安平的“黨天下”言論辯護，說他的本意無非是希望拆掉黨與非黨人士之間的墻，填平二者之間的溝。又說：“儲安平的言論，從政治來看是不能說離開了社會主義的。他的動機還是為了國家的好。” “并不是說對于毛主席和周總理，就不能提意見。毛主席和周總理他們本人是歡迎提意見的。但是可以寫一封信或請派個人來談一談。”“公開發表可能傷害全黨、黨中央威信的言論，這一點對負責精神是不夠的。應當很鄭重。”此舉自然是招來更大的禍患。

6月18日，《光明日報》就發表了民建中常委關于“絕不同意”章乃器在光明日報社委會上的發言觀點并給該報的一封信，信中非常明確地說：“章乃器的話不能代表本組織。”同一天，民建會又做出了決定，撤銷他的光明日報社委會委員的職務。6月19日，就是說，在他這一席發言后的第四天，又宣布撤銷了他在民建會與工商聯中的一切職務，并聯合發出通知，《全國工商業者團結起來，立即展開對章乃器的反社會主義的活動作堅決的斗爭》的聲明。

在這火藥味如此熏人的緊張激烈批斗會上，竟然也發生了一樁足資人們千古趣談的軼聞軼事。會前，章伯鈞與章乃器坐在一起閑聊起家常來。章乃器因與章伯鈞同姓一個“章”字，它與“張”字雖是同音但姓此“章”字的人卻甚少，故而也就閑攀起宗親、聊起宗譜來，就好像《紅樓夢》中賈雨村與冷子興酒后無話，閑聊起他與榮國府賈家的宗譜來一般。不過，人家賈雨村提到的祖先是漢代能征慣戰的名將賈復，而章伯鈞提到的祖先卻是被楚霸王連敗九次、最后不得不投降的章邯。章乃器不禁笑了一聲說：“那是位投降將軍。”就這么句玩笑話，也被上綱上線，說章乃器自己堅持反動立場頑固不化，還諷刺挖苦已經做了徹底檢查交待、向人民低頭認罪的章伯鈞。

第二天，《人民日報》上就有人寫出揭露文章，痛斥章乃器的反動立場，說章邯是向農民起義軍投降的，此一舉動，是他深明大義，認清了歷史的發展方向，章乃器不但自己不轉變立場向人民投降，還挖苦諷刺別的準備要向人民立場投降的人。還有一個漫畫家畫了一幅漫畫，標題曰“宗兄宗弟”，專門的諷喻已經陷入垓下之圍的二章，還做著攀認同宗的借古諷今的調侃。

從此之后，章乃器就變成了頑固不化、準備要帶著花崗巖腦袋去見上帝的人的代名詞。“投降將軍”也成了專門的代用詞，大小會上不斷有人提出來，警告某某頑固分子趕快做個“投降將軍”，向人民低頭認罪，繳械投降。

這時，有許多好心的人關心著章乃器的命運，他們不能直接過來勸說，于是便想方設法通過中間的人轉述，其中也包括他的前妻、仍在民建會任中常委的胡子嬰，人們都說：“你去勸勸他吧，他是個很有才華很能干的人，趕緊檢查認錯，這樣對抗下去對他是很不利的。”

6月20日，又有民建會中央的兩處長奉命到章乃器家里來談話，勸他趕緊作檢討，承認錯誤。他卻仍然以不可動搖的堅毅回答說：“現在要我檢討，不可能。我只有批評！”兩處長又說：“毛主席的文章發表了，你是否可以根據其中的精神做檢查！”他態度明確地說：“我覺得，我的言論沒有違背那六條標準。”

他在糧食部領導人會議上表態說：“我愛黨，我愛祖國，也愛我個性中可愛的東西——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部黨組一位主要負責人要他做檢查，他一口回絕說：“真理，要符合自己的思想。”

6月26日，他在中南海懷仁堂里舉行的第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做書面檢查說：“我個人英雄主義和自由主義是有的，但絕不反黨反社會主義。”“某些人相信，‘眾口可以鑠金’； ‘曾參殺人’重復了三次，慈母也為之動搖。我認為，這是舊時代的事情了。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煉，有了共產黨的領導，一定可以明是非。”

他還在檢查中說：“我絕不反黨、反社會主義。我到死都是忠于黨、忠于社會主義的。立志、下決心，是每一個人的主觀可以決定的。哪能設想，一個在黑暗時代，在敵人千方百計的威逼利誘之下，都不肯表示反共的人，今天反而要反黨？哪能設想，一個在資本主義的泥坑里就追求社會主義的人，在今天社會主義事業已經取得如此輝煌勝利的時候，反而要反社會主義？”

他還襟懷坦蕩地說：“我是‘心安理得，輕松愉快’的。”

他說，有人問我：“沒有共產黨，你章乃器怎能當人大代表，怎能當部長呢？你怎么和共產黨來爭權奪利？”他的回答是： “部長也好，人大代表也好，這是人民給我的榮譽，我以責任感來接受，沒有認為這是權利。爭權奪利的事，我向來不做。”

有時，他還不失幽默感地說：“我這人不勉強爭取作左派，但是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別人給我戴右派的帽子。”

不過，他也有動情之時，6月25日國務院召開全體會議討論周恩來總理即將在一屆人大會議提出的《政府工作報告》，其中有批判章乃器的文字。他突然站起來聲音哽咽地說：“我要對周總理說幾句話。你是總理，我是協助你工作的國務院干部。過去工作中遇到問題，總是大家共同分擔困難，現在我遇到了問題，作為總理，批評幫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干部，只根據他所說的兩三句話，就說他是反對社會主義。這個斷語，是否值得考慮？”

有時，他也禁不住吐出憋在心頭里的悲愴和憤怒。到了1957年底，在12月19日至21日，由民建中央、工商聯、糧食部聯合召開斗爭章乃器的大會上，開頭三天，他還能保持坦然地叼著煙斗任憑臺上臺下猛烈的炮火打他的態度，他有時安坐聆聽，有時閉目養神，后來有一個人不顧事實地向他做反戈一擊時，他實在忍耐不住，突然站起身走到那人跟前大聲說： “你沒良心！”

在整個反右派斗爭中，章乃器已成了死不悔改、頑抗到底的典型。經過半年多的時間，其他單位都已宣告反右斗爭勝利結束時，章乃器還依然故我，在他于1958年1月份所寫的三萬多字的《根據事實，全面檢查》中仍然毫無低頭之意，他說：“我不能顛倒是非對待別人，也不能泯滅是非對待自己。”

對于這類死頑固的人，毛主席最后也只能作收兵的指示說：“現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像羅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還要說服他。說幾次，他硬是不服，你還能天天同他開會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遠不肯改，那也就算了。”

他既然要頑抗到底，那只能是加重處理了。于是，便決定于1月26日正式宣布撤銷章乃器在民建會和工商聯的副主任委員職務，行政上也準備撤銷他的糧食部長。

1月28日上午，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西華廳里接見章乃器，章乃器接到通知后就乘車及時地趕到。在座的還有習仲勛、徐冰兩位秘書長。周總理告訴他，我們馬上就要撤掉你和章伯鈞、羅隆基的部長職務，已經告訴給章、羅兩個人了，而且不讓他們出席會議，但可以讓你出席會議進行申辯。章乃器問：“撤職的事是否已經最后決定了？”周總理說：“黨中央已經決定了。”章乃器說：“那還申辯什么呢？我愿意放棄出席會議的權利。”周總理聽了點點頭說：“那也好，辯論起來我們人多，你說不過我們的。原來也曾考慮過是否讓你辭職，可是又何必那樣轉彎抹角呢？”章乃器說：“撤職倒沒什么！我在《根據事實，全面檢查》中已經表示過這個意思，可惜總理沒有看到那份檢查。我在那上邊就表示過，一個只能受褒獎、不能受處分，只能升職、不能降職，只能為官、不能為民的人，不能不是十足的官僚。他不但當不起一個革命者的稱號，而且不配做一個社會主義公民。但是，對于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罪名，我是不能接受的，是寧死也不能承認的。”周總理說：“那你可以保留思想，我們黨是允許保留思想的。”

在離開西華廳之前，周總理最后問他說： “你今后做何打算？”章乃器說：“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黨的，黨給我處分，我愿積極接受下來，作為黨對我的鍛煉和考驗。我和黨共事已經三十年了，但仍然沒有被了解，那就請再看五年吧!五年不夠，也可以看十年，到那時我也不過七十歲。我現在開始就好好地鍛煉體格，充實頭腦，準備到時再為黨工作十年。”周總理聽了笑著說：“你倒真樂觀呀！”在離開西華廳之前章乃器再一次地向總理重申自己的態度說：“我是永遠不反黨的，我要使那些誹謗的流言徹底地破產，我絕不做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的蠢人！”

1月29 日下午，國務院第69次會議作出決定，撤銷章乃器、章伯鈞、羅隆基的部長職務。

1月31曰，毛澤東發布主席令：撤銷章乃器糧食部部長職務。他的全國政協常委、人大代表的資格全被撤銷，只保留了政協委員一職。

在這次狂風暴雨的政治運動中，章乃器不僅自己遭受到了滅頂之災，而且他的家里，包括他的妻子楊美真、大哥章培、女婿尹宬也都先后被劃成了右派。妻子楊美真由于政治上的壓力太重，再加上別人的挑唆，學著《玩偶之家》中的娜拉，離家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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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反右運動”中章乃器被打為“右派”。后來，章乃器被趕出北京朝陽門外的小公寓，遷入東郊呼家樓一幢普通的民宅，在一間不到12平方的小屋里度日。小屋的門終日敞開著，好接受來自各方面的監督。

“文革”中的一天，幾個挾著公文包的大漢來到小屋，氣勢洶洶地說：“你在安徽曾與張勁夫有過來往，張勁夫是叛徒，你寫一份證明材料。”說罷，拿出一沓紙，甩在章乃器面前。

章乃器冷冷回答：“我不知道張勁夫是叛徒，無從寫起。”

來人威脅他：“你不寫，罪上加罪！”

章乃器說：“到底我還是社會主義公民。不實事求是，連做公民的資格也沒有。”

來人喝斥：“太猖狂了！”

章乃器一把扯過讓他寫材料的紙，撕成碎片，義正言辭地說：“我不會歪曲歷史！”

1975年4月，章乃器被摘掉右派帽子，陳云同志找他談話，傳達中共中央對他的關懷，打算給他作適當的安排。然而，他的身體狀態已經不允許他為人民再工作了。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病逝于北京醫院，享年80歲。

1980年6月，章乃器獲得平反。1982年5月13日，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國民主建國會、中華全國工商聯合會為章乃器舉行骨灰移放儀式，將骨灰移入八寶山革命公墓一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