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浙江發生了件挺遺憾的事情。

一個考生考浙江大學時考了670分，結果沒等到錄取通知書，卻因為兼職進了看守所。

這到底是咋回事呢？

本來家人覺得孩子只是正常兼職，可誰知道警察的話卻是晴天霹靂。

警察來到家中表示，你孩子涉嫌幫信罪，也就是說去幫忙轉賬了，俗稱跑分，用自己的銀行卡接收賬款再轉出去。

家長這才知道，原來孩子的兼職是違法的，可孩子說他自己不知道這是犯罪，只知道賺錢很多，于是就干了。

當然，對于一個能考上浙江大學的考生來說，如果不知道這是犯罪行為，我個人不太相信，更何況他考了670分。

還有個證據是，律師說，他是“躲進房間賺零花錢”。如果真是正常職業，誰會需要躲進房間去賺零花錢，大概率，他知道他的職業有問題。

他是個成年人，成年人就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這點沒什么可說的。

另外，幫信罪畢竟屬于詐騙的一部分，現在全國都在反詐騙，這孩子還沒進大學就出這個問題，確實極為危險。

他的律師剛會見他出來，也覺得挺可惜的，在看守所孩子還問：我這輩子是不是就完了？

那么問題來了，
這個浙大準新生的未來，真的完了嗎？

看到這條新聞，很多人心頭一緊：寒窗苦讀十幾年，高分考入名校，人生剛要起航，卻一腳踏入看守所。前程似乎瞬間化為烏有。

“這孩子這輩子是不是毀了？”“名校夢碎，以后工作怎么辦？人生徹底黑了吧？”

這種擔憂和惋惜，幾乎是本能反應。高分考生+涉案=前程盡毀，似乎成了板上釘釘的公式。

但，一些真實發生的案例，或許能讓我們跳出這種沉重的“預設”。

之前就有名牌大學學生因年少無知卷入類似“跑分”活動，后被依法處理。他深刻反省，積極彌補，畢業后憑借專業能力和改過自新的表現，依然在相關領域找到了合適的工作，生活逐步走上正軌。

而且，司法機關在處理此類涉及在校生或剛成年學生的案件時，通常會考慮其認知水平、主觀惡性、社會危害性以及悔罪態度，并非“一棍子打死”。在符合法律規定的前提下，爭取不起訴、緩刑或者社區矯正等從寬處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02 我剛才講的例子，是僥幸還是普遍可能？

看到上述例子，有人可能會質疑：“這只是極少數幸運個案吧？絕大多數攤上這種事的，不都前程盡毀了嗎？”

這種疑慮很自然，畢竟誰都不想賭一個渺茫的希望。

但現實情況是：

在法律框架內，對于年輕學生、特別是初犯且情節并非極其惡劣的“幫信”涉案者，挽救教育和給出路的努力，并非罕見特例，而是司法實踐中的一種重要考量。

為什么這么說？

首先，從法律規定本身來看。

我國刑法和相關司法解釋，本身就蘊含著懲罰與教育相結合的原則。尤其是對于未成年人以及剛滿十八周歲、社會經驗嚴重不足的在校學生，在符合法定條件（如情節較輕、認罪悔罪、退贓退賠、取得諒解等）時，可以依法從輕、減輕處罰，甚至可以爭取相對不起訴（免于刑事處罰）或適用緩刑。這并非法外開恩，而是法律精神的體現。

再來看社會和司法層面。

挽救失足青少年，幫助他們重回正軌，是社會治理的重要目標。司法機關在處理此類案件時，除了依法辦案，也會評估涉案者的主觀惡性、社會危害性以及回歸社會的可能性。高考670分所展現的學習能力，并非毫無價值，若能真誠悔過、彌補過錯，其未來的社會價值潛力依然值得謹慎評估。

因此，“一沾案底，人生全毀”的絕對化論斷，可能遮蔽了法律框架內存在的挽救空間和個體努力的可能性路徑。

以前那些令人絕望的“人生全毀”故事，很多是基于過去的個案或極端情形；而具體的個案，需要在現行法律框架下，結合具體情節、悔罪態度和后續努力來審視，存在爭取較好結果的空間（盡管依然艱難）。

我分析，這位浙江考生的未來，并非如想象中那般絕對黑暗。

只是根深蒂固的“犯罪=毀滅”的刻板印象，以及過去個別極端案例的放大，很大程度上主導了我們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