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雙碳”進程的推進，綠色科技創新成為實現碳中和目標的重要抓手。目前是綠色轉型的關鍵時期，高碳行業應當積極布局綠色利基創新，加快推動綠色轉型高質量發展。

至今我國高碳行業主要通過節能減排等“存量優化”方式降碳，通過流程與設備改造、管理強化等方式降低單位碳強度。但此類舉措的減排效果有限，幅度僅10%到30%，難以支撐碳中和目標的實現。因此，從中長期看，高碳行業必須推動綠色科技創新，圍繞低碳、清潔能源技術，展開顛覆式創新研發，從源頭上實現碳減排的“增量突破”。

不言可喻，綠色科技創新離不開可持續的、多元化的資金投入。長久以來，獨立風險投資（independent venture capital，“IVC”）與政府資助是科創企業早期發展的主要資金來源。近年來，企業風險投資（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CVC”）卻開始為科創企業提供金融支持，更演變為相關生態系統中的重要一環。那么，CVC涉及哪些綠色科創領域？如何助力綠色科創發展？有哪些可借鑒的實踐模式？本文就此展開討論，以供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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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科創投資的挑戰

綠色科技創新投資通常面臨資本密集度高、回報周期長、技術與商業驗證風險高等特點，因而與傳統的IVC在基金規模、期限結構以及退出機制等方面存在天然錯配，以致常難以有效承接綠色技術的早期培育任務。

綠色科技創新以顛覆式低碳技術為核心，強調關鍵技術、硬件與工程的協同突破，因而普遍呈現資本密集、前期投入大的特征。相較于以算法與應用為主的軟件類科創，綠色科技創新更依賴在實際工程場景中完成從技術原型到中試驗證的復雜路徑，反映于綠氫冶金、電化學備制鋼鐵、電化學備制水泥、惰性陽極、儲能、碳捕集與封存等領域里的項目。尤其，項目早期在設備集成、工藝重構和工程測試等方面都需要高額投入，資金強度遠高于IVC投資的輕資產類項目。

綠色科技的投資回報周期較長，與IVC的期限結構存在明顯的錯配。特別是，綠色科技項目從技術驗證到市場化，常需超過10年才能盈虧平衡，而IVC的理想退出期多集中于4年到6年。受制于期限與回報的雙重壓力，IVC會更傾向于在綠色技術穿越“死亡谷”、商業模式經驗證后才進入，以致早期綠色科技創新常面臨資本支持不足的問題。

此外，綠色科創企業在中試與商業驗證階段，還會遇到技術與資金的雙重壓力，加劇“死亡谷”風險。在中試階段，受限于實際工程場景的不確定性，綠色科技的技術路徑存在較大變數，項目失敗率高。在商業驗證早期，科創企業需要建立首個示范工廠來驗證商業可行性，相關過程有賴大量資金投入與真實應用場景的支持。傳統的IVC囿于技術判斷與投資規模，難以幫助綠色科創企業減緩風險。

基于上述問題，目前綠色科創企業獲得的IVC支持相當有限，亟待其他來源資金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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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C的多重優勢

CVC是實體企業基于戰略或財務目的，通過其投資部門、子公司或基金平臺等形成的產業創投單元，對產業鏈上下游開展投資、孵化或并購。相較于IVC，CVC在綠色科技的“募、投、管、退”各環節具備多重優勢，更能有效降低投資風險，助推綠色科技發展。

◎ 在募資環節，CVC基金模式多元，期限靈活，更契合綠色科技在資金需求方面的體量和期限。具體運作上，實體企業可獨立出資并管理CVC基金，也可引入政府、外部LP等多元化資本共建投資平臺，由外部LP負責CVC的管理。CVC的期限結構比IVC靈活，部分可超過10年，甚至可采用不設固定存續期的“常青基金”結構，為綠色科創企業提供有力的資本支持。

◎ 在投資環節，CVC基金更愿及早布局綠色科技，通過提供技術驗證支持，降低早期投資風險。大型龍頭企業可通過CVC提前布局核心綠色技術，卡位低碳轉型關鍵領域，防止新興技術可能對其造成的戰略性顛覆。相較于IVC，CVC可為綠色科創企業提供豐沛的技術與場景支持，從而強化其技術創新能力，助其跨越“死亡谷”，順利從原型產品步上規模化示范階段。

◎ 在管理環節，CVC基金可通過戰略協同加速綠色技術的商業化驗證，緩解中期斷資風險。CVC基金可為綠色科創企業提供應用場景與工程資源，助其從實驗室走向工廠，在真實商業環境里打磨可行方案。同時，CVC基金還可為科創企業導入首批訂單、打通上下游市場渠道，增強業內信用背書，從而提升其后續融資能力，更好應對商業化階段的大量資金需求。

◎ 在退出環節，CVC基金可提供更多元化的退出路徑，促進綠色技術在后期實現規?；瘮U張。對于實業企業，新興綠色技術往往具有“補鏈、強鏈”的戰略價值，CVC母公司可在技術成熟后通過并購、整合等方式實現退出，并將其納入自身產業體系，以實現協同升級。此外，CVC基金也可通過傳統IPO路徑退出，以此兼顧財務回報與戰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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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C的綠色科創投資現狀

在政策引導下，近年我國CVC布局綠色科創的腳步加快，在交通與能源轉型等重點領域的投資顯著增加，呈現出“龍頭牽引、資本協同、上下游共投”的特征。

◎ 在交通領域，我國綠色科創CVC主要聚焦于綠色出行技術的研發與商業化應用，由整車廠、電池廠等大型鏈主企業主導。例如，上汽集團旗下CVC基金恒旭資本，累計管理規模約400億元，其三期基金獲得上汽集團、國家綠色發展基金、蘇州市政府、國泰君安證裕等多方來源資金支持。該CVC除以寧德時代、清陶能源、瑞浦蘭鈞等為標的重點投資動力電池技術外，更與寧德時代共設CVC基金，圍繞其產業鏈上下游展開投資。此外，交通領域也存在不少CVC，新能源車翹楚比亞迪與動力電池鏈主寧德時代都有涉獵。比亞迪利用CVC投資布局新能源汽車、電池等高精尖綠色科技，而寧德時代則于2023年成立CVC平臺“溥泉資本”，與北京昌平區昌發展集團共同發起總規模84.28億元的碳中和基金，專門挖掘上下游投資機會。

◎ 在能源領域，我國綠色科創CVC正在加速其對可再生能源與儲能的布局，主導方常為能源行業的國央企。在此，三峽集團旗下的三峽資本為一例，其重點布局“風光氫儲”四大綠色能源領域，并延伸至新能源產業鏈中的新技術、新材料與新商業模式。2023年，三峽資本參與投資的三峽能源領銜建設庫布齊新能源大基地工程，項目投資總額約798億元。這是一個屬于國家“沙戈荒”新能源重點工程的項目，推動“風光火儲”多能互補等技術創新。浙能集團旗下浙能資本發起的“浙能工融光谷僑創基金”為另一例。2023年它聯合工銀投資與市屬平臺設立10億元CVC基金，聚焦新能源、新材料和高端裝備，推動綠色低碳發展。

不過，對于今年將納入全國碳市場的鋼鐵、水泥與鋁冶煉行業，我國綠色科技創新布局仍顯不足。國際經驗表明，高碳行業可通過CVC基金推動顛覆式低碳技術的研發與應用。以世界著名的礦產公司必和必拓為例，其CVC基金與安塞樂米塔爾鋼鐵、寶馬汽車等共同投資電化學前沿技術，推動綠色鋼鐵制造。同時，這個CVC基金還投資了直接空氣捕集技術，以此支持工業碳中和轉型。此外，在水泥行業，愛爾蘭建材巨頭老城堡集團也通過CVC基金投資了電化學制水泥、碳捕獲等前沿技術，以大幅降低產品碳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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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與展望

綠色科技創新是我國實現碳中和目標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關鍵。目前，我國綠色產業鏈在布局顛覆式低碳技術方面仍顯薄弱，本文解析CVC在推動科技突破方面的優勢，說明它何以更能有效降低投資風險，助推綠色科技發展。當然，CVC也面臨與母公司之間目標協同性、權責利益分配等諸多挑戰，但囿于篇幅，本文對此不展開。

基于以上討論，本文對高碳行業和政府提出三點加大CVC支持力度的建議。

◎ 首先，高碳行業的龍頭企業應當主動承擔綠色科技創新的引領責任，發揮其在資源、場景與系統集成方面的優勢，強化CVC對低碳技術的早期支持。龍頭企業可通過設立自有CVC平臺，圍繞關鍵材料替代、生產工藝重構與能源替代等方向布局早期技術，提前卡位下一代綠色技術路徑。同時，龍頭企業也應提升對早期風險投資的容錯能力，建立更具彈性的投資機制，主動為高潛力綠色技術提供成長空間與戰略耐心。這不僅有助于化解顛覆式低碳技術的威脅，也有利于構建協同生態，推動企業實現脫碳轉型。

◎ 其次，高碳企業應當加強與上下游協同，聯合設立產業鏈CVC，共同推動綠色科技的創新與應用。單一企業在推動綠色技術商業化時，常面臨投入高、周期長與路徑不確定等挑戰，多方共建CVC基金不僅可分擔風險，還可通過戰略協同提升技術落地效率。原料商、裝備商、能源服務商共同參與綠色技術的驗證與試點，可加快原型開發向實際應用的轉化。同時，多方共投有助于構建穩定的采購機制，推動技術標準統一，為綠色技術迭代營造有利的生態環境。

◎ 第三，政府應當加大公共資本對綠色科創CVC的支持力度，引導其服務于“雙碳”戰略。政府可通過設立產業引導基金，提供稅收優惠等方式，激發產業資本參與綠色CVC的積極性。當關鍵低碳技術處于早期探索階段時，公共資本可發揮“耐心資本”的作用，補位市場空缺，增強CVC基金對深科技領域的覆蓋能力。同時，政府也應鼓勵CVC在綠色科技領域開展試點與探索，完善退出機制，推動更具活力與韌性的可持續投融資生態。

總之，CVC有助于加速我國綠色科技創新，通過多方共建與戰略協同，CVC可推動綠色技術的突破與轉化，使我國的高質量增長更穩健、更可持續。

邱慈觀，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教授、可持續金融學科發展專項基金學術主任；李小千，可持續金融學科發展專項基金研究專員。

內容來源｜環境經濟

圖片來源｜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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