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春，北京懷仁堂的暖氣正旺——’蔡老，總理讓您去國務院辦公室一趟。’秘書悄聲說。”這短短一句提醒，把年過花甲的蔡廷鍇拉回到接管國家體育工作的繁忙現(xiàn)實。就在幾年前，人們還在議論他：南昌起義時，他率五千人投奔蔣介石；而今，新中國卻讓他坐到副國級的位子。題目里的疑問——南昌起義他率5000部下投降老蔣，建國后當上副國級干部，這是為何——也正是許多同齡讀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懸念。要解開這個疙瘩，得把時間翻回到1927年。

那年7月，國民革命軍第四方面軍圍著九江一帶轉悠。內部對蔣、汪之爭各懷鬼胎，士氣浮動。葉挺找同鄉(xiāng)蔡廷鍇商量：“咱們就算打下南京，也只是再添一場內訌，不如撤回嶺南緩口氣。”表面上蔡點頭稱是，心里卻打著另一套算盤：他信不過共產黨，更看準蔣介石手里的資源。于是當南昌城內槍聲響起，他既被卷進，又在暗地里籌備脫身。短短數日，他把部隊里的共產黨員、青年軍官用“先行南下”名義統(tǒng)統(tǒng)打發(fā)走，只留下自己能掌控的五千人，拐個彎投奔蔣介石。表面叛變，實則押寶。

這種“干凈利落”，換來蔣介石的編制與軍費，卻在共產黨那邊留下“分共急先鋒”的標簽。偏偏命運不肯就此畫句號。1930年前后三次“圍剿”紅軍，蔡廷鍇駐閩粵交界，地形生疏、民情不順，幾次連紅軍的影子都沒摸到。為糊弄蔣介石，他玩了回“詐降”——撐著白旗佯裝投誠，趁紅軍不備發(fā)動突襲，撈了點功勞。當年給他寫嘉獎令的蔣介石，恐怕沒想到后來自己會把這位“功臣”逼到對面陣營。

九一八事變觸發(fā)了蔡廷鍇人生的第二次轉折。19路軍駐防上海期間，日方發(fā)來照會要求蔡軍撤出閘北三十公里。南京中央想維持“攘外必先安內”的老方針，電令后撤。蔡廷鍇沒有執(zhí)行。何應欽、張靜江先后登門勸說，他干脆組織軍官會議，擺出“守土”姿態(tài)。一二八事變爆發(fā)后，19路軍硬扛三天，付出過萬傷亡，迫使日軍換帥四次。抗戰(zhàn)史教科書往往只寫“十九路軍英勇”，卻少有人想到這支部隊的主官四年前還在“剿共”。

上海一戰(zhàn)給蔡廷鍇贏得民心，也給蔣介石添了心病。蔣把他調到福建，表面是讓他休整，暗里要他繼續(xù)對付紅軍。蔡看透這一層后，干脆拉起張發(fā)奎、蔣光鼐另起爐灶。1933年11月，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掛牌，史稱“福建事變”。這件事讓蔣介石氣急敗壞，連夜調集中央軍、組建空中偵察，生怕紅軍與十九路軍合流。結果十九路軍寡不敵眾，福建政府不到兩月解體，蔡廷鍇倉促赴歐洲“考察”，實則避禍。

表面是失敗，實質上福建事變拖住了中央軍，使第五次“圍剿”行動節(jié)奏被打亂，為中央紅軍戰(zhàn)略轉移爭到了時間。后來毛澤東在陜北提到“十九路軍給過幫助”，指的就是這里。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蔡廷鍇回國任第十六集團軍總司令，再度扛上抗日大旗。淞滬會戰(zhàn)、南昌會戰(zhàn)、桂南防御，處處可見他的身影。雖未竟全功，卻把當年“反共”的政治包袱一點點淡化。

1946年，他到香港休養(yǎng)。內戰(zhàn)烈火升溫，蔣介石來電邀他回重慶主持軍訓，他沒答應。在港期間，他與中共地下組織接觸甚密，終在1949年夏天公開表態(tài)支持和平。北京盛情相邀，他帶著一行人北上，沒有擺什么條件。周總理接機時微笑說：“老友歸隊，勝過千軍萬馬。”這一句溫和的歡迎，解開了當年南昌起義留下的舊結。

新中國初期，人手緊，職務缺。蔡廷鍇既懂軍事，又愿意在聯(lián)合戰(zhàn)線里出力，很快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協(xié)副主席，行政級別副國級。有人納悶：叛變過，還能高位？答案其實不復雜。一是抗日之功擺在那里。那場戰(zhàn)爭牽動民族存亡，誰流過血，政府就得認賬。二是福建事變雖敗，但客觀上保存了紅軍元氣。三是新生政權急需團結各界，老將領的號召力不可替代。再加上個人品質——蔡廷鍇好賭，卻不貪錢；愛面子，卻肯擔當——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里，這些特質反而成了優(yōu)點。

1952年，他被調到國家體委做副主任，協(xié)助賀龍籌劃全國運動會、推廣群眾體育。老對手成了新同事，二人握手時不再提當年各自的“槍口”。蔡廷鍇自嘲：“我這輩子拐了好幾個彎，總算沒有走到死胡同。”賀龍笑答：“彎路走得多，也能練出腳勁。”

細數蔡廷鍇的一生：投蔣、抗日、反蔣、再抗日、又合作。大起大落，不斷翻篇。他最終坐上副國級位置，不是因為一紙投降書，而是因為在最關鍵的民族危亡時刻，他敢硬扛外敵；在政權更替的節(jié)點，他能順勢而為。歷史記人，不只看初心，也看落點。5000人投降老蔣是事實，建國后高位同樣是事實，兩者并不矛盾。倘若說有矛盾，那也是亂世里每個人都可能面對的矛盾——走哪條路，對誰負責。有人一條道走到黑，有人拐彎再拐彎，只求最后站到對的地方。時代允許這樣的人存在，也用這樣的人完成了巨大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