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的親密關系，到底怎么了？為什么自從愛上一個人，歲月就不再靜好？我們真的不需要愛情了嗎？高校講臺上的文學教授，會如何解答Z世代青年的情感問題？華東政法大學的杜素娟教授用實踐給出答案 —— 她不僅在 B 站“破圈”成了粉絲眼中的“網紅教授”，還被年輕人親昵地稱為“網絡媽媽”，用文學解讀給年輕人當起了心靈導師，其賬號“杜素娟聊文學”累計播放量超2000萬，點贊量超百萬，妥妥的B站文學區頂流。

“杜素娟聊文學”：《“二十出頭，一事無成”，95后、00后正在承受最痛苦的青春時代？》視頻截圖

說起來，杜素娟對走紅感到有些“意外”。最初，她只想安于校園的“一畝三分地”，不愿踏足互聯網公共領域。但在學生思祺和史秀雄的積極鼓勵下，二人還是嘗試合作“文學中的人生進化課”播客，意外收獲不少關注。這次與心理學的跨界對談成為她入局新媒體的起點，更被B站編導陳曦發掘，邀請她入駐成為UP主。平臺不僅為她注冊賬號，還配備團隊負責拍攝、剪輯等工作，而此時的她仍處于被動狀態，缺乏主動投入的內驅力。

原因無他，互聯網是一個比現實更為復雜的輿論環境。視頻發布后，杜素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沖擊，評論區出現一些無端指責的聲音。網絡環境的“勢利”讓她倍感無奈——“當網友看到清華、北大背景的老師時會本能敬畏，不敢反駁，即便沒聽懂也會點贊”，而身為一所政法類大學文學教授的她，因講文學的方式獨特，常被聽眾僅憑一分鐘的內容就肆意攻擊，這些毫無道理的質疑曾讓她一度放棄。

好在平臺團隊不愿就此擱置，建議她錄制網課。隨著一批能聽懂她的觀點、與她產生共鳴的觀眾逐漸聚集，他們的信任讓杜素娟重新找到意義。她也逐漸明白，無論在校園還是網絡，老師的成功都離不開不同身份受眾的共同塑造，這也成為她堅持下來的重要動力。

在知識類長視頻的賽道里，杜素娟靠的可不是什么掉書袋的花哨套路，而是 “精準共情”—— 年輕人糾結的愛情煩惱、職場焦慮、原生家庭困境……她的課堂不講術語體系，也不賣弄學理，她認為文學就是人學。她將《包法利夫人》的愛瑪視作“戀愛腦”的早期范本，也從《十八春》的曼楨身上看到放下的智慧，更通過《面紗》中的凱蒂指出真正成熟的情感——哪怕愛情消失了，生活依然可以重建。她把這些文學角色重新翻譯為當代經驗中的情感鏡像，引導讀者用文學的光照見自身。

網友說，看她的視頻像“和知心姐姐嘮嗑”，彈幕里滿是“聽杜老師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有人說 “看杜老師的視頻治好了我的內耗”，有人感慨 “原來這部小說還能這么解讀”……這種能跨代際嘮明白事兒的能力，讓她成功避開了“爹味說教”的雷區，成了年輕人愿意掏心窩子的傾訴對象。

這種信任，延續到了她的新書《允許愛情消失》中。這本書以14部文學經典中的人物為引，拆解現代人常見的情感困局——《包法利夫人》里的愛瑪、《呼嘯山莊》里的希斯克利夫、《雷雨》里的蘩漪、《巴黎圣母院》里的艾絲美拉達、《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里的特蕾莎、《傲慢與偏見》里的伊麗莎白、《紅玫瑰與白玫瑰》里的嬌蕊、《十八春》里的曼楨、《面紗》里的凱蒂……文學人物的命運照見當下的情感現實——戀愛腦、執念、錯付、自我喪失等等。

《允許愛情消失》 杜素娟 著

杜素娟指出，在當代社會，親密關系的構建充滿了文化矛盾，而言情敘事的理想化更加深了人們的認知偏差。《包法利夫人》的主人公愛瑪，她對愛情充滿了不切實際的幻想，將愛情視為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最終陷入人生的泥沼。她表示，這種愛情觀的悲劇根源在于社會文化對女性的規訓。從明清的閨閣文學到現代的言情小說，彌漫其中的婚戀焦慮在其中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這種敘事陷阱讓人將愛情置于人生的核心地位，導致很多年輕人至今難以抵達愛情的真正意義。

杜素娟以文學為媒介，解構浪漫的“愛情神話”，修復情感創傷，更助力讀者重建自我主體性，實現從情感依附到精神獨立的跨越。“當個體完成自我價值建構，健康的親密關系便會自然生長。”同時，她也很欣喜地看到，如今越來越多觀眾開始反對“工業糖精”和霸總甜寵套路，將目光投向更廣闊的人生領域。“允許愛情消失”這六個字，像給焦慮的年輕人松了綁，原來不把愛情當人生KPI，生活照樣閃閃發光。

如今的互聯網儼然是一個多元且復雜的輿論場。杜素娟強調，年輕人應突破對立敘事，從個體權利的角度出發，相互理解協助。而她的自媒體實踐，正是這種理念的生動踐行：通過分享知識與見解，為年輕人答疑解惑、連接異見，幫助他們突破認知局限，更好地理解他者。她說不愿把觀眾叫作粉絲，而更愿稱他們為“雁群”——一起飛過困頓、偏見與誤解的迷霧，在一次次回頭相望中，相互理解，進階成長。

華東政法大學文伯書院教授 杜素娟

【訪談】

破解愛情觀是精神獨立的最小切口

南都：《允許愛情消失》的書名很有顛覆性。你強調“允許愛情消失”并非消極逃避，而是“愛自己的能力”和“向真正的愛情致敬”。文學作品如何教會我們在“用力愛過”和“坦然放手”之間找到平衡？

杜素娟：此前我在高校與年輕人接觸頗多，倘若對愛情的認知有誤或處理不夠理性，往往會表現為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樣的愛情。特別是在愛情結束后仍一味執著，這會對人生造成較大消耗。我身邊這樣的年輕人例子日益增多，有的失戀后仍難以走出陰影，很難接納新的人，對自己的生活也提不起興趣。我覺得這可能是愛情觀念存在問題。所以，我一直想專門寫一本書，從文學來探討我們該如何看待愛情，愛情關系的實質究竟是什么。這個想法我已醞釀多年，如今也算是圓了自己的心愿。

文學經典中所講述的故事并非虛構，它源于過往人們的人生經歷與情感體驗。我們常說“太陽底下無新事”。從古希臘至今，文學作品中所涉及的情感問題、苦難與悲劇依然存在，人類的情感不會因時代變遷而發生本質性的改變，我們始終受困于類似的情感問題。

南都：書中這14個人物案例，能否舉一個印象最深刻的“反面教材”案例，比如《包法利夫人》的主人公愛瑪，文學經典是如何深刻揭示其悲劇根源的？

杜素娟：也不能稱之為正面教材或反面教材吧，實際上是處理方式和應對方式的差異。愛瑪的故事極具代表性。她在修道院長大，身邊只有年輕姑娘和嬤嬤，從未與男性深入接觸，對愛情的認知全來自言情小說的幻想。作者以諷刺筆觸描繪這種不切實際：她總期待 “黑馬騎士” 拯救自己，像城堡公主等待救贖，卻不懂愛情真諦，只把它當作改變命運的傳奇。這類脫離現實的愛情敘事，會悄悄傳遞有害觀念。其本質是對女性的規訓：暗示女性無法掌控命運，只能等待男性拯救。霸道總裁類故事不過是換種形式延續這一邏輯，讓女性誤將愛情視為改變命運的關鍵。這導致愛瑪每逢想改變現狀或感到乏味，就寄望于男人。

這一篇的標題是《世上有那么多種快樂，她都擦肩而過》，她認為極致快樂、浪漫與詩意只存在于兩性之愛中，連分手后的悲傷都被當作浪漫——只因言情小說和詩詞的歌頌。這種觀念讓她不斷戀愛又被拋棄，成了“戀愛腦”，最終陷入人生消耗。她喪失了從自我提升、人際交往、探索世界中尋找快樂與意義的能力。這些經典小說里呈現的愛情悲劇至今仍在社會上演，許多女孩仍在重復同樣的錯誤。若不讀經典，便無法知曉過去的生活與啟示。

南都：你認為所謂的愛情至上主義是對女性的馴化。從長期的歷史來看，言情小說是否也是父權社會與文化產業的合謀？

杜素娟：可以這樣理解。毫無疑問，言情小說是男性凝視的產物。在漫長的農耕社會，女性的生存空間極為有限，她們被困于閨房之中，毫無行動自由，而人生唯一的樂趣便是男性給予的浪漫與詩情。唐詩宋詞里的怨婦和閨中女子，皆沉浸于對愛情的思念，在無望的等待中期盼男性的愛來改變命運。這不僅是中國的情況，全世界皆如此。以19世紀歐美的《傲慢與偏見》為例，不難發現女性的生活圈子依然狹小，局限于閨房、客廳，最多不過是親戚家的花園，對女性的美德培養及各種規訓皆旨在取悅男性，使其成為合格的妻子。而男性創作的作品又面向女性讀者，這一現象頗為有趣。這些小說是男性對女性美好形象的想象與設定，女性閱讀這些作品后，依照其中的形象塑造自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如今，市面上的偶像劇和言情小說依舊延續著農耕社會對女性價值和意義的界定。主人公不僅要得到一個男人的愛慕，還要得到一群男人的愛慕，眾多男人排隊追求，成為最驕傲、最有價值的女主角。然而時代發展至今，世界已向女性完全敞開，女性擁有更多探索世界、享受生活、創造多元快樂和價值的機會。

南都：同時我們也觀察到，近幾年網絡上出現越來越多反對“工業糖精”和甜寵套路的聲音。比如拋開性緣敘事、聚焦女性友誼的《好東西》、“要選票不要私奔”的意大利電影《還有明天》等，觀眾對這類主題的青睞，是否標志著愛情“神圣性”在今天的消解？我們該如何破解愛情觀？

杜素娟：在當今社會，女性不再將愛情視為人生的必需品和人生中最重要的主題，這堪稱當代女性最偉大的思想覺悟。談及女性精神獨立，我覺得無需著眼于那些宏大抽象的方面，只需要一個很小的切入點，即從破解愛情觀入手。我認為，在當代社會無論男女，困于傳統愛情觀都會阻礙發展，男性亦受其限，如男子要“闖蕩天下”實為一種規訓。

但破解愛情觀對女性更為關鍵，因為男性自我建設意識更強，人們會羨慕二三十多歲職場出色的男性。而女性一到二十多歲周圍的環境就開始質問：“為何沒戀愛？是不是不夠好？”這讓她們在自我建設黃金期急于戀愛，即便打拼事業，沒戀愛也覺空虛。比如“豆蔻年華”這個詞就暗示女性青春期的價值在于獲取異性愛慕，這種影響延續至成年，使許多女性以愛情衡量自身價值，忽視真實需求。我曾對大一大二因沒戀愛而失落的學生說：“這是你的機遇，應專注自身、發展事業、鍛煉身體。人生節奏各異，不必強求戀愛。”愛情教育關乎身心健康與個人發展，二十多歲這十年是人生奠基期，你的選擇決定后半生能否獨立自尊。

南都：在代際差異部分，你認為當代年輕人與父輩的愛情觀存在根本性斷裂嗎？從社會學角度看，這種代際婚戀觀差異是中國特色還是全球普遍現象？

杜素娟：從時代發展規律來看，下一代的婚戀觀與父輩不同，這是值得欣喜的。這種差異不分國別，因為本質上是特定時代、社會發展階段的產物。就拿我們上一代的父母來說，那時經濟社會欠發達，社會條件不佳，人們必須相互依存才能生存。一個人買不起房子，一個人在城市里難以立足，需要兩人合力才行，可以僅僅為了搭伙過日子而步入婚姻。因此，上一代人的婚姻是為了解決生存需求，當代青年的婚姻是為了解決精神需求。他們追求更高質量的情感生活，也能夠追求更高品質的婚姻。所以我認為，每一代人都應該構建屬于自己的婚戀觀。現在的年輕人不愿遵循上一代的婚戀觀，這確實是社會進步和時代發展應有的體現，若與他們的觀念毫無差異，那才是可悲的。

把學生當作老師，把網友當作鏡子

南都：能否分享一下您的童年或青少年時期？是否有某個特定的人、一本書或者一段經歷，成為你文學道路上的“第一束光”？

杜素娟：我父親從事生物研究工作，我自己不知為何，從小反而對語言和文學產生濃厚興趣。當時家里都是蟲子和植物標本，沒有其他文學書，只有兩本魯迅的《吶喊》和《彷徨》都被我閱讀完畢。小時候家里很窮，父母覺得小朋友只要做好作業、學好教科書就足夠了，在他們看來，小說文學之類的都是閑書，不允許我看，也不認同我對語文的偏愛。我初中時數理化成績不佳，他們甚至嚇唬我說，將來只能去掃大街、打掃公共廁所，他們用這樣的話來威脅我，還是擋不住我對文學的喜愛，還從同學家里借來了《紅樓夢》。

堅定我信心的是一位語文老師。她對我說：“你一定要記住，你最適合去讀中文系，將來一定要去讀中文系。”那是我第一次聽說“中文系”這三個字，當時我還是個孩子，對它并沒有什么概念，但給了我極大的鼓勵，從那以后，我就再也沒有動搖過，堅定地朝著中文系的方向前進。

南都：從歐美當代小說到“沈從文與中國傳統文化”再到對“現代社會倫理”的文學透視，你的學術研究興趣范圍很廣。談談你學術道路上形成的核心方法論？是什么驅使你特別關注文學與社會倫理、個體心理之間的交互關系？

杜素娟：讀研究生時，我專注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工作后在學校講授小說，課程涵蓋中國現當代文學導讀、歐美小說閱讀與鑒賞、外國文學史等。我的課堂有意識地模糊中西方界限，所有內容都立足 “人學” 層面 —— 不按學術概念做國別劃分，只聚焦 “人” 的研究。打通中外文學后會發現，文學本質上都是寫人的，文學就是人學。

年輕時我癡迷學術，尤其熱衷西方理論，碩士論文答辯時甚至把評委繞得暈頭轉向。后來反思才明白，文學是關于人的學問，與其他學科不同，玩弄名詞不可取。當人缺乏扎實的人生見解，就會用晦澀詞匯掩飾觀點的膚淺或空洞。像老舍、沈從文、蕭紅這些作家從不用玄虛表達，而是以淺顯語言傳遞人生的深刻，我覺得這才是真正偉大的頭腦。

進入華東政法大學后，這種認知愈發清晰。政法類院校的文學系處于邊緣，氛圍更寬松自由，也讓我的教學方式與正統文學學術圈有所不同。面對政法專業學生，我必須思考：他們為何需要文學？漫長教學中，我不斷探尋文學與當代個人生活的結合點，讓文學變得通俗易懂。我摒棄中文系的理論術語體系，結合學生的生存體驗與成長困惑授課，引導他們從自身感受出發親近文學。這種教學更貼近實際，讓文學扎根普通人的生活，而非陷入圈子內才懂的、堆砌名詞的 “高深” 表達。

再后來，我開始面向大眾平臺，嘗試用文學講述人生時，我意識到，最貼近且最需要的思想資源是心理學，便開始大量閱讀心理學書籍，不知不覺間與從事心理學研究的人有了更多的交集。我發現我思考的問題和心理學家思考的問題有很多相似之處，盡管不同學科解決問題的途徑各異，但大家都會圍繞同一個點從不同角度進行思考，這十分有趣。

南都：這也很好地解釋了為什么你的文學課能精準地直擊大家的“痛點”。當代青年很多苦于與原生家庭的代際鴻溝，而你能被稱為“網絡媽媽”，這種對年輕人的共情力是如何訓練的？你如何克服和跨越代際實現與Z世代的對話？

杜素娟：很多人有這個疑問。每次聽到這個問題，都不禁為我的同齡人們感到悲哀。明明大家都有能力做到，為何卻做不到呢？許多成年人在為人父母或成為老師后，就容易忘卻做孩子時的體驗與痛苦。曾經作為兒女，我們都經歷過不愉快，對父母的某些做法并不認同。可當自己為人父母后，為何又走上了同樣的路？

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缺乏反思能力。這容易滋生因年齡而來的狂妄，僅僅因為年紀大，就自認為代表真理。“我吃的鹽比你吃的飯多”，這句話我十分厭惡，時間的積累并不等同于智慧的增長。陳獨秀、魯迅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就曾批判過這類人。他們并非針對所有老年人，而是那些自身有局限，卻自認為掌握絕對真理，還強迫別人接受的人，這類人無疑是社會的阻礙。

其二，沒有認清真相。每個人都有認知局限，即便活到百歲，所觀察的世界也受自身經驗束縛。只有不斷意識到自己的盲區，持續學習，才能提升見識與認知，就像樹木，不斷生長。

我能與年輕人共鳴，是因為我從不凌駕于學生之上，反而視他們為老師。每一批學生都能讓我接觸到許多新鮮事物。在課堂上，他們的觀點或許不夠深刻，但那些獨到的小見解，讓我驚覺，現在的孩子看待問題的方式竟是如此不同，我也由此意識到，自己還是受限于所處的時代，竟沒想到還有這樣的視角。

學生就像鏡子，讓我看到自身的局限與不足。我也把網友當作鏡子，他們的評論和留言，都是我學習的素材，讓我了解年輕人看待問題的方式，避免產生“爹味”。

南都：你把粉絲稱作“雁群”，在你的“大雁”中，有沒有某句話或者彈幕讓你認為自己做的事情確實有意義？

杜素娟：這種情況非常多。有人說杜老師我看哭了，有人說杜老師你的視頻太及時了，我最近正在困惑這個事情。有人說杜老師我讀過這部作品，從來沒想到它還可以這樣解讀。這些話對我是非常大的鼓勵，讓我愿意為他們不停地投入。我不太愿意稱他們為粉絲，我用一個詞叫“雁群”。你慢慢積累自己的“大雁”，不斷有人加入你的隊伍，他們會不斷鼓勵你，甚至幫你抵御噴子，這時你的內驅力就會增強，你會覺得這件事有價值、有意義的。魯迅先生曾說過，最難熬的不是喊得艱難，而是在虛空中吶喊。當你發出的聲音沒人能聽懂時，你會感到彷徨；但如果你發現有人能回應你的吶喊，你就愿意繼續發聲。所以我在B站堅持了下來，并且有了內驅力。原來躲在校園的舒適區里很安逸，沒有勇氣走出去；但走出一步后，你就會有更多勇氣。后來你會發現自己可以無所畏懼。

“能被冒犯和討厭”才能立足互聯網

南都：你如何看待“網紅教授”這個身份？

杜素娟：“網紅”這個詞有褒義也有貶義，一方面覺得你很有名氣，另一方面覺得你嘩眾取寵。不同語境下，“網紅”這個概念的內涵也不同。我不計較這些，我認為在世界上行走或者做自己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保護好自己的能量，屏蔽外在評價。

南都：目前許多大學教授走出書齋面對網友，有些人探索得很成功，賬號運營得很好，也有些賬號可能影響力有限。你認為自己能夠比較順利地擁抱新媒體，你的優勢在哪里？

杜素娟：大部分人可能會栽在第一關，即無法接受別人的無禮冒犯。在網絡平臺上，你需要具備的第一個條件，就是訓練出自己能夠被冒犯、被討厭甚至被指責的能力。互聯網世界會讓你真正認識到，人的認知差異有多大。你得允許別人聽不懂，也要允許別人誤解你，否則他們冒犯你、指責你，甚至說一些難聽的話，你就會難受地“退網”了。

我記得我在講《傲慢與偏見》時，編輯小姑娘給我起了一個比較吸引眼球的標題，大概意思是，伊麗莎白是普信女。很多人指責“普信女”這個詞使用得不恰當，他們不允許我說伊麗莎白不好看。許多讀者只看電影沒有看原著，電影里演員都是美女，然而在19世紀英國，簡·奧斯汀開始嘗試描寫不美的女性，真正吸引達西的是伊麗莎白的才智，而非臉蛋。我向讀者解釋時他們無法接受，因此發生了爭執。

在這場爭執中，很多人根本不聽你講的是什么，只看標題就對你發起猛烈攻擊，一般老師遇到這種情況，也許會覺得公共平臺的群體太愚蠢，不能在這浪費時間，覺得犯不著就“退網”了。我之所以堅持下來，是因為有“雁群”的支撐。我的“雁群”生成速度較快，這是我比較幸運的地方。

南都：你擔心掉粉嗎？

杜素娟：我一直在不斷地一邊吸粉、一邊掉粉，俗稱“洗粉”。例如我為了維持團隊開銷也制作過一個充電視頻。有些人不理解，他們習慣了在b站看免費視頻，覺得你不應該收費，我就掉了一波粉。我認為，做賬號也需要允許粉絲的自由選擇，應該放平心態。我在這里講一些自己想講的話，能夠找到我的雁群，讓我的雁群得到幫助就可以了。

“年輕人需要突破認知局限”

南都：你剛才提到“內驅力”。驅使你一直堅持分享知識和見解的核心內驅力是什么？你內心帶著怎樣的使命在做這件事情？

杜素娟：說“使命”顯得過于宏大，不過我確實有個小目標。每個時代的青年，面臨著截然不同的核心問題。我父母那一代，主要應對的是政治問題；我是上世紀 80 年代的青年，身處改革開放浪潮，我們核心任務是解決經濟問題、推動經濟騰飛；而當下的年輕人，需要突破的則是認知問題。

我的青春期就格外痛苦——既沒有老師教為人處世，也沒有父母指引方向，情感遇困時更無人開導，像在黑暗隧道里摸索，既艱難又浪費時間，還耗了許多不必要的精力。在認知上，我們缺乏指導，面對情感、自我與世界都得從零開始，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代際浪費”。我常想，若能穿越回去跟20多歲的自己說幾句話，命運或許就會不同。

也正因如此，我希望能為現在的年輕人做點什么。雖未見過這些年輕網友，但他們看我視頻時能感到輕松，縮短痛苦時間，學會多角度思考，這就很有意義。不必每代人都重復吃苦，能幫到年輕人，便是我的初心。

我常說這代年輕人最了不起，他們要突破歷代人最難突破的認知問題，他們創造諸多新詞反抗不認同的認知，這種強烈的意識在前幾代人身上不曾有過。他們重新審視各時代、各領域的文化，要用新的觀念重構對世界、人生與自我的看法。這太難了，也正因如此，他們才格外出色。

采寫：南都記者朱蓉婷 實習生溫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