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一紙總統令掀起軒然大波。特朗普政府宣布：全面叫停聯邦資助的“多樣性、公平與包容”（D.E.I.）科研項目，并指控這些計劃“危險、墮落、不道德”，破壞了“美國傳統價值觀”——諸如個人奮斗、卓越追求與自我實現。

這道禁令的余波迅速波及美國科研界。據《紐約時報》報道，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正緊急中止數百項原本授予青年科研人員的D.E.I.科研資助。而令人意外的是，許多被取消資助的年輕學者，恰恰來自美國最堅定的“紅州”地區——鄉村、貧困、保守、白人。

他們本應是特朗普口中“被忽視的美國”，如今卻成了他政策的第一批犧牲品。

盧卡斯·迪拉德（Lucas Dillard）成長于阿巴拉契亞山區的單親家庭，幾乎要參軍入伍，是聯邦佩爾助學金和勤工儉學崗位給了他轉機。

他在實驗室做研究，一路從北卡州立大學走進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生物物理博士項目，并于去年獲得NIH頒發的杰出博士獎學金。

如今，這筆資助被直接取消。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 Lucas Dillard，《紐約時報》拍攝

“右派總覺得D.E.I.只是給少數族裔的。他們沒有意識到，支持這個政策的后果，是他們自己的孩子會失去機會。”迪拉德說。

事實上，NIH的多樣性資助遠不止“種族與性別”。根據官方定義，D.E.I.支持的是“科研中代表性不足群體”，包括來自農村、貧困、無大學學歷家庭、曾接受免費餐補、住過寄養機構，乃至身體殘障者。迪拉德就是其中一例。

“在霍普金斯，我找不到一個和我口音、長相相似的人。”他說。

迪拉德就讀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與他在北卡羅來納州的鄉村長大相去甚遠。《紐約時報》拍攝

比莉·雷尼克（Billie Reneker）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生，她的父親是建筑工人，母親是校車司機，家在喬治亞州鄉下。她靠實驗室技術員的工作起步，后來讀博、生子，在一切不“主流”的路徑上艱難前行。

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生比利·雷內克（Billie Reneker）在迪拉德先生的同一個現已終止的項目中獲得了一筆資助。《紐約時報》拍攝

她所獲得的NIH資助原本能覆蓋博士最后一年的生活費用，但如今被取消。“我可能再也不會申請博士后職位，無法繼續走下去。”她說。

她一直指望這筆補助金來支付她在發育生物學實驗室讀博士的最后一年薪水。《紐約時報》拍攝

另一位受影響的科學家是尼科爾·格羅斯（Nicole Gross），她出身密歇根農村，家里經營奶牛場。

格羅斯憑借設計小鼠手術實驗贏得了博士前獎學金，卻在正式到賬前被取消。她的導師稱，這個實驗原本可能推動胰腺癌轉移機制的研究，“現在這個機會被徹底錯過了”。

對于這些年輕學者來說，NIH的獎學金不僅是一份資助，更是一張入場券：它象征著認可、預測著未來的科研軌跡，是“窮人孩子”躋身學術殿堂的唯一通道。

更諷刺的是，這些年輕科學家們大多來自特朗普鐵票倉。

在他們成長的社區，科學長期被視為“精英玩意兒”：新冠疫情時，迪拉德家鄉的飼料店里，伊維菌素脫銷，而不是疫苗。

迪拉德曾多次開車十小時，把霍普金斯大學實驗室淘汰的設備——離心機、移液器——捐回高中母校。那位接收設備的老師說：“這些孩子，才是真正該被扶起來的人。‘讓美國再次偉大’，靠的不正是科學嗎？”

還有些受益者連原本的科研主題都與D.E.I.無關——他們研究的是細胞連接、癌細胞轉移、耳部感染等基礎生命科學，但因為拿的是多樣性渠道的資金，被“一刀切”砍掉。

蓋布瑞爾·默錢特博士（Dr. Gabrielle Merchant）就是其中之一。她在奧馬哈兒童醫院領導實驗室，研究耳部感染引發的聽力損傷，五年350萬美元的D.E.I.資助被突然中止。

其中一位是聾人凱爾西·安布爾（Kelsey Anbuhl），他是針對NIH的訴訟的一部分。在法官裁決后，她收到了通知，她的補助金將被恢復。

凱爾西·安布爾 （Kelsey Anbuhl） 參與了一場針對 NIH 的訴訟，并被告知她的補助金將被恢復。信用。。。KC McGinnis 為《紐約時報》拍攝

然而，授予她補助金的職業過渡計劃已被終止。她是寄養家庭長大、靠哈佛改變命運的代表人物，但如今被NIH冷冰冰地回信：“你所獲得的資助基于人為與非科學標準，不利于拓展對生命系統的理解。”

她說：“我努力一生才站到這里，這個項目是我第一次覺得‘我配得上’。可現在，它突然被奪走了。”

Ashley Albright 是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細胞生物學博士后研究員。信用。。。Mike Kai Chen 為《紐約時報》拍攝

Ashley Albright 從小生活在北卡羅來納州一座偏遠鄉村的拖車屋中，家人住在曾外祖父母后院的空地上。高中時期，她在奧特巴克牛排館打工，周末開車一小時去別的學校上AP生物課——只為多接觸一點“科學”。

第一次參加科學展，她帶著一塊手工做的黑色三折海報板展示水藻對洗滌劑的反應實驗，站在那些擁有印刷海報、大學實驗室經歷的同齡人中間，強烈感受到“我不屬于這里”。

她最終還是進了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成為細胞與分子生物學領域的博士后。但那種格格不入的感覺始終揮之不去——比如，研究生面試時的破冰問題是：“你父母是做什么的？”她只能答：“修車的。”

奧爾布賴特博士失去了一份為期五年、價值 100 萬美元的職業過渡補助金，只剩下半年的時間。 信用。。。 Mike Kai Chen 為《紐約時報》拍攝

Albright 原本獲得了一項為期五年、總額百萬美元的科研職業轉型資助，用于支持她從博士后向獨立科研人員邁進。然而，在特朗普政府叫停D.E.I.計劃后，她的資助被砍到只剩下半年。“如果資金被徹底取消，我可能根本無法繼續留在科研崗位，”她說。

對她而言，這不僅是一筆錢的損失，更像是一種反復驗證的排斥感——無論她多努力，始終不被歡迎。

過去30年，NIH每年大約發放1000項多樣性科研獎學金。這些資助覆蓋從本科、博士，到博士后甚至年輕教授，金額從幾千到上百萬美元不等，是一整條“從鄉村到實驗室”的通道。

它的意義遠不只是“給弱者補貼”，更是打破學術圈“父母是教授、從小進實驗室”的階層固化。

然而，這條通道如今正在被關閉。

《紐約時報》指出，裁撤D.E.I.正使美國科研變得更加精英化，成為“只有中產家庭孩子能玩的游戲”。與此同時，中國和歐洲正加大對科研人才的吸引力，試圖從這場政策大潮中“撿人”。

“你可以失去資金，也可以失去信心。但我們最怕的，是連動力都沒了。”一位受訪科學家說。

信息來源：The New York Times，《The Surprising Scientists Hit by Trump’s D.E.I. C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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