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的大同太陽像火一樣烤著路面，地面熱得快到38℃，廣東來的盧女士孩子不小心把手表丟在了高鐵垃圾袋里。

一個電話打出去求助兩位清潔工就鉆進了又熱又臭的垃圾站，他們在8噸發出臭味的垃圾里，翻找了4個小時，最后找到了那個值一千元的手表。

這件號稱“貼心”的新聞網上卻像炸開了鍋，有人夸城市服務好也有人問是不是資源用錯了地方，這樣做真的好嗎？在這場關于“溫情”的爭論中，誰來真正替滿頭大汗的清潔工說話呢？

高溫下的“海底撈針”引發的公共資源的分配爭議

2025年7月1日廣東來的盧女士家小孩在高鐵上，稀里糊涂把一個1098塊的華為兒童手表扔到裝垃圾的紙袋里了，第二天盧女士打了12345求助，大同市倆環衛工人頂著三十八度的高溫花了4個鐘頭在八噸垃圾里頭找回了手表。

這次行動成本真不少讓人驚訝，按大同環衛工平均每小時18元算，倆工人干4小時得花144元，加上運垃圾車費，燒垃圾場地費等總共至少要一千多，比手表貴多了，更要注意的是這4小時里倆工人能掃完3條街或處理20多噸普通垃圾。

網友們覺得這樣浪費資源太離譜了，“要是救命的人工耳蝸，我們肯定支持，但為了個兒童手表，值得這么興師動眾嗎？”

大同市城管局副局長肖志剛的回應“只要老百姓有需求，肯定去做”，看似服務周到，卻忘了公共資源其實不多。

我國《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說得很清楚：如果白天最高溫度超過35℃，在外面工作的人要減少連續工作的時間，37℃以上時室外工作不能超過6小時（包括中午最熱的時候要停工）。

但那天實際溫度高達38℃環衛工人不但一直不停地工作，而且沒有口罩，手套等基本保護，甚至連最簡單的防暑用品有沒有發都不知道，這種換好名聲的做法，實際上是把公共服務的代價轉嫁到最弱勢的勞動者身上。

規則空缺下的責任推卸，搞不清公共服務該歸誰管

我國如今的規章中清潔部門沒責任幫忙找東西，北京一家律師所的合伙人表示說“這種事看基層人情判斷，容易讓人懷疑資源用得公不公平。”

大同市城管局說“以前也幫人找過東西”，但沒說找的東西多值錢，花了多少力氣，大家怎么看。

比如以前幫人找過鉆戒之類的貴重物品，說是保護個人財產還說得過去，但要是找鑰匙，耳機之類的小東西就說明公共服務的界限不太清楚了。

更重要的問題在于分工不同，盧女士丟表是她不小心，她能通過定位找到垃圾去向，自己去找或花錢請人都可以，但熱線一撥私事變公事了。

就像光明網說的：“熱線成了私人找東西的工具，公共資源怎么算服務范圍？” 這種“啥都管”的做法，其實是把城市管理變成“感動服務”，忘了公共服務要對大家都好，才能長久。

勞動者權益的隱形損耗，從道德綁架到制度保障重，別再“假裝熱情”

這事兒最讓人心里不是滋味兒的是清潔工叔叔阿姨們沒法子，始終是被動處境，盧女士給的紅包沒要，但上面也沒說給不給多發點錢或是體諒一下發點獎金。

算算大同市清潔工一個月掙兩千塊，這四個小時大熱天干活啥也沒撈著，社會學學者呼吁，得把找東西的規矩說清楚，錢咋分攤也得定好，別一會兒說不讓找了，一會兒又啥都答應，這樣不行。

更讓人擔心的是這種事也許會帶來壞頭，如果老讓清潔工做不該他們做的高危事又不給保護和錢，會更傷他們的心，就像環球網說的：“光說好聽的，蓋不住底層人的無奈付出。”

成都某環衛所試點的“失物尋回分級處理”模式或許值得借鑒，緊急物品2小時內響應，普通物品需失主承擔50%成本，半年內幫助32人找回失物且未引發爭議，這種既像做買賣又像公共服務的方式，能保基本需求，也能省公共資源。

這次事情映出城市管理的難題，現在大家都想當“網紅城市”，有些地方就愛搞“暖心事”來裝點門面，忘了公共服務的重點是讓大家都有份，才能一直用下去。

盧女士說大同“風景好，人更好”這種評價雖反映的是游客的主觀感受，但若將其作為城市治理的目標，可能導致資源錯配與勞動者權益受損。

對城市真正的感覺來自對規矩的遵守和更好制度，清華王教授說“沒界限的啥都答應，本質是對公共資源的不負責任。” 參考醫療急救分級法，公共服務也能定輕重緩急，像證件、救命藥這樣重要的馬上處理。

普通東西就給位置信息，讓主人自己找或用保險賠償等方法，也要有特別任務的補貼方法，像合肥規定環衛工做特別工作能拿三倍工資。

當環衛工人在腐臭垃圾中翻找手表的畫面刷屏網絡，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個體的善意，更是公共服務體系的深層矛盾，大同市城管局一開始的想法挺好的，但他們啥都管的服務方法，在大熱天下的8噸垃圾里顯得制度有點缺陷。

好的城市管理應該先保證工作的人不吃虧，然后才表現出關心，在好好分公共資源的時候，既要快又要暖心，只有弄清楚服務該管到哪兒，出了事怎么賠償，才能讓“為人民服務”這句話，不變成壓在一線工人身上的大石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