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大通首席執行官戴蒙日前頻繁發出對美國債券市場的警告，其核心觀點直指美國財政政策的不可持續性與債務風險的累積。據其6月1日接受福克斯商業新聞電視臺的訪談，戴蒙明確表示，美國國債市場正面臨“艱難時期”，潛在危機可能在6個月至6年間爆發。這一判斷基于美國政府持續擴大的財政赤字，與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的疊加效應。2025年特朗普政府延長其首個任期內的減稅政策，同時配合高額關稅政策的反復調整，導致聯邦赤字預計在未來十年內持續攀升。

戴蒙認為，市場對美元信心動搖可能引發利率飆升，進而推高債務融資成本，形成“用腳投票”的惡性循環。這一邏輯與穆迪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至Aa1的舉措不謀而合，后者同樣強調赤字失控是核心風險。值得注意的是，戴蒙并非孤立發聲，其早在2025年4月便警告美債市場或出現“小風波”，并預測美聯儲將被迫干預以穩定市場。

戴蒙對美債的悲觀預期，本質上反映全球資本對美國經濟治理能力的擔憂。美國政府近年來的政策組合，包括大規模減稅、貿易保護主義及貨幣政策反復，已顯著削弱市場對其長期穩定性的信任。如白宮頻繁調整關稅政策的行為，不僅加劇國際貿易摩擦，還導致企業供應鏈成本激增，進一步推高通脹壓力。戴蒙將這類問題歸咎于“內部敵人”，認為美國真正的威脅并非來自外部競爭對手，而是源于國家治理體系的低效與政策短視。他特別提到，美國需在移民政策、稅收體系及醫療保健等領域進行結構性改革，才能實現經濟年增長率3%的目標。這種批判性視角揭示了摩根大通對傳統安全資產（美債）的長期價值重估，也為其全球資產配置策略的轉向提供了注解。

在此背景下，摩根大通于2025年5月30日增持阿里巴巴-W，并使其股價漲約6.44%（平均成本113.6628港元）的舉動，顯示出其對中國科技巨頭的戰略押注。這一操作并非孤立事件：2024年10月，摩根大通曾單日增持阿里巴巴59億港元；2025年4月，其持股比例進一步提升至6.25%。雖然阿里巴巴面臨國內監管環境變化與國際市場競爭加劇的雙重挑戰，但其在電商、云計算及數字支付領域的持續創新能力仍被摩根大通視為核心價值。如阿里云作為全球第三大云服務商，正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優化物流與用戶體驗，而國際市場的拓展（尤其在東南亞及歐洲）則為其打開了新的增長空間。從財務數據看，阿里巴巴2025年第一季度營收達2364.54億元，凈利潤123.82億元，展現出強健的盈利能力。

安邦智庫（ANBOUND）資深研究員認為，戴蒙的“唱衰美債”與“增持阿里”雖然看似矛盾，實則存在一定的內在邏輯關聯。

首先，美債市場的不確定性促使投資者尋求替代性資產。根據戴蒙的測算，若美國債務占GDP比例突破130%（2025年已接近125%），主權信用風險溢價將顯著抬升，而中國科技企業的估值洼地則凸顯吸引力。其次，阿里巴巴的全球化布局與數字經濟滲透率提升，使其成為對沖美國政策風險的理想標的。摩根大通在2025年4月的內部報告中指出，中國消費市場的韌性（2025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預計增長6.2%）為阿里核心電商業務提供了基本面支撐，而跨境貿易數字化趨勢則強化了其作為基礎設施提供者的角色。此外，港股通的擴容（阿里巴巴于2024年9月被納入）為國際資本提供了更便捷的配置渠道，南向資金的持續流入進一步鞏固了其流動性優勢。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摩根大通的策略調整映射出全球資本流動的新動向。傳統上，美債被視為“無風險資產”，但在債務貨幣化與地緣政治沖突加劇的當下，其避險屬性正被重新評估。戴蒙在2025年6月的發言中強調：“當市場意識到債務問題無法通過印鈔解決時，資本將加速流向實際產出更高的經濟體。”這一判斷與阿里巴巴的業績表現形成對應，其2025年ROE（凈資產收益率）達13.01%，顯著低于同期摩根大通自身的17.25%（受美債收益率波動影響，銀行業的ROE存在虛高成分）。需要指出的是，摩根大通在增持阿里的同時，并未完全放棄美債市場，而是通過動態對沖策略平衡風險。如其2025年第一季度財報顯示，債券交易收入同比增長12%，主要源于利率波動帶來的做市機會。

從市場來看，對戴蒙雙重策略的反應則呈現分化態勢。部分投資者質疑其“既預警危機又從中獲利”的立場，但更深層的邏輯在于機構投資者對復雜經濟環境的適應性。戴蒙坦言：“危機來臨時，摩根大通可能受益，但這并非我們樂見的結果。”這種矛盾性恰恰揭示了現代金融體系的悖論，風險預警與資本逐利往往并存。

那么，未來會怎么樣？

摩根大通戴蒙的警告以及該行的投資動向，很可能成為全球資金流向的關鍵觀測指標。假如美國國債市場真出現預測中的劇烈震蕩，美聯儲可能的干預手段包括重啟量化寬松或扭曲操作，恐怕會進一步削弱市場對美元資產的信心，從而加速國際資本流入新興科技資產的趨勢。

從國家角度看，阿里巴巴等龍頭企業的增長韌性固然重要，但這不僅依賴其自身創新，更與中國宏觀政策支持力度及全球貿易規則演變深度捆綁。面對潛在的“戴蒙式危機”，各國都需要在美債資產與優質科技股之間構建一個靈活調整的戰略性資產配置組合。這樣做，既是清醒認識到傳統金融體系面臨的結構性壓力，也是積極擁抱技術革新帶來的價值重塑機遇，本質上是為適應不確定性時代所做的理性戰略布局。

戴蒙對美債的悲觀預警與增持阿里的戰略看似矛盾，實則暗含清晰的避險邏輯。美國赤字擴張與政策短視正削弱美債吸引力，而阿里憑借強勁基本面，成為對沖美債風險的高性價比標的。摩根大通的操作，既是對中國消費市場潛力的押注，也折射出全球資本從傳統“無風險資產”向高增長科技股的戰略遷移。這種調整本質是機構在債務貨幣化時代，以多元化配置抵御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