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空氣中彌漫著草原特有的清冽，就在政府大廈“國家宮”前，一場隆重卻又透著幾分異樣的歡迎儀式正在進行。

當那輛鑲嵌著菊花徽章的日本專車，在紅藍黃三色旗幟的映照下緩緩駛入廣場，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車門開啟的瞬間。

畢竟，這可是日本德仁天皇即位以來的第三次國事訪問，也是今年天皇夫婦計劃的唯一一次出國訪問。

最為關鍵的是，他們的目的地并非豪華的國宴廳，而是那座矗立在郊外多年的“日軍戰俘紀念碑”。

消息一出，輿論嘩然。

就在中國剛剛紀念“七七事變”88周年的節骨眼，日本皇室卻在他國土地上紀念戰俘，這背后，又隱藏著怎樣的外交意圖？

海的那邊

要說身在亞洲腹地的蒙古國是如何與遠在海上的島國扯上關系，還得從日本的“慷慨解囊”講起。

蒙古國是在蘇聯的主導下建立的國家，很長一段時間內，他都是作為蘇聯的衛星國而存在的。

這也就意味著，蒙古國的發展必將嚴重依賴蘇聯的幫扶，而1991年蘇聯的解體，無疑讓蒙古國一下子失去了“靠山”，經濟轉型也陷入了重重困難之中。

而就在各國都沒對蒙古國提起重視的時候，日本卻率先抓住了這個機會，大手筆地施以資金援助，以至于直接成了蒙古國當時最大的“金主”。

截止到2004年，日本累計援助已經超過12億美元，赫然占據了當時蒙古國外援總額的70%。

日本這么上趕著給蒙古國送錢，自然不是“善心大發”，而是潛藏著更大的野心。

果不其然，就在2009年與2010年日本連續跟蒙古國簽下核能合作備忘錄和稀土聯合勘探，盯上了寶貴的鈾礦、稀土，這下，日本保障自己能源高科技產業“口糧”的企圖才徹底顯現。

為了更好地用“援助換資源”，日本進一步將這種合作“制度化”，在2009年，開啟了兩國自由貿易區的談判，最終在2015年，簽定了《經濟伙伴關系協定》。

根據這份協議，日本對蒙古國96%的商品在10年內實現零關稅，這就讓蒙古國的羊絨制品行業獲得了難得的發展空間，作為回報，蒙古國也逐步取消了對日本部分產業的關稅。

得益于此，日本三井物產這樣的巨頭，才得以在蒙古國投資了奧尤陶勒蓋金銅礦和塔溫陶勒蓋煤礦等能源產業，為日本尤其薄弱的資源動脈“續上了命”。

可光有了錢和貿易也還不夠，日本更是在政治上對蒙古國提出了更多的訴求，以至于在聯合國安理會改革及朝鮮核問題上，蒙古國都緊跟著日本的步伐。

對于日本來說，蒙古國更是成為了其在東北亞戰略棋盤上的一枚重要棋子，尤其是安倍晉三上臺后，創下了三度訪蒙的歷史記錄，把他所謂的“自由開放印太戰略”和蒙古國深度綁定。

此后，兩國還把戰略對話提升到新高度，甚至還搞起了“日美蒙三邊對話”機制，在東北亞“狂刷存在感”。

這種“你情我愿”的戰略配合，讓蒙日關系越走越近，不過，二者的交往也并非沒有煩惱……

陸的出路

表面上看，蒙古國靠著日本的援助和技術，實現了經濟多元化，但其背后，卻也蘊含著地緣戰略的考量。

如果要形容蒙古國的外交策略，那“蜘蛛網”一定會是個不錯的概括，不過，這個“蜘蛛網”所依托的支撐，并不在兩極的張力，反而是一個個“支點”撐起了龐大的“網絡”。

為了避免重蹈歷史上過度依賴單一強國的覆轍，蒙古國在1994年就明確提出了“開放、中立、多支點”的外交原則。

這套外交原則的核心在于：一方面要跟中俄兩大鄰居搞好關系，另一方面還得積極拉攏美國、日本、歐盟這些“第三鄰國”入局，搭起一個多層次的國際支持網。

蒙古國利用這些所謂“第三鄰國”，通過將他們引入亞洲“棋局”，來“平衡”中俄。

作為沒什么實力的小國，蒙古國在軍事和政治的平衡上其實也難有更大的作為，于是它便把重心放在了經濟多元化和國際話語權的提升。

蒙古國希望通過吸引非鄰國的投資和技術，提升自己在區域合作中的議價能力，順便也把自己的經濟結構從單一的礦產和畜牧業，發展得更加豐富。

于是，在這張“多支點”的外交網絡中，距離最近的“第三鄰國”日本，就占據了舉足輕重的位置。

日本的經濟援助和技術合作畢竟是實打實的“真金白銀”，這就極大程度上緩解了蒙古國在民生領域的改革壓力。

2019年蒙日美三方會議提出要加強數字經濟和網絡安全合作，就是為推動蒙古國發展非資源型產業，以達成幫助蒙古國優化經濟結構的目標，這就讓蒙古國相當受用。

而蒙日關系的緊密相連，還體現在政治和安全層面的戰略互需上，特別是朝鮮半島問題上，兩國一直保持著高度的政策協調，蒙古國甚至被視為潛在的危機調解者。

就連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都公開表示，蒙古是“共享價值觀的重要伙伴”，也是因此，日本不斷通過“防衛交流”提供軍事培訓，并支持蒙古國參與聯合國的維和行動。

總而言之，蒙古國選擇日本，看似隨意，實則是深思熟慮的結果……

全是算計

了解了日本與蒙古的“雙向奔赴”與“深度聯系”，便不難理解為何此次德仁天皇為何要訪問蒙古國了。

要知道，“天皇外交”本就是日本戰后外交體系里一個特別重要的組成部分。

天皇的特殊地位，讓他的外交活動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和影響力，日本政府可以借助天皇來展示對特定國家的重視，同時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直接承擔政治責任。

最為關鍵的是，日本天皇向“日軍戰俘紀念碑”獻花，不僅是對二戰歷史的再次扭曲，也是對受害國人民情感的又一次傷害。

日本這種回避侵略責任、美化戰爭的行為，必然會引起中國等受害國的強烈不滿，而在蒙古國展開的這一活動，也必然會將蒙古國一并卷入此次“國際輿論”的風波中去。

通過這種手段，日本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將蒙古國納入自己強化安全保障能力的支援體系，從政治“站隊”，再到經濟深度捆綁，這便是日本此舉最大的潛在目的。

蒙古將日本作為“支點”，日本又何嘗不這樣看待蒙古國？只要加強與蒙古國的安全合作，蒙古就會成為牽制中國的“戰略支點”。

這跟美國及其盟友在印太地區搞的“小多邊”機制，通過拉攏“中間力量”遏制中國的戰略，堪稱如出一轍。

日本參與的“東北亞超級電網”計劃就與中蒙能源合作存在著潛在競爭。

在“大圖們江倡議”等多邊框架下，日本通過蒙古海關電子通關系統升級等技術援助，不斷稀釋著中國在區域合作中的主導作用。

最為關鍵的是，在日本對中國稀土進口高達90%，且在中國加強稀土出口管制的當下，日本深度推進與蒙古國的資源勘探合作，其真正目的不言而喻……

從1995年的“村山談話”到2005年的“小泉談話”，再到2015年的“安倍談話”，日本官方在歷史問題上的立場，就一直呈現出一種全面倒退的姿態。

而德仁天皇此次的蒙古之行，更是在此基礎上以“重提修正主義的傾向”為幌子，從而對蒙古國完成了一次“外交綁架”。

這除了涉及日本試圖重構戰爭歷史記憶，還飽含著拉攏地緣緩沖國，從而在中美競爭中謀求戰略空間出路的政治“算計”。

在此情形下，我們絕對不能低估任何一場“儀式外交”的潛在政治算計，也必須正視日本歷史修正主義在外交包裝下的再度復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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