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浩志

關于提振消費的政策很多，網上也不少段子，說不是什么政策扶持消費的問題，問題是沒錢消費。在中國乃至世界，中產才是消費的主力。而這幾年，恰恰是中產大范圍“沒落”的幾年，所以消費總是起不來。

不同社會階層對整個經濟中的消費貢獻不同。低收入階層，特別是需要保障的群體，基本沒錢可消費，政府補貼與各類收入加起來僅能維持生活。富豪群體的大部分資金也不是用于消費，而是投資——即便再有錢，也吃不了幾斤龍蝦、睡不了兩間總統套房，多余的錢只能繼續投資。而中產才是既有消費能力、又有消費愿望、還具備消費場景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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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之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房價普漲，也是消費表現最好的時期。盡管如此，當時的分析仍普遍認為中國人偏愛儲蓄，消費比例過低，需要繼續刺激。然而2021年之后，被視為中國經濟增長最具潛力的“消費”不僅沒有增長，反而持續下滑，“消費降級”成為這幾年的熱詞。問題出在兩方面：一是中產收入全面下滑；二是中國資產價格快速下跌。前者直接減少了可支配收入，后者則讓中產“感覺更窮”，不敢花錢。

可支配收入減少是普遍現象。盡管官方數據顯示城鎮居民收入仍在上升，但現實中幾乎沒人認為自己近幾年收入有所增長，尤以中產為甚。就我接觸的情況看，民企這幾年最困難：降薪已算不錯，更糟的是直接裁員。由于整體用工需求萎縮，許多人被裁后長期失業。體制內群體相對穩定，一般不裁員，但收入也大幅縮水：基本工資看似未變，但占大頭的績效和獎金銳減。錢少了，自然失去消費能力。

社會消費低迷如何破解？

1、增加收入

管理層已把主要矛盾鎖定為“搞活民營經濟”。我國民營經濟吸納了80%以上勞動力，民企不振，全社會的就業與收入都好不了。從去年起，官方多次表態要搞活民營經濟、幫助民企發展。一些打壓民企的現象已被遏制，例如“遠洋捕撈”、抹黑民企和企業家等問題。然而，民企仍在不對稱的競爭環境中求生，只能分食“殘羹剩飯”。

以房地產為例：違規報建偷面積最嚴重的通常不是民企；未達到預售條件就開盤、拿地后又可退地的往往是少數國企；能獲得額度更大、利息更低的融資的，一般也不是民企。資源與規則都不對等，民企如何發展得好？在壟斷或半壟斷行業，民企幾乎無機會；

在市場化程度較高的行業，民企受到的約束遠大于所獲支持。這種情況未必出自最高決策層本意，卻可能源于地方財政壓力：經濟不景氣時，地方收入銳減，地方國企成了重要財源，要保證其貢獻，只能給予更多額外支持。因此，不打破或至少部分打破這種由地方制造的非充分競爭環境，民企復蘇無從談起。

2、穩定資產價格

讓民眾重拾獲得感，最好還能獲得資產性收益。一線及強二線購房家庭多數背負房貸，月供是剛性支出，扣除房貸后的余錢才可消費。數據顯示，所謂“預防性儲蓄”并未出現，大城市反而出現消費與儲蓄同步下降。房價下跌帶來的財富縮水感愈發強烈，居民更加不敢消費。因此，盡快穩定房價成為提振消費、縮減負資產、減少法拍房、盤活二手房市場的關鍵。

然而，是否應給予房地產強力刺激，目前尚無共識。“房住不炒”雖不再提及，但“穩定房價”的表述仍不堅決，更無“止跌回升”的明確要求。如果仍抱持十年前舊思維，忽視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均住房面積接近飽和的現實，仍要“剝離”住房金融屬性、防范房價過快上漲，那么刺激政策就會畏首畏尾，只能擠牙膏式出臺，樓市復蘇時間必然延后。房地產具有強大慣性，且慣性周期長、力度大，即便刺激政策一步到位，市場仍可能沿原趨勢運行一段時間，出現超漲或超跌。

目前國內樓市除一線及部分二線城市初現底部跡象外，廣大三四線城市仍在下行通道；即便似乎見底的大城市，也仍有震蕩下行風險。唯有更強有力的刺激，才能打破螺旋式下跌。房價企穩回升，居民重獲“獲得感”，消費擴張才有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