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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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崇高是人所共知的虛偽，這種東西比墮落還要壞。

自打孔孟到如今，我們這個社會里只有兩種人。一種編寫生活的腳本，另一種去演出這些腳本。

前一種人是古代的圣賢，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后一種包括古代的老百姓和近代的知青。

所謂上智下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就是這個意思吧。

七十年代發生了這樣一回事：河里發大水，沖走了一根國家的電線桿。有位知青下水去追，電線桿沒撈上來，人卻淹死了。

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

這件事在知青中間引起了一點小小的困惑：我們的一條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頭？

結果是困惑的人慘遭批判，不瞞你說，我本人就是困惑者之一，所以對這件事記憶猶新。

照我看來，我們吃了很多年的飯才長到這么大，價值肯定比一根木頭高；拿我們去換木頭是不值的。

但人家告訴我說：國家財產是大義之所在，見到它被水沖走，連想都不要想，就要下水去撈。

不要說是木頭，就是根稻草，也得跳下水。他們還說，我這種值不值的論調是種落后言論——幸好還沒有說我反動。

實際上，我在年輕時是個標準的愣頭青，水性也好。

見到大水沖走了木頭，第一個跳下水的準是我，假如水勢太大，我也可能被淹死，成為烈士，因為我畢竟還不是鴨子。

這就是說，我并不缺少崇高的氣質，我只是不會唱那些高調。

時隔二十多年，我也讀了一些書，從書本知識和親身經歷之中，我得到了這樣一種結論：自打孔孟到如今，我們這個社會里只有兩種人。

一種編寫生活的腳本，另一種去演出這些腳本。前一種人是古代的圣賢，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

后一種包括古代的老百姓和近代的知青。所謂上智下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就是這個意思吧。

從氣質來說，我只適合當演員，不適合當編劇，但是看到腳本編得太壞時，

總禁不住要多上幾句嘴，就被當落后分子來看待。這么多年了，我也習慣了。

在一個文明社會里，個人總要做出一些犧牲——犧牲“自我”，成就“超我”——這些犧牲就是崇高的行為。

我從不拒絕演出這樣的戲，但總希望劇情合理一些——我覺得這樣的要求并不過分。

舉例來說，洪水沖走國家財產，我們年輕人有搶救之責，這是沒有疑問的，但總要問問撈些什么。

撈木頭尚稱合理，撈稻草就太過分。這種言論是對崇高唱了反調。

現在的人會同意，這罪不在我：劇本編得實在差勁。由此就可以推導出：崇高并不總是對的，低下的一方有時也會有些道理。

實際上，就是唱高調的人見了一根稻草被沖走，也不會跳下水，但不妨礙他繼續這么說下去。

事實上，有些崇高是人所共知的虛偽，這種東西比墮落還要壞。

人有權拒絕一種虛偽的崇高，正如他有權拒絕下水去撈一根稻草。

假如這是對的，就對營造或提倡社會倫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只顧浪漫煽情，要留有余地；換言之，不能夠只講崇高，不講道理。

舉例來說，孟子發明了一種倫理學，說親親敬長是人的良知良能，孝敬父母、忠君愛國是人間的大義。

所以，臣民向君父奉獻一切，就是崇高之所在。

孟子的文章寫得很煽情，讓我自愧不如，他老人家要是肯去做詩，就是中國的拜倫；只可惜不講道理。臣民奉獻了一切之后，靠什么活著？

再比方說，在七十年代，人們說，大公無私就是崇高之所在。為公前進一步死，強過了為私后退半步生。

這是不講道理的：我們都死了，誰來干活呢？

在煽情的倫理流行之時，人所共知的虛偽無所不在；

因為照那些高調去生活，不是累死就是餓死——高調加虛偽才能構成一種可行的生活方式。

從歷史上我們知道，宋明理學是一種高調。

理學越興盛，人也越虛偽。從親身經歷中我們知道，七十年代的調門最高。知青為了上大學、回城，什么事都干出來了。

有種虛偽是不該受譴責的，因為這是為了能活著。

現在又有人在提倡追逐崇高，我不知道是在提倡理性，還是一味煽情。假如是后者，那就是犯了老毛病。

與此相反，在英國倒是出現了一種一點都不煽情的倫理學。

讓我們先把這相反的事情說上一說——羅素先生這樣評價功利主義的倫理學家：

這些人的理論雖然顯得卑下，但卻關心同胞們的福利，所以他們本人的品格是無可挑剔的。

然后再讓我們反過來說——我們這里的倫理學家既然提倡相反的倫理，評價也該是相反的。

他們的理論雖然崇高，但卻無視多數人的利益；

這種偏執還得到官方的獎勵，在七十年代，高調唱得好，就能升官——他們本人的品行如何，也就不好說了。

我總覺得有煽情氣質的人唱高調是浪費自己的才能：應該試試去寫詩——照我看，

七十年代的政工干部都有詩人的氣質——把營造社會倫理的工作讓給那些善講道理的人，于公于私，這都不是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