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農業團體資料四編》

（全三十五冊）序言

文 | 楊瑞

近代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傳統的小農經濟模式以及建基於此的農村社會組織日漸消解，産生一系列問題，從而引發一場聲勢浩大的農業革命和農村社會運動。農業團體的有關思想及活動，即爲其重要的有機構成，且對百餘年來中國現代化進程影響深遠。一時間，各種農業團體，名目之繁多、形式之多樣古來未見；其口號、綱領及活動亦隨時勢、社會和政治變遷而不斷變化。農業團體從破解“三農”問題入手，其核心要義是通過知識性、制度性變革，塑造一個契合現代知識論、價值觀的新型農人階層，以及有效應對外部衝擊的現代農業産業模式、社會組織樣式，進而言之，爲融會古今中西構造一種新的農業文明形態。諸如此類，既不應簡單視作農業教育之補充或其延伸擴展，亦非訴諸社會、經濟或文化某一專史可涵括。中國自古爲農業社會，以農立國，在整體視界下全面系統研究中國近代農業團體，是貫通歷史和現實、深化拓展中國近現代史和“三農”問題研究的一把有效鎖鑰。

一、農戰、學戰與農業團體名實之辨

在中國，農業團體古來無有，是近代中西方農業文明交流互鑒的産物。清季以來，相關各類團體大量涌現，直接冠以“農”字者與無農之名而有農之實者兼而有之。中國“農業團體”之名與實，皆有別於歐美及日本“共益團體”之屬性規定，其所指既非嚴格意義上農民團體、農業者同盟與政治運動團體，亦非純粹學術團體，其外延大爲擴充，實際用以指稱一切涉農的團體組織，舉凡各種學術社團、鄉村建設團體，抑或農會、農協以及政府性組織皆在此列。

晚清農業團體，肇始於“興農抵洋”之“農戰”觀念，借鏡西學架起一座溝通“農”與“學”的橋梁，最終落實於“學戰”之上，其表在農，其裏卻在學。近代開埠以來，“意大利、法蘭西、印度、錫蘭所種絲、茶，反浸浸乎勝於中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農功》，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七三七頁）之窘狀，引發了朝野各方的憂慮，認爲重農抑或賤農的價值取向和治國方略關乎國運盛衰，“中國三代以來，重農貴粟，邊患不生；周之衰也，列國并爭，迄無寧歲；秦乘其弊，遂以商君農戰之法并吞諸侯。俟今讀商子農戰一篇，……（始知）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農戰論》，《申報》一八九九年二月二十六日第一版）。打通古今中西歷史的時空概念，“農戰”作爲國之利器，施之於古，可養民保民，實現富國強兵；施之於今，則堵塞漏卮、挽回經濟利權，并引入域外“農學”以爲“戰”之根本，以“與泰西各國并駕齊驅，馳騁於地球之上”。

揆諸史實，中國人最早接觸農業團體的相關語彙，大致可以追溯到一八七三年七月五日英國人在滬出版的《北華捷報和最高法庭與領事公報》（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航運新聞”（Shipping News）報道中提到的“加利福尼亞州農業協會”（California State Agricultural Society）。一八九〇年，孫中山將相關觀念和概念進一步引入漢語世界，他在《致鄭藻如書》中呼籲振興農桑，“鼓勵農民，如泰西興農之會，爲之先導”。他與同時代的有識之士敏鋭意識到，“今東、西各國以商戰、工戰、農戰，而實以學戰”（葉昌熾：《緣督廬日記》，廣陵書社二〇一四年版，第四一五二頁），主張“先立一興學之會”，逐漸於邑城設“大學館”。一八九五年，孫中山在廣州創立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農學團體——農學會，在《擬創立農學會書》中，稱要以“化學詳核各處土産物質，闡明相生相克之理，著成專書，以教農民，照法耕植”。翌年，羅振玉、蔣黻、朱祖榮、徐樹蘭等人相約在上海成立農學會（或“務農會”），以“講求農學，植國家富強之原”爲旨趣，并定期出版中國第一份大型農學專業期刊《農學報》。

一八九五年康有爲在《上清帝第二書》（即“公車上書”）中向光緒皇帝建議“遍於城鎮，設爲農會，督以農官”；此後康有爲和張謇相繼在《請興農會奏》《請開農學堂地質局以興農殖民而富國本摺》提請“開農會”，“各省專派一人，主持其事”，并明降諭旨飭令“督撫護持”。中外官民各方合力推動并促成了政府系統農業團體的初創。一八九八年，光緒皇帝明令各省府州縣“皆立農務學堂，廣開農會，刊農報，購農器，由紳富之有田業者試辦，以爲之率”（《清實録·德宗景皇帝實録》六，卷四二三，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版，第五四〇頁）。一九〇六年清政府頒布《農務會試辦章程》和《農會簡明章程》二十三條，爲農業團體的開辦提供了制度保障。至一九一〇年，各省“總計總會奏準設立者十五處，分會一百三十六處”（劉錦藻編：《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三七八，實業一，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版，第一一二四七頁）。江西撫州知府何剛德曾感嘆這種變化：“今天下競言農戰矣，設農會、購農報，莫不以考求新法爲急務。”（《撫郡農産考略·序》）

清季農學會、農會的語彙、概念以及知識體系皆取自域外，東西各國之“名”與“實”所指本不統一，引介運用過程中有意無意將二者相提并論，甚至相互借用，以致模糊了彼此邊際。戊戌年前後，維新志士所言“農學會”，所指多屬“農會”一系。降至民國，各方認知及實際運作皆爲之一變，農學會與農會開始各爲系統，各循其軌。不同歷史時期的團體組織或有政治底色、立場和觀點上的差別，但客觀而言，它們不同程度地架起了中外農業文化交流互通的橋梁，是建構中國現代農學農政體系、推動農業農村改造的中堅力量，并掀起了一場影響深遠的農村社會運動；它們致力於農業發達、農民解放和“新農村建設”之科學與政治事業等，爲農村繁榮進步和現代國家建設提供了諸多方案和路徑，并見之於行事，奠定了在中國近代史上獨特而重要的地位。

二、近代農業團體類型與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演化

近代農業團體的創立及發展演進，兼具兩面性，既是因應外部競爭時勢使然，同時亦爲對內解決現實問題需求，二者緊密關聯、互爲表裏。在半個世紀風雲變幻之下，這種情形不僅沒有隨之消解，反而愈顯緊迫，由此形成的心理焦慮和巨大張力，促使各種團體此起彼伏，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態勢急遽擴增。

近代農業團體類型大約可分爲四種：其一是民間學術社團。一八九五年孫中山在廣州創立中國首個農學會發其端緒，此後的上海農學會、北京農學會爲過渡時代産物，正式成立於一九一七年的中華農學會爲其集大成者，爲近代歷史最久、會員最多、組織最爲穩固、會務最爲活躍的全國性農學團體。中華農學會的成立在近代農學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旨在聯絡全國農學界，推進中國農學研究及農事改進，以扭轉近代中國農業外不足以與列強相競、內不足以自給的頹勢，被公認爲農學研究之“總樞”。除在海內外設立分會之外，其成員還在各地方、各領域聯絡同道，協調各方，成立地方農學會、學校社團以及各種專門學會，包括中外各種農業或農産改進會、促進會、改良會、研究會、協進會、協會或社等，其數應有數百之多。

其二是農會、農協體系。晚清至民國時期各級各類農會、農協以及中國共産黨創建的革命根據地農會，先後纍計總數有千餘個。中國農會、農協屬於政權（或政黨）主導型，同時兼具政治與社會雙重屬性。按照制度設計，從晚清至民國均視其爲國家農政要項，配合其他農政機關行使一定的國家權力；同時又以“法人”身份，扮演著連接國家和鄉村基層社會的角色。晚清各省“於省城地方設立農務總會，於府廳州縣酌設分會，其餘鄉鎮、村落、市集等處，并應次第酌設分所”，其職責不外乎辦報、譯書，延農師、開學堂，儲集佳種并試種，製肥料及防蟲藥、製農具，以及舉辦賽會、墾荒等事。進入民國，北京政府一九二三年頒布《修正農會規程》，確立農會“以圖農事之改良發達”爲主旨，以及“全國農會聯合會—省農會—縣農會—市鄉農會”四級組織體系。南京政府一九三一年頒布《農會法》，以法律形式確立“省農會—市農會—縣農會—市區農會—鄉農會”五級制，其組織體系更顯細密完善，在國家強化對鄉村社會控制力的運作中卻淪爲一副制度空殼。一九四九年後，農會的歷史終結了，農協亦不復存在。

在數量上，以上兩類團體占了近代農業團體的絶大部分。此外另有兩類社團：其一是政府性組織，如南京政府農村復興委員會及其分會、經濟委員會以及地方政府相關組織有近百個；其二是鄉村建設團體，如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中華職業教育社等團體。後兩類團體可能在數量上不及前二者之總數，但其組織活動及思想影響則不然，更爲關鍵的是，這些團體組織是回應現實問題及其解決方案變化的直接産物。晚清以迄民初，各團體的思想及活動主要針對解決以“生産”爲核心的農業問題，通過對域外農學知識的移植、應用以及農作物新品種、機器的引入和推廣，對傳統靠天吃飯的“經驗農業”進行“科學化”“機械化”改造。

中國共産黨成立及國民革命興起後，“農民問題”成爲“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需要全國的“革命的政權與科學的方法”，通過“政治鬥爭、經濟鬥爭”合二爲一的“階級爭鬥的運動”以求“根本解決”成爲時代之音，農民協會發揮動員農民、組織農民作用，推動這一運動進行（毛澤東：《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農民問題叢刊〉序》，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三七、四〇頁）。緣此影響，以“經濟”尤其是土地問題爲中心的“農民問題”，成爲各團體共同肩負的時代課題，并直接左右了對農會的定位：“以發展農民經濟，增進農民智識，改善農民生活，而圖農業之發達爲宗旨。”北伐戰爭後，國民黨政府展開農村復興運動和鄉村建設運動，農村復興委員會、中華農學會以及各鄉建團體充分發揮作用，超越既往單純的“技術”路徑，由探求農業出路等問題轉爲從社會角度研究農村問題及其解決之道，從中探求鄉村社會整體改造方案，并視其爲改造中國社會全體之張本，亦即“解決中國整個社會問題，必先解決中國農村問題”（李景漢：《中國農村問題》，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年版，第一一八頁）。不過，這些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農業和農村問題，也無法實現農民的真正解放。衹有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通過土地革命和農民運動，走出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纔能最終找到解決“三農”問題的鑰匙。

三、近代農業團體研究的學術史及其研究路徑的拓展

王爾敏曾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感嘆，近代農業改良與農村重建運動，無論中外學者，以往從來無人做過探討。其原因在於“向日的風氣，多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國工業化的問題上，卻忽略了同時還存在著這樣有深廣幅度的重大問題”，加之該論題“表面上看來是太平凡而太不新鮮”（參見王爾敏著《中國近代思想史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第四四一—四四二頁），以致中國近代農業團體以及“三農”問題研究起步相對較晚且重視不夠。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種狀況纔漸有改觀，海內外的相關研究成果主要有如下三類：

第一類是農業團體個案或綜合性研究。關於此的專門研究起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主要有朱英《清末直隸農會述略》（一九八八年）、《清末廣東農會述論》（一九九〇年）、《清末全國農務聯合會述略》（一九九〇年），以及一九九一年發表於《歷史研究》第五期的《辛亥革命前的農會》一文，是爲早期農會研究的代表性成果，綜合考察了直隸農會、廣東農會和全國農務聯合會等個案。此後代表性成果有潘君祥、魯益國等對清末農學會組織和活動的梳理，李永芳《近代中國農會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八年）、魏文享《國民黨、農民與農會：近代中國農會組織研究（1924—1949）》（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崔軍偉《中華職業教育社農村改進研究》（光明日報出版社，二〇一一年）、楊瑞《中華農學會研究——農業現代性因素的接引》（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〇一八年）等專書，對各團體發起的歷史背景、經過、活動及影響，不同時期組織樣式、特點以及與周邊黨派團體關係等進行了精詳考察和論述，其研究進展爲學界有目共睹。

第二類是團體人物研究。關於鄉村建設團體人物真正意義的學術研究，應肇端於海外學界。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美國學者艾愷（Guy S Alitto）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Berkeley Calif Univ of California Pr 1979）（《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中譯本，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海福德（Charles W Hayford）To the People James Yen and Village China（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分別對梁漱溟、晏陽初的鄉村建設和平民教育思想、活動進行了較爲客觀的考察。幾乎同時，臺北學者分別從鄉村建設通論和專題兩條路徑進行研究，代表性著述有吳相湘《晏陽初傳——爲全球鄉村改造奮鬥六十年》（臺北時報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一書，以及楊懋春領銜的研究團隊，如陳重光的博士學位論文《我國鄉村建設實驗工作之比較研究（1926—1936）》（一九八一年）。我國內地學界相關學術研究興起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代表性論著有詹一之、李國音合著《一項爲和平與發展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陽初評介》（四川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朱漢國《梁漱溟鄉村建設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等。至此，凡是具有一定影響的團體人物的研究幾乎均有成果問世，且多以思想評傳和人物傳記爲主，如華恕《高山仰止——鄒秉文博士評傳》（中國農業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第三類是農業改良思想、政策、行動和鄉村社會研究。該領域成果之多不勝枚舉，代表性論著有：臺北陳炯彰的碩士學位論文《近代農業改良思想》（一九七五年），以知識界與官方思想爲論述重心，分別論述近代農業技術改良論、農産品商業化思想、農務改良理論（如“拓土觀念”與“護土觀念”）以及農政革新的理論等。劉椿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國近代農業現代化研究——以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農業政策爲重心》（南京農業大學，二〇〇〇年）等。日本學者飯塚靖《中國國民政府と農村社會：農業金融·合作社政策の展開》（汲古書院，二〇〇五年），闡述南京國民政府與農業專家之間關係以及同時期農業金融與合作政策等情形。

圍繞二十世紀中國鄉村社會變遷、鄉村與城市社會關係問題的論著大量涌現。區域鄉村社會研究代表性成果有：一九八八年，美國“加州學派”代表性學者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完成其博士學位論文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1853—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腹地的構建：華北內地的國家、社會和經濟，1853—1937》（中譯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運用中外收藏的地方志、政府檔案、調查報告、人物回憶等資料，從社會學理論、歷史地理學、社會區域理論等多重視角闡釋了近代華北內地的變遷，對該區域農業改良和社會分層、鄉村頭面人物等進行了精細研究。此外還有李懷印《華北村治：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國家與鄉村》（中譯本，中華書局，二〇〇八年）、羅朝暉《富農與新富農——二十世紀前半期華北鄉村社會變遷的主角》（人民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張啓耀《民生維艱：田賦負擔與鄉村社會變革——以二十世紀前期的山西爲範圍》（山西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三年）、安寶《離鄉不離土：二十世紀前期華北不在地主與鄉村變遷》（山西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三年）、邵琪《民間習俗與國家法律：1912—1949年華北鄉村土地買賣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二〇一八年）以及王廣義《近代中國東北鄉村社會研究：1840—1931》（光明日報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等專書。綜合性研究成果亦多，較有代表性者如王先明著《變動時代的鄉紳——鄉紳與鄉村社會結構變遷（1901—1945）》（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徐秀麗、王先明主編《中國近代鄉村的危機與重建：革命、改良及其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等。

綜合而觀，中外學界對近代農業團體及其相關史事及人物已有大量研究，綜合考察與個案研究齊頭并進，其中亦不乏精品力作，對相關研究的推進功莫大焉。然而就其數量龐大的組織群體、參與人數及史事聯繫的複雜程度而言，可以進一步探討研究的空間仍相當廣闊。

首先，核定團體數量及名目方面，仍有較大開拓空間。中外學界儘管已有衆多個案研究，涉及範圍和研究視野仍有比較大的局限，以致團體的確切數量迄今仍不爲學界內外所知曉，因此非常有必要對公私各類團體進行全面徹底統計、輯録和增補，確定其精確數量和名録，明晰其基本的組織譜系、發生及演化脈絡。

其次，系統完整彙纂團體資料的學術空白亟待填補，彙纂我國首部種類齊全、內容完整和結構合理的大型文獻集成十分必要。拓寬資料搜集的視野和範圍，從中外各方拓展資料，盡力調查、搜集各類資料，大幅度擴充相關史料史事，從而爲近代農業社團史、農業史和社會文化史等領域的研究提供儘可能多的新材料、新信息和新綫索。

再次，農業史研究領域史事編年編纂水平有著較大的提升空間，亟須一部體例新穎、內容翔實、質量上乘的農業編年信史作爲深化研究的基本參照。在系統收集書、刊、報、檔以及未刊稿鈔本、珍本和刻本等新舊史料基礎上，綜合運用我國傳統長編考異和比較研究法，按歷史演進時序編排各類史事，比勘不同記載，訂正前人誤説，擴展各類團體組織與朝野各方互動與聯繫的多元化和各層面的認識視角，更好地揭示社團發展與時代遞嬗和社會變遷的關係。

最後，農業團體整體性研究以及“三農”問題深化研究均有待拓展，將相關史料史事集中完整呈現，充分地進行比勘參證，不僅可以如實反映團體層面對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認知、論爭與應對舉措，各自理論路徑的淵源、內涵、流變和歷史結果，亦可深刻揭示社團與國家及社會各方面在農業農村走向現代化進程中的互動關係，以及農業農村現代化與整個國家現代化之間辯證邏輯與歷史邏輯相統一的關係，爲客觀深入認識中國“三農”問題提供新的視角和憑依。

欲要全面瞭解中國“三農”問題的來龍去脈，首先需要貫通古今，將其作爲一個連續的歷史過程來考察，以便準確地把握農業團體與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發生的歷史根據和演化脈絡。同時，還應放眼世界，打通內外空間關係，尋繹中外歷史辯證聯繫的事實依據。在此取徑下，遵循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綜合運用多種有效方法，從深層次揭示政治、經濟、社會和學術思想內在的複雜歷史聯繫，儘可能客觀再現農業團體發展演化的整體歷史。其中尤其需要強調長編考異、比較研究和總體史研究法。鑒取我國傳統的考異述史良法，依照歷史時序進行各類史料的排比和編輯，“依年月編次”，依照事目彙聚排列，以求其全面和完整。采用比較研究的方法，運用歷時性與共時性比較，縱向呈現團體組織的流變與發展趨勢，同時平行兼顧比較不同團體在同一時空下的個性特徵，從理論上明辨各自的本源與系統。突破分科治史的套路，力避就團體論團體或就農言農，割裂歷史的繼承性、延續性和整體性所帶來的流弊，貫通所涉全部史料史事，展示團體創立演化與整個國家社會變遷之間的互動和聯繫。

四、近代農業團體史料邊際及其編輯出版

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九年間，農業團體在半個世紀活動中留下了大量彌足珍貴的史料，除自身載記外，關聯性文獻資料極其宏富。不預設以某一專史作爲判別取捨材料之鵠的，貫通古今中西歷史的時空性，以團體組織及其活動爲主綫，最大程度地拓展相關史料史事的邊際，按其不同留存形式，主要分爲檔案、報刊、圖書（包括資料集、文集、年譜、傳記、日記、書信、著作、回憶録、方志、年鑒、文史資料等）、單篇文章四大類。中外學界對此已有一定關注，就其數量龐大的組織全體、留存資料的極大豐富以及史事聯繫的複雜程度而言，可以進一步探討的空間仍還相當的廣大。

衆所周知，中國近代傳世文獻大大超越歷代文獻疊加的總量，無論其數量、體量都舉世罕有其匹。加之，各種形態文獻種類繁多、公私收藏及保存情況複雜，內容上，古今中西時空交錯共生，人文社會科學、農業科學、自然科學甚至工程科學等學術分科交叉互滲，需要突破學科分際與跨學科的知識儲備和學術訓練，因此資料整理、研究及解讀的難度遠在古史及其他專史之上。在國內，農業史料的收集整理與出版在近世發端較早。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農村”派之馮和法等人爲進行農村社會性質論戰準備，專門搜集資料相繼編成《中國農村經濟資料》（黎明書局，一九三三年）、《中國農村經濟資料續編》（黎明書局，一九三五年）等書，按省分爲農村人口、租佃制度、土地分配、農業經營、農村金融等專題，主要利用了個人及團體所作農村經濟調查資料，但對農業團體自身資料未作整理。同時期，國民黨政府亦十分重視對農村經濟資料的搜集彙總，一九三四年實業部中國經濟年鑒編纂委員會編《中國經濟年鑒》上冊（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四年）第六章“農業”，收録部分農業資料，內容共分爲農地農戶、田地價格、農産、蠶絲、農業研究機關、農業金融、農民生活及收支狀況等。其中“農業研究機關”收録中央農業推廣委員會、中央模範農業推廣區、各省所設農業推廣機構、中央農事試驗機關、中國合衆蠶桑改良會、各省市縣農事試驗場等；“農會”一節列出了截至一九三三年六月底實業部核準備案的各省、縣、市、區、鄉農會數目。一九三五年實業部續編《中國經濟年鑒》，其中編製了全國各級農會統計、會員成分統計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李文治、章有義分別編成《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一九五七年），共三輯，分別按照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國民政府三個時期編纂，分爲農村土地關係、農村商品經濟、地主經濟與農民經濟、農民運動等專題，整理了一八四〇至一九三七年間農業史資料，其中利用了農業團體發行的刊物，但未對農業團體其他相關資料作專門整理。體例按照革命史觀階級鬥爭的框架體系編排，以框架需要作爲選録、刪節史料標準，并未完整收録，資料規模有較大擴充空間。臺北周開慶主編《經濟問題資料彙編》（華文書局，一九六七年）一書，分爲工業、農業、商業等類，著重收録國民政府農業方面的宣言、決策案及重要言論。一九七七年，蕭錚在臺北主編《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一書，收録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央政治學校地政學院學員赴全國一百八十餘縣市所作的調查實習報告及撰寫的論文，共三百四十四種，內容涉及田賦研究、土地整理、農村經濟、租佃制度等土地經濟學各個領域。這些學員多是中國地政學會會員，可視爲該團體農業調查資料合集。臺灣地區“土地改革”完成後，相關的資料整理逐漸受到重視，如黃俊傑編《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史料彙編》（三民書局，一九九一年），主要收集了該會一九四八至一九六四年間的重要史料。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農業、農村經濟資料編輯出版又有新進展。許道夫編《中國近代農業生産及貿易統計資料》（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該書分爲近代人口與耕地、稻麥雜糧、油料作物、棉花及煙葉等十個專題，搜集利用了民國時期的農業統計資料，并無社團資料專題。一九八五至一九八九年，陳翰笙、薛暮橋、馮和法等人先後主持編輯并由中國展望出版社出版《解放前的中國農村》第一至三輯，收録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共産黨成立前後至一九四九年間，有關中國農村經濟問題、農民革命運動的史料，包括中共領導人、黨內經濟學家，尤其是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會員發表的言論、農村調查、農村通訊等。

二〇〇七年，于建嶸主編《中國農民問題研究資料彙編》（中國農業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第一卷，收録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間，農民運動、鄉村建設、土地問題、基層政權和組織等方面的言論、著作、政府決議案等資料，其中有部分農民協會宣言、農會規程等資料。近十年來，民國文獻資料大規模影印刊行，不僅起到了保護文獻的積極作用，同時極大便利了學者查閱使用，可謂中國進入新世紀以來學術繁盛的重要表徵。二〇〇九年，張研、孫燕京主編《民國史料叢刊》（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分類選編中文圖書二千一百九十四種，分爲政治類、經濟類、社會類、史地類、文教類，共五類，“經濟類”下設立“農業專題”，“社會類”下設立“農村社會”等專題，主要收入中央農業推廣委員會等機關團體的農業調查等資料。同年，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影印刊布《中國早期農學期刊彙編》全四十冊，收録一八九七至一九四七年間出版的農學期刊十五種，包括上海農學會、西北農學社、山西農學會、湖北省農會等團體刊物，不過數量十分有限，僅是團體總數及其資料總量的冰山一角。二〇一五年，民國時期文獻保護中心、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民國文獻類編》，按專題分類編輯，分爲社會卷、政治卷、法律卷、軍事卷、經濟卷、教育卷、文化藝術卷、歷史地理卷、醫藥衛生卷、科學技術卷等，共十卷，收録文獻四千餘種，包括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綏遠省政府鄉村建設委員會、各地的農村改進會等農業團體的組織規章、會員録、調查報告、研究論著等近百種。其特點是，按專題分類編排，便於讀者研讀利用，其缺點是農業團體資料分散在各專題中，缺乏系統性和條理性，但與前述整理資料相比，其優長在於影印出版從而最大程度地保存了文獻資料原貌。

如上所述，經過學術界及出版界共同努力，近代農業團體資料已有相當數量得以出版面世，客觀上爲學界研究使用提供了便利條件。然而，就其組織全體資料進行系統化彙纂，同時配合重大研究計劃進行大規模收集整理并影印刊行，尚付闕如。《中國近代農業團體資料彙編》以及其後各編，旨在儘可能竭澤而漁地調查、收集相關圖書、報刊、檔案等各類資料，大幅度地擴充相關史料史事，彙纂種類齊全、內容完整和結構合理的近代農業團體資料叢書，從而爲近代中國農業社團史、農業史、鄉村史和社會文化史等領域研究的深入和推進，提供儘可能多的新材料、新信息和新綫索。本資料叢書分爲圖書、報刊、檔案以及單篇文章四大類：

一、圖書類，包括農業團體農學叢書、會員的譯著及個人著述。（一）農學叢書。按照一定統系編排并以較大規模向社會刊行，主要有兩次：一是上海農學會“農學叢書”，一八九七年至一九〇五年，前後翻譯西方近代農學著作共七集二百三十五種，同時按照西方農學統系彙輯中國歷代重要農學典籍纍計三十餘種。二是中華農學會“農學叢書”，從一九三一年五月開始，對會員所著較有代表性論著，分門別類編輯出版，總計三十餘種；（二）會員翻譯的農學書籍以及個人專著，未收入以上兩種叢書者，亦在彙編之列；（三）會員文集、日記、書信、回憶録等，尤應注重其中未刊稿本的彙編整理。

二、報刊類，包括農業團體創辦的機關刊物、珍稀農業期刊及綜合性報刊的專刊、專欄。具體分爲：（一）農業團體創辦的機關刊物；（二）農業團體創辦的專業性期刊；（三）農業團體發行的單行本專刊；（四）綜合性報紙和期刊開辦的相關農業團體活動、思想及言論的專刊、專欄。

三、單篇文章類，農業團體及其會員在報刊、圖書之外所發表的單篇論文和文章彙編。

四、檔案類，包括中國大陸、港臺以及海外機構所藏近代農業團體檔案。（一）中國大陸及港臺機構所藏農業團體全宗類檔案；（二）中國大陸及港臺機構所藏其他檔案中農業團體相關檔案；（三）海外機構所藏農業團體相關檔案；（四）抗日戰爭期間淪陷區農業團體檔案；（五）中國共産黨各個時期領導創立的革命根據地農業團體檔案；（六）外國人在華舉辦農業團體檔案。

《中國近代農業團體資料四編》共收録各類農業團體相關的圖書五十種、期刊二十三種，其內容大致分爲兩個方面。一是全國性農業團體、鄉村建設團體編輯發行的圖書。如農村經濟月刊社、中華農學會、農業進步社、金陵大學農林科等機構主要成員就中國農村的出路、農村調查等問題所做的探討。二是各類農業團體所辦之期刊。包括全國性農業團體創辦的期刊，如農工研究會的《農工雜志》、農業經濟研究會的《農業經濟》、中國農民經濟研究會的《中國農民》；也包括各地農業團體創辦的刊物，如浙江農友會的《浙江農友會報》、湖南農學會的《導農》等；還包括一些高校農業團體所辦刊物，如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農學月刊社的《農學》、廣西大學農學院同學會的《廣西大學農學會刊》等。本書即按照上述兩類內容進行編排，同一農業團體下所涉文獻基本按出版時間先後排序。

本書作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近代農業團體資料整理研究與數據庫建設”階段成果，在編輯過程中，始終得到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特別在獲取底本方面，助力尤著，因此宏富浩繁的資料得以在較短時間內大規模彙集。在本書付梓之際，謹此致以誠摯的謝忱。

楊瑞

二〇二四年六月

中國近代農業團體資料四編

（全三十五冊）

編著者：楊瑞主編

定價：28000.00元

ISBN：978-7-5013-8242-2

裝幀開本：精裝16開

出版時間：2025年6月

■ 文章來源：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文獻出版中心

供稿 | 王錦錦 編輯 | 鄧旭欣

監制 | 張頎

審核 | 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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