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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當盧溝橋響起槍聲時，華北地區半獨立狀態已經存在超過兩年。

根據國民政府官方歷史說法，蔣介石當即判定是日本已不滿現狀，企圖將華北置于其直接控制之下，因此中國被迫奮起反擊。

但是根據蔣介石本人記述，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后相當一段時間里，他其實對于日本軍事企圖并不充分了解。比如說，他不能決定日本軍事行動是想趁中國軍事準備尚未完成時先發制人而迫使中國屈服？還是它與宋哲元為難，而達成華北獨立？

雖然蔣介石認為日本此時對中國開戰并不利于日本自身，但是中國選擇此時大規模抗日也對中國不利。這些都是蔣介石心中最初疑團。

1、七七事變初期的混亂

事實上，盧溝橋沖突尚未發生前，蔣介石已經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氣勢，對于萬一爆發戰爭時的對策，他寫道：

“中國自強之意義與責任，應具必戰之心，而后可以免戰，乃得達成不戰而收復失地之目的。”

這個“必戰之心”是他的基本態度，也是此后多年抗日立場的主軸，但是“不戰而收復失地”卻只是短暫遐想，很快就被現實擊碎。

盧溝橋事件一旦發生，依據南京政府判斷，由于日軍在事變前已經有蠢動風聲，所以必然是日本駐屯軍一部分軍人的預定計劃，也必定是日本中央駐屯軍事先知道的舉動。

因此，沖突發生后，蔣介石立即指示第二十九軍將領們趕緊從北平撤至保定，命令他們不可與日軍現地指揮官妥協，堅持任何地區性協定都必須在事先獲得南京政府許可。

蔣介石同時調派中央軍6個師趕到華北，并派遣個人代表進駐北平，去加強地方部隊的抵抗決心。但是因為情況混亂，對日本最終去向尚且難以判斷，因此盡管蔣介石在7月9日已經表示要“積極運兵北進備戰”，“對華北戰事準備動員，不避戰爭”，但是到7月12日為止，他只命令中央軍在河南省邊境候命，靜觀事態進一步發展。

7月10-20日之間發生了許多變化，南京政府逐漸形成對策。

首先是蔣介石在12日看到日軍大規模動員，乃決定派中央軍迅速由河南開往河北保定，不再顧慮早年何梅協定之拘束，而且在必要時進行戰斗。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決定讓外交部長王寵惠非常擔心（13日），因為他在11日已經接到日本使館警告，如果中央軍動員，則日本“必下最大決心”。但是蔣介石告訴王寵惠不必理會日方警告。

14日，南京政府一方面全力做軍事準備，一方面非正式地邀請英國和德國進行調停。15日，英國大使許閣森從北戴河趕回南京，詢問中國是否打算事態擴大。

蔣介石答復中國只求自衛而不求擴大，并且歡迎英國調停。于是英國建議雙方撤兵到7月7日之前狀態。17日，何應欽也收到日本使館警告，聲稱如果中國軍隊進入河北省，就是違反1935年何應欽和日本的協定（何梅協定），則日本將會采取斷然處置，一切責任由中國承擔。與此同時，日本也拒絕了英國調停，英國隨即將調停失敗的消息通知中國外交部。

換言之，日本態度強硬，留給中國的出路就是屈服。

7月18日，日本使館進一步闡明日本解決盧溝橋事變的條件，要點包括：

（1）中國道歉；（2）宛平不許中國駐軍，只能有保安隊；（3）共同防共，禁止排日；（4）處罰中國引發事件的負責人。

19日，日本使館武官喜多會見何應欽，更明白指出：

（1）中央軍進入華北是違反何梅協定；（2） 如果中國政府堅持日本必須先撤兵然后中國才肯撤兵，則戰事必不可免。

一天之后（20日），日本駐屯軍宣布從當天開始采取“自由行動”，在盧溝橋和豐臺地區向中國軍隊猛烈攻擊。

2、宋哲元的選擇

在這段時間里，南京政府對第二十九軍的動向也感到難以琢磨。該軍隊內部將領不但已經產生意見分歧，而且整個軍又和南京政府長期有隔閡。

早在1936年6月開始，宋哲元的政治取向就已經讓南京政府擔心，一方面是怕他受漢奸包圍，一方面是怕河北的宋哲元和山東的韓復榘勾結。南京政府看到的具體事實是他們未經南京政府授權，就擅自任命天津市長和察哈爾省主席（劉汝明）、截留關稅，甚至可能暗地接受日本軍械等等。這些跡象都與日本醞釀的華北半獨立活動不謀而合。

由于這些隔閡，所以第二十九軍軍部向南京政府提出的電文報告經常并不可靠，有時候甚至蓄意拖延，隱瞞或誤導，也有時電話故意無法接通或是聽不清楚，使得南京政府無法確知該軍真正意圖，只好依靠自己的情報管道和報紙消息去對華北局勢尋求片面了解。而南京政府情報是否完整也就嚴重地影響了它的對策。

根據南京政府7月22-23日情報，日本軍方已經和第二十九軍宋哲元和張自忠有妥協跡象，但是遭到內部將領馮治安反對。

事變初起，南京政府就曾經要求宋哲元留在保定而不要去天津，免受日本人威脅，但是宋哲元拒不聽命。當22日日軍開始發動攻擊時，宋哲元立即接受日軍要求把馮治安部隊撤離前線，同時要求南京政府命令已經抵達保定的中央軍切不可建筑陣地工事，避免激怒日軍。

這一切看在蔣介石眼里，和他早先所擔心的宋哲元會違反中央命令與日軍單獨和解，此時似乎終將成為事實。更讓南京政府吃驚的是，它還從側面探知，宋哲元在撤調馮治安軍隊時居然允許日軍派員在場監督，而日軍則沒有撤兵。

這個發展當然就會讓在保定地區的中央軍與日本軍隊增加直接沖突的幾率。南京政府在7月26日又得到情報，雖然東京政府并不愿意擴大事變，但是它卻無法控制駐華軍隊。這就讓中國的領袖們得到一種啟示，那就是即使南京政府和東京政府達成和議，駐屯華北的日軍也未必遵守。

也就在同一天（26日），宋哲元仍然委托熊斌（中央委派到保定去和宋哲元聯絡的代表）向南京政府表示，他堅決拒絕中央軍由保定前進，以免激怒日本人。到了27日，南京政府終于接到宋哲元報告，稱他其實早在19日就已經接到日方停戰條件卻不曾及時向南京政府匯報。

日本軍在7月26日也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北平及鄰近地區的第二十九軍一律撤離。日軍在遭到宋哲元拒絕后隨即展開大規模攻擊，造成中國士兵大量死傷。根據南京政府輾轉獲知，第二十九軍雖然在27日下令反擊，但是28日情勢大變，宋哲元選擇一走了之，把北平爛攤子留給張自忠處理，在臨走前只說這個仗打不下去了，卻無一字交代軍事部署。其他部隊也就隨之一哄而散。這個發展引起全國一片驚愕和指責。

3、求和聲音

至于南京政府在面對華北地區如此撲朔迷離局勢時，反應又是如何？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南京政府高層對于“戰”與“和”問題內部意見也缺乏共識。最值得注意的是，幾位重要軍事領袖一致地認為不應該作戰。

七七事變爆發后一周，當時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徐永昌就感嘆開戰時機不對。即便是華北戰事已經開打，徐永昌仍然認為，在能夠容忍情況下，和平仍為上策，因為中國的備戰至少還需要半年到一年準備。

同樣地，軍政部長何應欽也主張謀求和平，他甚至把中日作戰形容為徒手童子軍和正規軍作戰一般。何應欽還特別請求徐永昌和程潛專程趕去廬山向蔣介石進言爭取和平。根據徐永昌記載，他在7月20日會見蔣介石時說，中國應該努力容忍，因為一旦大戰開始，則最好結局是兩敗俱傷，但是戰后日本工業容易恢復，而中國則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險”，因此建議中國應該把日本壓力轉化成為發奮圖強的動力。

根據王世杰記載，遲至7月24日，何應欽依然向蔣介石進言，中國需要更多時間準備抗戰，否則難以持久。事實上，即便到了淞滬戰爭開打之后，仍然有將領認為國軍經不住日軍飛機和重炮轟擊，無法守住陣地。

許多社會人士也提出類似評估。

在一次學者聚會中，參加者有王世杰、胡適、吳鼎昌、周鯁生、羅家倫、蔣夢麟、彭學沛等人。胡適、周鯁生和蔣夢麟都傾向忍痛求和，認為與其戰敗之后求和，不如未戰之前就謀和。

胡適更主張蔣介石和汪精衛向日本做最后呼吁，以承認滿洲國為和平條件。吳鼎昌則認為戰必敗，和必亂，所以只好盲從蔣介石個人的任何決定。相反地，王世杰認為和平沒有保障，日本人可以得寸進尺，如果和平只維持一兩個月，則日本人就更能夠從容準備下一步壓迫。

胡適還委托汪精衛向蔣介石表達和談意見，而蔣介石轉而要求胡適不要公開發布和談意見，以免影響軍心。8月5日胡適又親手把和議書面交給蔣介石。蔣介石非常客氣地予以接待，但是沒有改變應戰立場。

王世杰則認為如果沒有第三國保證，則和談毫無意義，因為日本可以隨時撕毀約定而繼續侵略。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段時間里，整個“和”與“戰”討論非常理性與客觀，“愛國”或是“賣國”等情緒字眼尚未出現。

4、蔣介石“局部戰爭”的判斷

面對這些不同聲音，蔣介石個人態度就變得非常關鍵。大致說來，盧溝橋事變爆發的最初幾天（7月11日），蔣介石在無法掌握正確戰地信息狀況下，依然認為日軍意圖或許只限于威脅河北察哈爾當局屈服，阻止中國在永定河以東駐兵，簽訂《防共協定》和建立傀儡政權。

因此他的對策是要求宋哲元和秦德純部隊，務必在永定河與滄州保定線堅守并且進行持久戰，而中央派往華北的軍隊則集中固守保定。他也同時做出準備，萬一宋哲元屈服時，中央軍也依然留在華北戰場作戰。換言之，蔣介石最初的估計依然是日軍行動只局限于華北，目標是直接控制平津和該地區的租界事務。

因此他的對策也限于局部抵抗，“如能辦到盧（溝）橋仍駐正式陸軍，不受限制，則勝矣。” 而當日軍沒有趁機向青島發動攻擊也加強了蔣介石信念，認為日軍此次事變的目標只是局部控制而已。

但是隨著事態發展，蔣介石對于日軍意向的推測也在逐日修正之中。到了7月17日，他開始和其他中央軍領袖和幕僚們商議如何說服四川和廣西出兵到華北和華東地區作戰的事宜。這表示國民政府認為中國的戰線將要拉長，超過中央軍能夠單獨應付的能力，因此必須動員地方軍隊加入戰斗。

盧溝橋沖突發生10日后，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倭寇使用不戰而屈之慣技，暴露無遺。我必以戰而不屈之決心待之，或可制彼兇暴，消弭戰禍乎？”

當天，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他向與會的軍政要員和知識界領袖表示，如再向日人妥協，只會使中國徹底投降。

蔣介石宣布，除非日本恢復7月7日之前狀態，否則中國必須準備犧牲，與日軍作戰到底。

蔣介石在私下日記和公開宣言似乎表達了當時的判斷。在私下，他自問是否中國拿出戰而不屈的決心就能夠讓日本知難而退放棄戰禍？因為就在此前一日，蔣介石認為日本對付宋哲元的手法是希望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他因此推測日本不但沒有開戰決心，就連對局部戰爭也充滿顧忌。

或許正因為如此，所以他提出來的反建議就是恢復七七前狀態。換言之，他此時對盧溝橋的判斷仍然是它是局部沖突可以局部解決。但是中國必須下定不惜全面抗戰“戰而不屈”的決心，才能夠獲得“消弭戰禍”的結果。

5、廬山宣言的發表

蔣介石如何達到這種決斷的過程和內心感受，頗值得我們予以追索。

其實蔣介石在發表這個果斷談話之前，已經廣泛征求意見。依照原來計劃是要舉行至少兩次會議。

第一次是和北平天津地區學術界人士舉行的廬山牯嶺茶話會。第二次茶話會預計邀請上海南京地區學術界人士，但是情況丕變導使蔣介石匆匆下山，就沒有舉行。但是除了由蔣介石親自主持談話之外，他還委托汪精衛，陳布雷，張群等人和大量學術及思想界人士交換救國意見。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民族生死存亡關鍵時刻，蔣介石居然首先安排時間廣泛聽取學者專家和黨外人士的意見，然后才召集軍事領袖們在七月底和八月初（7月23-24日，8月7日）商討具體作戰事宜，其中特別是8月7日召開國防會議，外省的軍人領袖們如閻錫山，白崇禧，余漢謀，何鍵，劉湘等人，才首度進京聚集一堂議定積極備戰和抗戰。

第一次廬山牯嶺茶話會（14日）在歷史上留下了重要記錄。茶話會來賓包括無黨派的許多知名大學校長和教授。政治黨派則包括青年黨，國社黨，農民黨，村治派，職教派，和救國會的領導人。

在會中，蔣介石激昂說道，“什么何梅協定！ 我把它撕了 ……。現在除非不打，否則戰端一開，即無中途妥協，中途妥協就是投降。”

蔣介石隨即在7月17日發表廬山宣言，其中廣為后世所熟知的名句是，“我們希望和平，但不求茍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

也就在19日他對全國的公開演講說道，“全國應戰之后的局勢，就祗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到了這個地步，南京政府“和、戰”選擇終于塵埃落定。從盧溝橋局部沖突演變為中日兩國全面開戰，前后過程不足兩個星期。

中日兩國領袖們在事先都絕不曾預料到事態會發展到如此地步。

有趣的是，就在19日當天行政院也在廬山開會，外交部長王寵惠專門派遣高宗武到廬山提出對日本讓步的建議，何應欽也依然傾向讓步。其他參加者則認為即使讓步也不能滿足日本要求，戰爭難以避免。而李宗仁則致電蔣介石要求趕快制定抵抗大計。

當然在此之前也有地方軍人在態度上熱情主張抗日，甚至請纓殺敵，卻不愿意出兵，或是自己手下其實無兵可出，卻希冀藉此增加自己的政治分量。

這種軍政部門內部搖擺分歧和虛張聲勢現象，在開戰時已經露出苗頭，而此后抗戰八年中將會不斷出現。日本人也必然看在眼里。

6、“戰而不屈”的決心

根據這些敵我情勢分析，蔣介石考慮的對策也顯示幾個重點。

第一是，既然日本美夢是迫使華北守軍“不戰而屈”，則中國采取“戰而不屈”姿態或許就可以遏制日軍更大野心。
第二是，因此盧溝橋事件就不只是爭奪一座橋，而是一個重要宣示政策標志和決心的機會。

蔣介石從而把它看成是“此為存亡關頭，萬不使失守也。”

依據蔣介石推理，如果盧溝橋守得住，則雖然遠在東京的日本政府可能無力控制它的在華軍隊，但是日本國內則可能引發民情普遍不滿少壯派橫行霸道，同時嫌惡戰爭。依照這個思路，只要中國守軍能夠堅持，則日本就無法持久斗志，更可能引起國內經濟崩潰。這些分析讓蔣介石樂觀地希望，中國政策宣布的果斷加上中央軍北上，“彼或于明日停戰乎？”事態果能如此發展，則中國“戰而不屈”的決心就可以避免日軍在華的野心得逞。

歷史證明，當時事態發展方向正好相反。

以整個華北地區而言，熱河察哈爾兩省本就早已落入日軍手中。宋哲元和日軍將領的明來暗往，包括和日軍協商的細節，都蓄意把南京政府摒除局外，而山東韓復榘隨時有投降叛國可能更是雪上加霜。

在山西，閻錫山只求自保的立場益趨明顯。他只會在山西直接受到日軍攻擊時才會參加作戰，也會要求南京政府予以支援。但是他絕無意愿派遣晉軍去保衛平津地區，也不會未雨綢繆地邀請中央軍進入山西鞏固防務。如此一來，則南京政府如何才能夠有效地表達它“戰而不屈”立場？

顯然剩下來的只有兩條路。

一條路是讓北上的中央軍留在華北戰場繼續奮斗，甚至派遣更多中央軍北上，但是它們勢必要在惡劣環境下孤軍奮斗，吉兇難卜。第二條路是另辟有利戰場，讓南京政府軍隊有發揮效率的空間。無論如何，蔣介石在7月19日寫道，“應戰宣言既發，再不做倭寇回旋之想。一意應戰矣。”26日更決定，“遭必不能免之戰禍，當一意作戰，勿再作避戰之想矣。”

換言之，在7月中下旬時段里，南京政府的抗戰立場產生了極大變化。在此之前，它希望以戰而不屈的決心去達到盧溝橋局部停火，恢復七七事變之前狀態。在此之后，它開始布置另辟新戰場，繼續伸張它戰而不屈的立場，其結果是把局部抗日擴大為全面抗日。

值得注意的是，這是蔣介石一個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選擇。因為就在7月的最后一周，蔣介石還曾經做出估計，希望戰爭能夠延遲十年才爆發，屆時中國就有機會收復甲午戰爭以前的失土。但是時不我與，中國只好硬著頭皮勇往向前。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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