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角大樓近期對日本和澳大利亞同步罕見施壓：要求兩國明確承諾，若臺海爆發沖突，將承擔何種軍事角色？這一要求由美國國防部副部長科爾比主導，其邏輯直白而強硬——盟友需為美國的戰略利益“打頭陣”，但日澳的沉默回應卻暴露了美國霸權邏輯的裂痕。

科爾比作為特朗普“美國優先”理念的堅定執行者，其策略始終如一：擠壓盟友承擔更多成本。他曾在烏克蘭危機中暫停對烏軍援，要求歐洲“分擔責任”；如今又將矛頭轉向亞太，要求日澳在臺海沖突中充當“先鋒”。這種赤裸裸的“甩鍋”式要求令日澳倍感錯愕——美國自身在臺海長期奉行“戰略模糊”，卻要求盟友提前亮出底牌，無異于讓別國為美國火中取栗。

經濟層面的施壓同步而至：美國要求日本購買更多美制武器并承擔駐日美軍費用，同時對日本輸美商品加征25%關稅；澳大利亞則被要求將國防預算占比從2%驟提至3.5%。這種“軍事捆綁+經濟勒索”的組合拳，將盟友置于戰略與經濟的雙重絞索中。例如，日本2025財年防衛預算已達8.7萬億日元，但仍遠低于美國要求的GDP占比5%，其國內財政壓力巨大，公共債務規模已達GDP的260%，難以承受進一步的軍費增長。

面對科爾比的咄咄逼人，日澳的回應堪稱“外交行為藝術”：拒絕回答假設性問題。日本雖曾有政客炒作“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但首相石破茂上臺后迅速轉向務實：在與中國外長王毅的會晤中，他重申堅持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的立場，并主動增加歷史問題討論篇幅，刻意與激進論調保持距離。澳大利亞的處境更為微妙，總理阿爾巴尼斯訪華期間被問及臺海議題時，明確表示“不支持任何單邊改變現狀的行動”。彼時美國要求恰如燙手山芋，澳方最終選擇擱置爭議，轉而推動鐵礦、液化天然氣等經貿合作——隨行的必和必拓、福德士河高管代表團，已說明其戰略優先級。

這種沉默背后，是兩國對卷入臺海代價的清醒認知：中國占日本外貿總額22%，更是澳大利亞35%出口的目的地。若因軍事承諾觸發經濟反制，無異于自毀根基。美國對盟友的“工具化”正激發離心力——日本直接取消與美部長級會晤，澳大利亞則在核潛艇交易談判中抵制美方將“協防臺灣”納入條款的企圖。

科爾比的強硬絕非個人行為，而是美國系統性戰略焦慮的投射。其一，島鏈戰略的失效已成定局。隨著解放軍反介入能力躍升，關島基地至臺海區域已處于東風-26導彈覆蓋范圍，而美軍航母戰斗群在“區域拒止”體系下的生存率被評估不足五成。美國試圖將日本變成“亞洲烏克蘭”的盤算，連日本防衛省內部都直言“毫無勝算”。其二，盟友體系的失控日益凸顯。科爾比叫停英國航母赴南海行動時，一句“印太與你們無關”令英軍愕然；強壓日本軍費增至GDP的5%遭拒后，美日“2+2”會談被迫取消。這些事件印證了美國《政客》雜志的論斷：科爾比四個月內“幾乎激怒了所有盟友”，其孤立主義反而加速了多極世界的形成。

更關鍵的是，美國在臺海問題上的露怯已無從掩飾。科爾比本人曾在國會聽證中坦言：臺灣并非美國“生死攸關利益”，明確反對為“臺獨”背書。而今強推盟友表態，恰暴露其矛盾心態——既想威懾中國，又不愿獨自承擔風險。這種“戰略清晰”與“戰略模糊”的投機切換，終將透支最后的國家信用。

一個共識正在亞太形成：絕不做大國博弈的炮灰。澳大利亞前外長埃文斯曾提出“中等強國外交”，主張以獨立姿態調停大國沖突；日本學者添谷芳秀則呼吁“黃金平衡”，即同時與中美保持等距合作。這些理念正從理論走向實踐——阿爾巴尼斯訪華期間簽訂18項商業協議，石破茂推動中日韓自貿區重啟談判，皆是戰略自主的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