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張杰

1945年，四川李莊一間簡陋作坊里，一群學者用顫抖的手謄寫、用簡單的印刷技術，將戰(zhàn)時學術結晶《六同別錄》艱難付梓。80年后，這批由北京大學圖書館珍藏，承載著15位知名學者智慧結晶的珍貴文獻，塵封多年，迎來新生。2025年7月，為紀念抗戰(zhàn)勝利80周年，這批資料由四川人民出版社精心整理，采用“影印+導讀”的全新形式，以《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六同別錄〉：整理與導讀》之名出版。這些材料不僅是烽火中文化“弦歌不輟”的實證，更映射出中國現(xiàn)代學術體系在困境中的頑強生命力。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六同別錄〉：整理與導讀》

“長江第一鎮(zhèn)”李莊在抗戰(zhàn)期間創(chuàng)造了文化奇跡：一個小鎮(zhèn)接納了同濟大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史語所”）、“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以及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營造學社等10余家內(nèi)遷的頂級學府和研究機構。一批頂級學者在這里堅持研究和教學，積淀了眾多寶貴的學術成果。在李莊六年期間，傅斯年持續(xù)組織不定期學術研討會，形成獨特的學術共同體交流機制。梁思成在此完成《中國建筑史》主體內(nèi)容，董作賓埋首甲骨堆中推演殷商歷法——正是這種“衣帶漸寬終不悔”的堅守，催生了《六同別錄》這部特殊的學術論文集。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六同別錄〉：整理與導讀》（上）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時任“史語所”所長的傅斯年做了一個響應：請史語所的學者們把自己壓箱底的代表作拿出來，出版一部高水準的專輯，一為紀念這段刻骨銘心的學術生活，二為紀念抗戰(zhàn)的勝利。 學者們都行動起來，按照各自的研究方向、專業(yè)特長，撰寫、修改文稿，沒有機器設備，就用手謄寫、用石版印，以最簡化的方案印刷、裝訂，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硬是把一批具有重要傳承價值的著作整理了出來——這就是 1946年出版、印量極小、存世極少，今天在海內(nèi)外難覓蹤跡的《六同別錄》。

“考古學與甲骨文研究”在《六同別錄》中比重突出

作為一場跨越時空的學術接力，翻開這本書，能觸摸到紙張里似乎浸潤著兩種力量：戰(zhàn)火硝煙與學術靜氣。

《六同別錄》書名“六同”既指李莊古稱“六同郡”，又暗喻“天地四方同慶勝利”。這些論文原本可以收錄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中，但由于印刷技術的限制，所以只能單獨出版，故稱為“別錄”。全書共分上、中、下三冊，共收董同龢、李濟、董作賓、逯欽立、勞幹等15位頂尖學者的28篇論文，涵蓋了歷史學、考古學、文學、古文字學、文獻學、語言學、民族學、民俗學、人類學等多個學科領域，展現(xiàn)了戰(zhàn)時學者在艱苦環(huán)境中堅守學術的卓絕精神。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六同別錄〉：整理與導讀》

這些成果的問題意識和創(chuàng)新精神，今天看來也振奮人心。例如，董作賓的《殷曆譜后記》和石璋如的《小屯后五次發(fā)掘的重要發(fā)現(xiàn)》，在考古學領域具有開創(chuàng)性；勞榦的《論漢朝的內(nèi)朝與外朝》對漢代政治制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見解；而逯欽立的《漢詩別錄》則系統(tǒng)梳理了漢代詩歌，其研究方法和結論對后世文學研究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六同別錄》中，考古學與甲骨文研究占到四分之一。《六同別錄》收入的研究出土文獻的論文，如石璋如《小屯后五次發(fā)掘的重要發(fā)現(xiàn)》《小屯的文化層》《河南安陽后岡的殷墓》，李濟《研究中國古玉問題的新資料》，董作賓《殷曆譜后記》，勞榦《〈居延漢簡考證〉補正》，屈萬里《甲骨文從比二字辨》等，為今天的出土文獻和古文字領域的創(chuàng)新研究與發(fā)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六同別錄〉：整理與導讀》（中）

在《六同別錄》中，不少學者對傳統(tǒng)文獻中的疑難問題進行了深入挖掘和重新詮釋。他們不僅關注傳統(tǒng)文獻的整理和解讀，還注重將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學術方法相結合，進行新的闡釋和發(fā)揮。這種研究方式不僅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傳統(tǒng)文化的內(nèi)涵和價值，還能為現(xiàn)代學術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啟示。如音韻學長期以來被學術界稱為絕學，像董同龢的廣韻重紐研究和等韻門法研究、周法高的聲調(diào)和韻部研究，都能有所發(fā)現(xiàn)、有所發(fā)明，自成一家之言。

各領域一線學者組成專團為大眾導讀

后世學界對《六同別錄》的評價極高，認為它不僅展現(xiàn)了抗戰(zhàn)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當時學術研究的廣泛性和多樣性，也為后世學者提供了豐富的研究資料和參考。認為其不僅在學術內(nèi)容上具有重要價值，還在研究方法和學術態(tài)度上為后世樹立了學術典范。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六同別錄〉：整理與導讀》（下）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六同別錄〉：整理與導讀》由資深出版人周青主編。此次再版不僅影印原版文獻，更創(chuàng)新性地為每篇論文配以專家導讀，解析研究背景、學術價值及當代意義，使深奧的專業(yè)內(nèi)容更易被理解。在西南交通大學教授、語言學專家汪啟明先生高屋建瓴地謀劃和指導下，全書按學科分類，邀請了該領域相應的學術名家作了分篇導讀，如長于歷史學的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館資深館員譚繼和先生、長于音韻學的首都師范大學馮蒸教授、長于音韻訓詁的北京大學孫玉文教授、長于文字學的復旦大學劉釗教授、長于歷史學和考古學的四川大學霍巍教授等。

比如霍巍教授在為李濟的論文《研究中國古玉問題的新資料》所作的導讀中寫道，“李濟此文直接關聯(lián)20世紀30年代中國考古學界對于玉器研究方法的爭論。其中，主要針對的是傳統(tǒng)金石學“以文獻證器物”的研究方法，與當時新興考古學派（以李濟、梁思永為代表）主張‘以地層證器物’大異其趣，此文正是通過殷墟發(fā)掘的層位證據(jù)，批判了清代如吳大澂的《古玉圖考》等傳統(tǒng)著錄的斷代謬誤……” 孫玉文教授在為董作賓《殷歷譜后記》所作的導讀中寫道，自1899年甲骨文被發(fā)現(xiàn)以來，王國維、羅振玉等學者已奠定甲骨分期基礎，但系統(tǒng)性歷法研究尚付闕如。董作賓自1928年主持殷墟發(fā)掘始，長期浸潤于甲骨整理工作，他于1933年提出的甲骨斷代“十項標準”及“五期分期法”標志著甲骨學方法論的重大突破。在此學術積累基礎上，《殷曆譜》歷經(jīng)15年潛心研究，于抗戰(zhàn)時期在四川李莊完成， 開創(chuàng)性地將甲骨文與歷法研究相結合。

專家導讀如一把把鑰匙，為非專業(yè)讀者打開一扇通向?qū)W術的大門。

（四川人民出版社提供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