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會情況

不同時代的科學價值實現，都離不開資助體系的發展革新。在Metascience2025倫敦大會首日下午的全體會議上，科研資助成為核心議題。來自全球頂尖科研資助機構的負責人直面當前科研資助體系中，傳統評估方法效率下降、同行評審存在潛在偏見、高風險研究支持不足，以及公共科研投資價值受質疑等痛點問題，從不同角度分享如何運用科學學（Metascience）研究推動科研資助體系創新，提升科研效率、公平性及影響力，提出在科研生態面臨多重挑戰的當下，通過科學學研究，以嚴謹證據驅動資助體系系統性變革的迫切性。

會議由瑞士國家科學基金會聯合主任、英國科學學研究機構Research on Research Institute（RoRI）的聯合主席Katrin Milzow主持，英國維康基金會（Wellcome Trust）首席執行官John-Arne R?ttingen圍繞“科研資助與科學學發展”作主旨發言，美國開放慈善組織（Open Philanthropy）創新政策計劃負責人Matt Clancy，德國大眾汽車基金會探索基金的團隊負責人Hanna Denecke，澳大利亞研究委員會（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代理副首席執行官Claire Forsyth，戈登和貝蒂·摩爾基金會（Gordon and Betty Moore Foundation）項目主任、RoRI AFIRE指導小組聯合主席Theodore Hodapp，英國高級研究與發明局（Advanced Research & Invention Agency, ARIA）首席執行官Ilan Gur等五位來自基金會、政府機構的研究學者分別從資助機制實驗、數據基礎設施建設、科研評估改革以及組織文化變革等多個方面進行了代表性發言。

二、

大會觀點薈萃

1.英國維康基金會：構建一個更公平、更透明、更協同的科研生態體系

首席執行官John-Arne R?ttingen在主旨演講中提出重塑科研資助體系的三大戰略支柱：公平性（Equity）、證據基礎（Evidence）和公眾參與（Engagement）。他首先對現行資助體系的“馬太效應”提出批判，強調要打破科研資助的“精英循環”，“科研的卓越性與公平性不可分割。若無法吸納多元主體參與，科學將錯失最具變革性的創意。”進而表示，傳統依賴論文、引用率的評估方式無法預測未來科研價值，且缺乏對資助政策實際效果的驗證，要用“科學學證據”驅動資助決策革命。最后指出，當前地緣沖突、反科學浪潮及政策中的“選擇性使用”正侵蝕科研公信力，他響應大會號召，呼吁發起全球“科學學聯盟”（Metascience Alliance），推動資助機構共享實驗數據，避免重復試錯，加速最佳實踐推廣，主動對接“被全球化遺忘的群體”，重建公眾信任。

2.美國開放慈善組織：科學發展正處于“最好的時代”和“最壞的時代”

Matt Clancy演講開篇即引用英國作家狄更斯的經典名言，用“最好的時代”和“最壞的時代”形容當前的科學發展現狀，人工智能快速發展固然令人振奮，但全球科研體系也因此面臨諸多挑戰，美國的科研中心地位正在被削弱。他介紹了其所在基金組織正在發起的“快閃期刊”項目（Pop-up Journal），聚焦單一重大政策問題（例如：公共研發資助的社會回報率），在限定時間內匯集多類型研究證據，由期刊指導委員會發布政策導向的“回答報告”。區別于傳統、正統的科學研究期刊，這個項目意圖通過追蹤政策研究的前沿進展，強化科學學研究與政策制定間的聯系，并為非傳統研究貢獻者提供可供發表觀點和獲得認可的平臺。

3. 德國大眾基金會：基金會要從資助者向實驗者與文化塑造者轉型

Hanna Denecke強調，傳統科研資助體系需要進行結構性改革，基金會不應只是“撥款機構”，而應成為制度創新的推動者。她介紹，大眾基金會正通過與英國科學學研究機構RoRI合作，嘗試同行評議新模式，例如在部分項目中引入“抽簽機制”以補充專家評審，開展“分布式同行評審”（Distributed Peer Review）實驗，探索由申請人互評提案，以提升評審效率、給予申請人更多反饋，促進評審過程的民主化和多樣性。盡管因此面臨加劇學術剽竊的潛在風險和保密性質疑，但是改革創新意義值得肯定，后續將通過并行運行傳統評審與實驗機制比較改革成效。她強調，科學學在維護科學系統的獨立性與可信度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尤其是在學術自由面臨各種政治、經濟壓力的當下，基金會作為相對自由的實體，有責任去承擔實驗風險、推動制度邊界變革。

4. 澳大利亞研究委員會：以數據驅動國家評估體系改革重構

資助機構要從“經驗直覺”轉向“數據驅動”的決策文化。Claire Forsyth介紹了澳大利亞科研評估機制的轉型，他們正在推動“國家研究洞察能力”（National Research Insight Capability）建設，試圖通過實時、綜合的數據整合手段，為政府提供科研質量、影響力與方向的判斷依據。具體舉措包括：不再依賴高校自報數據，而是利用已有數據集與開源信息；采用社會網絡分析、LLM大語言模型等方法評估創新性與合作關系；探索在評審中引入AI以篩除低質量申請、輔助評審匹配；改革資助政策以支持高風險高回報研究，特別是青年科研人員項目。她坦言當前仍處于探索階段，但目標是通過強化數據系統分析能力，重塑科研評估邏輯，驅動政策評估與改革聯動。

5. 戈登和貝蒂·摩爾基金會：以多方協作破除制度變革阻力

Theodore Hodapp作為資深的物理學教授，以物理學教育從“填鴨式”到“互動式”的漫長轉型類比科研資助改革，闡述科研制度變革之難。他指出類似傳統物理講授模式，科研資助體系也有“路徑依賴”的慣性，挑戰在于“改變固有習慣”。物理學教育轉型的成功在于政策制定者與教師群體的深度協作，同理，科學學研究者要真正改變資助實踐，必須與基金會等“被研究對象”展開實際合作，而非單方面發布研究結論。“如何找到科研資助界的‘喚醒工具’（wake-up tool）”，是推動改革的關鍵。需要開發類似“力概念量表”的直觀診斷工具，只有利用“工具化”的證據，讓資助者直面現有決策模式的巨大“誤差范圍”，才可能打破陳舊觀念。

6. 英國高級研究與發明局（ARIA）：“原則優于先例”是核心價值觀

Ilan Gur分享了ARIA作為英國資助顛覆式創新的重要機構的創新實踐。ARIA由英國政府設立，借鑒美國DARPA模式，以推動非漸進式、跨學科、可轉化的顛覆性創新為使命，秉持“基于原則而非先例”（Principles,not Precedent），強調基于目標與第一性原理進行制度設計。ARIA鼓勵試錯，強調機構變革需要降低實驗門檻，“失敗是旅程的一部分”，支持以“know-how（技術秘密）”（例如：自然計算原理尚未被理解）而非傳統學科分類來確立資助方向的創新實踐，允許項目方向隨探索動態演化，期望尋找和支持那些暫時不被主流認可但具有真實潛力的技術方向。

三、

大會總結

本次大會為我們提供了觀察全球資助機構開展科學學研究最新洞見的機會。科學學不只是對科學研究的“研究”，也是科研系統本身的“再創造”。科學學研究提供的實證依據，是優化資源配置、設計更公平高效資助模式的重要基礎。科科學的創新研究實踐具有豐富的發展路徑，包括但不限于為探討政策改革創造平臺、探索評審機制改革實踐、塑造政府科研數據能力、推動資助、鼓勵合作和組織理念創新等等，這些前瞻思想和實踐探索共同揭示了一個轉變：科研體系不是一成不變的制度框架，是可設計、可實驗、可協作的創新平臺。未來的制度改革需要在機制創新與文化重塑間架起橋梁，唯有擁抱實證、勇于實驗、協同行動，科學界方能釋放其全部潛力，回應時代賦予的使命與期待。

本文由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戰略規劃研究室助理研究員高繼卿執筆。李輝，吳琪，吳文偉參與潤色。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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