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景春，戰國時期儒家學者（一說縱橫家追隨者），歷史記載較少，因與孟子的這段對話留名。他推崇公孫衍、張儀的權勢與影響力，代表了當時部分人對“成功”的世俗理解——以權力威懾天下。

公孫衍，戰國中期魏國陰晉（今陜西華陰）人，著名縱橫家，與張儀并稱“一縱一橫”。他是“合縱”策略的主要推動者，主張聯合山東六國對抗秦國，曾任魏、秦、韓等國相國，是戰國“合縱派”的核心人物。

公孫衍早年曾為秦國效力，因戰功被秦惠文王封為“犀首”（古代軍中精銳稱號，后成為其代稱）。他率軍擊敗魏國，奪取河西之地，展現出軍事與外交才能。

因與張儀在秦國權力斗爭中失勢，公孫衍離秦入魏，轉而倡導“合縱”。公元前318年，他成功聯合魏、趙、韓、燕、楚五國，以楚懷王為“縱長”，共同出兵伐秦。雖最終因六國軍心不齊失敗，但這是戰國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合縱行動，震動天下。

公孫衍憑借合縱策略的影響力，一度同時擔任魏、韓、趙、燕、楚五國相國，協調各國抗秦，成為六國公認的外交領袖。他的存在讓秦國不敢輕易東進，印證了“一怒而諸侯懼”的威懾力。

張儀，戰國中期魏國人，著名縱橫家，“連橫”策略的創始人。他輔佐秦惠文王，以“遠交近攻”“分化六國”為核心，通過外交手段瓦解合縱聯盟，為秦國擴張奠定基礎，官至秦國相國。

張儀早年游說諸侯無果，后得蘇秦暗中資助入秦，向秦惠文王提出“連橫”策略：通過拉攏部分國家、打擊另一部分，瓦解六國合縱。他被秦惠文王重用，成為秦國外交核心。

公元前313年，張儀出使楚國，以“割六百里商於之地”為誘餌，騙楚懷王與齊國斷交。楚齊絕交后，張儀卻稱“只許六里”，楚懷王大怒攻秦，卻被秦、齊聯軍擊敗，楚國從此元氣大傷。這一事件直接瓦解了齊楚聯盟，是連橫策略的經典案例。

張儀一生穿梭于六國之間，以欺騙、威脅、利誘等手段破壞合縱：勸魏國臣服秦國，迫使魏國退出合縱；游說燕國、趙國與秦結盟，孤立齊國；即使在秦惠文王去世后失勢，仍能以“為秦連橫魏王”為由游說魏國，保全自身。他的“安居”（即穩定秦國外交）確實讓六國合縱難以形成，天下暫時“熄”于秦國的威懾之下。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戰國中后期，周王室衰落，諸侯爭霸進入“以謀略代宗法”的階段，縱橫家（以“合縱”“連橫”為策略的謀士群體）成為左右局勢的關鍵力量。景春的評價正是基于公孫衍、張儀的實際作用：

“一怒而諸侯懼”：指他們憑借外交謀略和游說能力，能推動諸侯聯合或分裂，引發戰爭或聯盟變動，讓諸侯感到威脅。公孫衍主張“合縱”（六國聯合抗秦），曾組織“五國伐秦”，聯軍壓境時秦國一度收縮；張儀主張“連橫”（六國依附秦國），以欺騙、利誘瓦解合縱，如騙楚懷王背齊聯秦，導致楚孤立無援，諸侯因擔心被秦國針對而心生恐懼。

“安居而天下熄”：指他們若停止活動或維持現有格局，諸侯間的緊張關系會暫時緩和，戰爭風險降低。張儀在秦時，通過“連橫”拉攏齊、魏，秦國暫不對外擴張，天下戰事減少；公孫衍若未推動合縱，六國間缺乏聯合目標，相互攻伐的頻率也會降低。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孟子這段話是對景春“公孫衍、張儀為大丈夫”觀點的直接反駁，核心是通過對比“妾婦之道”與“大丈夫之道”，提出儒家對“人格尊嚴與道義堅守”的價值觀。

一、“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

“這怎么能算大丈夫呢？你沒學過禮嗎？”孟子開篇否定景春的評價，將“大丈夫”的標準從“外在權勢影響力”轉向“內在人格與道義原則”。他以“禮”為切入點，暗示真正的價值判斷應基于儒家倫理，而非世俗權謀。

二、“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

“男子行加冠禮時，父親給予訓誡；女子出嫁時，母親送到門口，告誡她說：‘到了夫家，一定要恭敬謹慎，不要違背丈夫。’”孟子引用周代禮制中的成人儀式：男子20歲加冠（標志成年）由父訓誡，女子出嫁由母訓誡，而女子的核心要求是“無違夫子”（順從丈夫）。他并非認同“男尊女卑”，而是借“女子以順為命”的禮制現象，類比公孫衍、張儀的行為本質——依附諸侯權力，以“順從權勢”為生存原則，如同女子順從丈夫般缺乏獨立人格。

三、“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把順從當作準則，是妾婦的處世之道。”這是對景春觀點的關鍵反駁。孟子指出，公孫衍、張儀的“縱橫之術”本質是“以順為正”——他們沒有固定的道義立場，只根據諸侯（尤其是秦或魏等強國）的需求調整策略（公孫衍先仕秦后抗秦，張儀為秦欺騙諸侯），如同“妾婦”順從丈夫般依附權勢，而非堅守自己的原則。

四、“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住進天下最寬廣的住宅，站在天下最正確的位置，走天下最光明的道路。”儒家以“仁、禮、義”為核心價值，此處用比喻具體化：“廣居”指仁，仁愛是天下人共同的精神家園；“正位”指禮，禮制是為人處世的正確準則；“大道”指義，道義是行事的根本原則。

孟子認為，“大丈夫”必須以仁、禮、義為立身之本，而非以權謀、利益為導向——這正是公孫衍、張儀所缺乏的。

五、“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

“得志時，與百姓一同踐行道義；不得志時，獨自堅守自己的道路。”儒家主張“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得志”時（如為官掌權），需以道義引導百姓，讓天下人受益；“不得志”時（如遭貶斥或亂世），不隨波逐流，仍堅守原則（如孔子周游列國雖失敗，仍“知其不可而為之”）。對比縱橫家，公孫衍、張儀的“得志”是讓諸侯滿意，“不得志”則轉投他國，核心是“為己謀權”，而非“為民行道”。

六、“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富貴不能使他迷惑，貧賤不能使他動搖，威武不能使他屈服——這才叫大丈夫！”這三句是儒家“大丈夫”人格的核心標志，強調對“外在誘惑與壓力”的抵抗力。

富貴不能淫，不被財富、地位迷惑，不違背道義追求享樂，如孟子拒齊王百金，因“不義之財不受”；貧賤不能移：不因貧困、低賤改變操守，堅守道義底線，如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威武不能屈：面對強權、暴力不妥協，堅持正義，如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

反觀公孫衍、張儀，他們為富貴（相位、名利）游走于諸侯間，為強權（秦國威脅）改變策略，顯然不符合這一標準。

孟子的“大丈夫”本質是“道義主體性”。孟子通過否定“以權勢影響力為標準”的世俗觀點，提出“大丈夫”的核心是堅守仁、禮、義的獨立人格——不為富貴所惑，不為貧賤所棄，不為威武所屈。這一定義超越了戰國時期的權謀之爭，成為中國文化中“人格尊嚴與道德堅守”的經典準則，至今仍具有精神感召力。

好，到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