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夏時節，再添新章。近日，隨著第五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名單正式公布，我國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擴展至65家。

從2010年首批公布至今，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成為守護中華文明根脈、講述中國故事、滋養民族精神的文化地標與公共空間。未來，開啟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高質量發展的新篇章，實現文化遺產的科學保護、價值闡釋與功能開發的系統性課題，需要考古、文博、文旅等多領域研究者協同探索。

文化遺產保護利用的中國模式

中國很早就開始探索以公園形式守護考古遺址。從洛陽王城公園到圓明園遺址公園，再到殷墟遺址公園、元大都城垣遺址公園等，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教授張穎嵐觀察到，“中國的大遺址保護具有‘實踐探索先于理論制度建設’的鮮明特色”。2009年，《關于建設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良渚共識》（以下簡稱《良渚共識》）達成；同年，《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管理辦法（試行）》印發；2010年首批12家公園的評定，標志著其建設工作全面展開。作為首批公園之一，秦始皇陵考古遺址公園的建成在當時具有標志性意義。“該公園通過‘綠化標識+地下遺址可視化’技術，實現了最小干預的動態保護理念。”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院長張劍葳告訴記者。

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體現了前瞻性的文化遺產保護理念。在張穎嵐看來，中國的實踐突破“碎片化保護”的局限，開創了“整體性保護”新模式，將遺址本體、歷史環境與生態景觀統一規劃守護，與《威尼斯憲章》等倡導的國際理念深度契合。同時，嚴格遵循“原址保護、最小干預”的原則，并積極踐行“讓文物活起來”的活化利用以及“文化惠民”的服務導向。

這些理念在實踐中轉化為豐富多元的功能。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刃余表示，入選的都是具備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資格的頂級考古遺址資源。在“寓保護于利用”理念指導下，以保護為前提，尋求考古資源的合理利用。比如，發揮其對科研、教育、游憩、環境改善以及帶動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等作用。

從《良渚共識》到65家公園星羅棋布，西安建筑科技大學文物保護科技研究院副院長王璐表示，自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啟動以來，逐步通過考古遺址標識出從人類起源、文明源頭、文化孕育到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發展的完整鏈條，實證了中華文明突出特性，并在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中扮演核心角色，發揮了考古研究交流中心、保護展示利用示范區、活態闡釋傳播平臺和文明精神凝聚地的關鍵作用。“中國的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模式體現了‘大遺址’制度優勢。”在張劍葳看來，大遺址作為中國提出的一類具體的歷史文化空間，是我國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原創性貢獻。

國家考古遺址公園保護和發展模式經歷了從實踐先行、理念創新到制度完善的過程。曲阜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王京傳認為，中國完成了對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概念與定位的提出與完善、建設思路的確立與實施、實踐路徑的探索與構建、頂層設計的構思與提升，建立了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體系，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思想，有效探索了新時代文化遺產保護利用的中國模式。

觸摸中華文明源流的核心場域

從深院圍墻的考古重地，到全民共享的“文明課堂”與“無圍墻博物館”，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正經歷一場深刻的角色嬗變。數據顯示，2024年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接待游客達8871.58萬人次，門票收入超18億元，文創與研學收入同比激增50%與166%。這些數據背后，體現了其憑借獨特魅力正成為公眾觸摸中華文明源流的核心場域。

中國的考古遺址公園是以重要考古資源為核心、以公園為表現和使用形式構建的一批歷史人文景觀，是反映中華民族歷史與文化特色的重要窗口。王刃余表示，在保護方面，考古遺址公園已初步形成國家系統——建立了文物保護單位、大遺址、省級與國家級考古遺址公園的“金字塔”式的保護與利用架構，初步實現了全國200余個頂級考古資源的社會化利用節點建設發展方案或相關意向。展示內容涵蓋從舊石器時代到明清時期的全部重要階段，展示對象則包括史前人類聚落遺址、皇家陵寢遺址與重要古代墓葬、都城與高等級建筑遺址、古代線性遺產關鍵節點、重要手工業遺址、古戰場遺址等能夠反映中國古代社會與文明發展成就的經典案例。

正如張穎嵐所說，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核心優勢在于沉浸式文化體驗與多維功能融合：一是真實性，基于考古遺址原址的現場還原與場景營造，更具歷史感染力；二是整體性，通常涵蓋遺址本體及周邊環境整體，將自然景觀與人文遺存融合；三是系統性，“保護—研究—教育”多元耦合，基于考古研究的體驗活動增強公眾參與感；四是協同性，不僅實現遺址保護，同時推動經濟社會協同發展，激活區域發展。

在考古遺址公園，游客可以近距離觀察遺址及考古現場。張劍葳調研發現，陜西秦始皇陵兵馬俑的實景展示、凌家灘遺址在保護棚內開放的發掘現場，均體現了“歷史現場感”。另外，浙江安吉古城開發了100余項標準化研學課程，涵蓋考古探方實操、文物修復體驗，使博物館成為“大眾課堂”。

在活化利用探索中，創新模式不斷涌現。隋唐洛陽城沿7公里中軸線復原宮城輪廓，將永泰門、玄武門串聯為“歷史走廊”，帶動周邊930畝區域升級，打造“盛世隋唐”文旅品牌。杭州良渚遺址管理區管理委員會獨創“跳出現址求發展”機制，從新城土地出讓金提取資金反哺文物保護，形成“保護帶動發展、發展反哺保護”的良性循環。“這種跨界治理破解了保護與發展的‘囚徒困境’。”張穎嵐評價，大量考古遺址公園作為中華文明標識的核心節點，在系統展示文明起源、形成與發展脈絡上貢獻突出，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載體。

隨著大明宮遺址公園的草莓音樂節、西安國際馬拉松、慈善運動會，圓明園遺址公園的“踏青節”，漢陽陵遺址公園的“銀杏節生態游”，鴻山遺址公園的“鴻山葡萄節”等成為一張張亮麗的城市名片，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已超越考古范疇。正如王璐所述，當歷史在共享中真正“活”起來，它所滋養的，是根植于民族血脈深處的文化認同與自信。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終極價值，正是在共享中熔鑄認同。

王京傳認為，“遺址化”過程的情景化展示、遺址標識系統的輔助性展示，綜合展示了相關大遺址承載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物質和精神價值，展現了中華文明的發展歷程和多元一體格局。

多學科協同探索發展路徑

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非一日之功，更非一域之力。受訪專家一致認為，廣泛的學科支撐和群體參與是其良性發展的基石。

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是一場多學科協作的宏大實踐。王刃余認為，考古遺址公園是一個復雜的多面體，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以及政策、管理、旅游、城市規劃、教育、文化產品設計研發、大數據與數字化等具體領域的研究工作，都是其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撐。

實現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良性發展，更需多元群體緊密協作。王璐坦言，政府機構應扮演主導與協調角色；專業機構與學者則提供不可或缺的研究、規劃、設計、保護與闡釋等專業支撐；公園運營管理機構負責建成后的日常維護、開放服務、安保營銷與教育活動執行；當地社區居民作為關鍵的利益攸關方與文化傳承主體，其權益必須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等。在她看來，各方須在保護第一原則下，通過有效機制明確權責、緊密溝通、動態評估，以實現遺址的科學保護、文化傳承、社會共享與經濟可持續的良性循環。

挑戰依然存在。張穎嵐認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高質量發展面臨的最突出問題，在于資金機制的單一化和社區參與的表面化。建議參考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和“良渚經驗”，建立文化遺產保護補償機制和收益反哺機制，將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周邊土地增值收益按比例注入保護基金，或者反饋給周邊村落及居民，以更好地實現保護傳承與經濟社會發展良性互動。

陶寺遺址公園借助圭表測影動畫再現“早期中國”的都城格局，陶寺遺址采用三維建模、數字技術復原古觀象臺和宮殿區，科技賦能正打開新的可能性。王京傳建議，應進一步完善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轉化機制，開發“文物+”“文化遺產+”“文化遺產價值”“文化創意+”等模式的遺產本體型、遺產依托型、價值展示型、價值依托型、資源脫離型等多元化、多層次文化產品。

“未來，健全‘先考古、后出讓’的政策機制，促進歷史文化遺產活化利用，是推動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另外，統籌鄉村振興、生態保護資金，探索‘提級管理、市縣共建’模式；建立土木遺址保護國家標準，明確回填保護、植被標識等技術規范；推廣虛擬復原展示技術，解決土遺址觀賞性不足問題，都將是大遺址保護與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的重點。”張劍葳強調，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生命力在于科學研究、文物保護與講好中國故事、提升生活質量的統一。未來，需在加強闡釋、法治保障、技術融合、社區共享等維度深化探索，使大遺址從“歷史的沉默見證者”轉化為“文明的鮮活講述者”。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新媒體編輯：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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