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被巴海逐出黑龍江之后，俄國人著實消停了一段時間。沙俄當局在確認了斯捷潘諾夫一伙全軍覆沒的消息之后，暫時打消了占領黑龍江的念頭。

這倒不是他們認輸了，而是為了盡快消化已征服的土地。此時，在以尼布楚為中心的外貝加爾地區的俄國各據點，因失去了黑龍江產糧區的供養，簡直是度日如年。

殖民機構發不起薪金，管不起飯，于是多次發生哥薩克嘩變、集體出逃的惡性事件。以至于尼布楚、伊爾根斯克和捷列姆賓斯克三城一度只有114名哥薩克，尼布楚督軍甚至不敢帶人出城去強征毛皮食物稅。

俄沿著黑龍江建立堡壘

時任沙皇米哈依洛維奇只能傳諭，令托博爾斯克等其他督軍區調運糧食武器、增派人手前往尼布楚加強守備力量，給長期駐守外貝加爾三城的哥薩克增加薪金，以籠絡人心。

趁著俄國人焦頭爛額之際，尼布楚一帶的布里亞特蒙古人開始頻頻發難，就連相對溫順聽話的通古斯人也開始拒交賦稅。1662年7月，通古斯人進攻伊爾根斯克城堡，并奪走了俄國人放養在野外的馬匹。

次年，68名哥薩克在頭目巴爾菲諾夫的帶領下，嘩變逃往黑龍江地區，不知所蹤。經此巨變，兵力本就單薄的老托爾布津手底下只剩區區46人！

1664年(清康熙三年)1月，數目不詳的布里亞特蒙古人向尼布楚城堡發起攻擊。據守此處的十幾名哥薩克在缺糧少彈的情況下依然負隅頑抗，缺乏攻堅能力的布里亞特人數次進攻均遭失利，最后被迫退走。

缺乏攻堅能力的布里亞特人與哥薩克作戰

之后，攢足了勁的俄國人要開始反撲了。1665年(清康熙四年)9月27日，哥薩克十人長瓦西里耶夫率領69人，占據了位于色楞格河上游楚庫河口的楚庫柏興，建立色楞格斯克城堡。

俄國人將該據點視為“防衛貝加爾湖以東俄國村莊免受蒙古人進攻的擋箭牌和前哨站”。到此為止，外貝加爾地區的城堡體系正式形成，穩定了后方的俄國人又開始琢磨黑龍江的事情了。

到1669年，先后到來的哥薩克集合起了300多人的隊伍，其足跡一直深入到今天的齊齊哈爾一帶。寧古塔邊鎮為之震動。

1660年后，清廷自以為東北邊防已定，隨即將寧古塔駐軍大量撤回盛京及關內，導致當地防務再次出現空虛局面。萬般無奈之下，寧古塔將軍巴海一面向北京方面求援，一面盡己所能武裝轄區內的流犯準備抵抗。

搶完東西之后的俄國人見此情形，知道自己的行動已經打草驚蛇，遂揚長而去，打道回府了。邊防局勢的緊張也引起了朝廷內部一些有識之士的關注。

沙俄入侵黑龍江流域

然而，正忙于整頓內部的清王朝，根本沒有精力顧及邊防事務。不過，朝廷倒也不是因此就無所作為，雖然暫時無力再組織一場驅逐入侵者的軍事行動，卻仍然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遷徙土著，堅壁清野。

通過規勸、賞賜等懷柔的手段，盡可能地把黑龍江一帶的土著居民遷入寧古塔、盛京這樣的清朝實際控制區域，加以妥善安置，斷絕俄國人的糧食和稅收來源。

這些遷入居民后來被安置在嫩江流域布特哈地區，到1667年(清康熙六年)，這些居民人口數量已經達到了一定的規模，形成了總數達40個佐領的“索倫—達呼兒八圍”，這就是著名的“索倫八旗”的前身。

見“博格德汗”的大軍未至，俄國人就更加無法無天了！

截止到1681年，卷土重來的哥薩克們在黑龍江中游及其支流結雅河流域，先后沿江修筑了“波克羅夫斯卡婭”“安德留什金納”“上結雅斯克”“西林穆迪斯克”“多隆堡”等多處據點。后又在額爾古納河地區修筑了額爾古納堡，形成了一條“黑龍江沿線俄國城堡走廊”。

哥薩克

雖然清廷把黑龍江的大部分土著人南遷，著實讓俄國人過了一段苦日子。不過很快，來自西伯利亞其他俄國城堡的農民、漁民和獵人就紛至沓來，從事各種生產貿易活動。他們更開挖銀礦，展開了瘋狂的經濟掠奪。

據不完全統計，到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在黑龍江流域，俄國人播種的耕地面積達到1.7萬多畝。其出產的糧食不僅可以自給自足，甚至還供應到尼布楚、雅庫茨克等地。當時，整個黑龍江沿線，俄國據點村莊里的成年男子總人數已超過了1500名。

沙俄當局即以阿爾巴津堡為中心設立阿爾巴津督軍區，與外貝加爾督軍區、雅庫茨克督軍區分別統轄黑龍江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區。就這樣，俄國人堂而皇之地把清廷的“后院”當成了自家的“前院”。

于是，康熙皇帝面臨兩個抉擇：收復失地和默認既成事實。作為一位國力上升時期的有為君主，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前者。

當“三藩之亂”尚未平定的時候，康熙皇帝就開始對東北的防務進行調整。1671年(康熙十年)，清廷從寧古塔調出700名士兵，駐防于新增的吉林烏拉兵站。

1677年(康熙十六年)，清廷又從外地調入722名八旗兵駐防吉林烏拉。1678年(康熙十七年)，清廷再次增調290名八旗兵駐寧古塔。

八旗兵

“三藩之亂”平定后的1682年9月，康熙派遣滿洲正白旗副都統瓜爾佳·郎坦、滿洲正紅旗副都統董鄂·彭春等人，率精干人員秘密前往東北邊境，指導對俄國人的戰前偵察工作。

蒙古科爾沁部5位王公受命，率180名士兵，以打獵為名，深入到雅克薩一帶勘察地形及交通情況。同年12月，郎坦等完成任務回京，將“羅剎情形具奏”，作為皇帝的決策參考。

對于郎坦等人“攻取羅剎甚易，發兵三千足矣”的結論，康熙深以為然。但身為一個國家的統治者，他所要考慮的不可能僅僅限于軍事手段解決問題，還要考慮如何從各方面為軍事打擊提供保障的問題。

雖然朝野中某些大臣對東北用兵頗有異議，但是在康熙親自主持下，圍繞東北邊疆備戰問題的各項工作，還是緊鑼密鼓地開展起來。

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康熙將寧古塔將軍北部“東至額爾白克河二千二百里寧古塔界，西至喀爾喀九百余里車臣汗界，南至松花江五百里寧古塔界，北至外興安嶺三千三百余里俄羅斯界”的“羈縻之地”，納為帝國的本部疆域。

黑龍江將軍轄區

清廷在此設立“鎮守黑龍江等處將軍”，這是繼元朝之后，中國政權第二次在黑龍江地區建立直屬于中央政府管轄的行政區。首任黑龍江將軍是在協調邊民內遷的工作中表現突出，出生于滿洲鑲紅旗的寧古塔副都統富察·薩布素。

雖然與內地的省府行政體制有別，但是其管理權限仍超出了唐、明等王朝在當地曾經設置的“都督府”和“都司”等羈縻機構。

黑龍江將軍總領齊齊哈爾、墨爾根等副都統轄區，將軍府駐地為這一年剛剛修筑的城堡瑗琿。這座重木構造的將軍府城，當時儼然成為集戰時指揮中心和后勤保障樞紐為一身的大本營。

鑒于當地陸上交通不便，為保證戰時運輸兵力和軍需糧秣，朝廷從瑗琿城到寧古塔境內松花江上游的吉林烏拉造船廠(1674年興建)，依照地形路程的情況下設墨爾根、興安嶺等驛站20余個，以保證運輸線和軍情傳遞的暢通。

吉林烏拉的造船廠則晝夜開工，修補和建造大軍所需的戰船和運輸船。槍炮火藥、刀矛弓箭、甲胄棉衣、糧草藥品等的軍需物資源源不斷地從關內走陸路，經盛京到達寧古塔。

而后大部分物資在吉林烏拉裝船起運，走松花江—黑龍江航線抵達瑗琿；少部分則走陸路，以牛馬車輛運輸，穿過蒙古科爾沁部和嫩江一帶的“索倫八圍”，與當地蒙古人和索倫人等所籌集的食用牛羊等牲畜一道，送至瑗琿。

為了鼓勵當地土著積極投身到備戰工作中，康熙甚至下旨免除了他們一年的賦稅。

當地土著

截至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年初，寧古塔方面已經整修和新建用于作戰的水師戰船80艘，用于后勤運輸的大小船只不下200艘。

其中包括10艘大戰船、40艘二號戰船、10艘江船、10艘劃子船在內的70艘戰船，被劃撥給擴建中的黑龍江水師營。瑗琿各處糧倉已圍積存糧5770余石，足夠參戰人員兩年的用度。

在今天看來，這場即將爆發的雅克薩之戰可能僅僅是古老帝國邊陲一起規模不大的軍事沖突，但實際上這場小仗的勝敗所可能造成的后果卻非同小可。

清王朝的西面，是當時的中亞霸主——基本統一了蒙古衛拉將四部，征服了哈薩克的準噶爾汗國，北面是表面臣服大清、背地里心懷鬼胎的喀爾喀蒙古各部。

俄國人為防止二者聯合起來，威脅自己在西伯利亞的勢力存在，就暗中挑唆這些本就積怨已深的草原各部進行火并。等到他們兩敗俱傷再拉攏其中部分王公投向自己的懷抱。

可以想見，如果清王朝在黑龍江一帶與俄國人的角逐中敗下陣來，那么康熙將要面臨的就是非常棘手的局面：本就是一盤散沙的漠北喀爾喀蒙古部落或倒向準噶爾，或倒向俄國，帝國首都北京將岌岌可危。

屆時，發出“圣上君南方、我長北方”這一狂言的準噶爾博碩克圖汗噶爾丹將提前開始他“光復大元朝，重建蒙古帝國”的軍事行動，大舉東侵。

清準之戰

而在黑龍江，得勝的俄國人則有可能乘勢南下，直接威脅大清朝的龍興之地——盛京和寧古塔。所以，這一時期康熙皇帝的神經高度緊繃。

備戰工作中每一個細節他都要親自過問，包括戰備糧儲存的具體數目和運輸船只的數量，甚至尺寸大小這些細枝末節。沒有誰比他更清楚，此次有組織、有預謀的清剿行動一旦失敗，將引發多么惡劣的連鎖反應。

于是，康熙皇帝在此期間表現出了一股莫名的焦躁易怒情緒。前方官員在執行決策的過程中倘若稍有遲疑，都會引發他的不滿和憤怒，結果就是倒霉者輕則被訓斥，重則丟烏紗。

1683年，寧古塔將軍巴海以“報田禾歉收不實，部議奪官，削世職”。黑龍江將軍薩布素主持的移民和駐軍屯田工作中，出現耕牛病死過多和農具損壞嚴重的現象，又因為手頭上人力有限，對于康熙皇帝要他派人去強行收割俄國人在雅克薩周邊所種莊稼的命令無法執行。

這件事惹得康熙皇帝下旨指責他“籍端延誤進兵”，結果原本應當在接下來的軍事行動中擔當主將的他，就這樣被臨時換了下來。雖然他沒被罷官，但卻退居二線。

1682年3月，康熙皇帝出山海關東巡盛京、寧古塔各地，視察防務，宣慰邊民，泛舟松花江上寫下了“我來問俗非觀兵”的詩句。說明即使在備戰期間，康熙皇帝依然希望能夠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問題。

清軍與哥薩克的交鋒

此時，中俄雙方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外交往來。1656年(清順治十三年)，沙皇阿列克謝二世的信使巴依科夫抵達北京，得到順治皇帝的接見。其后康熙年間又先后兩次接待了來訪的俄國使團。

1681年2月6日，清朝大理寺卿明愛、理藩院郎中額耳塞等人，奉康熙旨意前往雅克薩向俄國人傳達談判旨意，得到時任雅克薩總管報告的尼布楚督軍,也曾派人遠赴嫩江流域和清廷和談。

俄國人此行的目的：一來為了通商；二來為了收集情報，以便服務于本國的侵略擴張事業。所以俄國人對于清朝關于確認領土主權、勘定邊界、處理偷渡叛逃者等相關呼吁充耳不聞。

如此雞同鴨講的外交自然不可能有任何結果。康熙皇帝終于明白：要維護清王朝在黑龍江的領土完整，除了開戰，已經別無選擇。

康熙皇帝在朝會上，對那些仍然在是否對黑龍江上的俄國人用兵這一問題搖擺不定的大臣們說：“兵非善事，不得已而用之。” 表明自己并不想窮兵黷武。

康熙

但在領土主權和國家尊嚴遭到粗暴踐踏的時刻，必須采取進一步措施解決問題，所以出兵東北勢在必行。“候發兵愛輝，扼其來往之路。羅剎又竊據如故，不送還逋逃，應即剪滅……”

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朝派水師將領施瑯東征，于彭湖列島一帶殲滅明鄭軍隊主力，接著收復了臺灣。海內塵囂已息，是時候跟俄國人攤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