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被指私吞超200萬，官方調查“口頭回復+踢皮球”

在鄉村振興戰略推進的關鍵時期，基層集體資金監管問題引發持續關注。近日，廣東博羅縣龍溪街道蘇村村山尾小組干部蘇某榕、蘇某彬被曝存在征地補償款分配爭議、集體資金挪用等現象，涉及金額超六百萬元，暴露出現階段農村集體資產管理執行中的矛盾。

一、征地補償“糊涂賬”：集體資金被指“系統性侵占”

（一）征地補償款涉嫌系統性造假

2022年東江大道征地項目中，65.535畝集體土地獲補償6881175元。村民反映，此次征地中個人占地面積僅19.315畝，其余約46畝土地均為村集體所有，但在補償分配時，村干部蘇某榕、蘇某彬未明確區分集體與個人權益，導致本應歸屬集體的補償款去向不明。“19畝只是少數人占的面積，大部分都是集體的，可現在根本搞不清錢是怎么分的。”村干部蘇某榕、蘇某彬拒絕提供土地底冊核對，僅以“找不到了”回應質疑。

（二）分紅與債務處理漏洞頻現

2023年1月13日村分紅總額184.65萬元，未公示具體人口數目，村民質疑“涉嫌數據弄虛作假”。用于償還2013年村道硬底化的276261元款項中，出現“發票號與信訪回復不一致”的矛盾——街道辦稱2022年開具的兩張發票（編號65623152、65623298）合計276261元，但村民核查發現編號與信訪局原始記錄不符，質疑“以‘打錯重開’為由掩蓋造假”。

更令人關注的是2024年12月29日的山尾小組戶代表會議。會議提出二次分紅方案：常駐人口每人1000元，按2022年分紅方案名單執行（新出生兒享受分紅，已故者取消），非常住戶口原村民每戶500元。然而，村民指出，會議全程未公布實際參與分紅人數，也未公開剩余征地資金明細，“就想弄虛作假把剩余的東江大道征地款糊弄分了”。面對村民在大會上的追問，村干部對資金去向與分配依據含糊其辭，最終此次分紅未能達成一致。

村民還反映，村財務監督委員蘇某光、賴某保、涂某輝、蘇某發、葉某強等人存在可疑問題。“他們聲稱‘3千以上5萬以內支出無需村民同意即可挪用’，但這明顯與村集體利益相悖，分明是將集體資金當作自家財產隨意支配。”村民質疑該說法的合法性，并表示已留存與街道辦紀檢委溝通的錄音作為證據。

與此同時，2023年1月1日村民代表大會明確“開支3000元以上需村民一致同意”，但2024年12月29日公示的剩余征地款從27303395元驟減至230萬元，四十多萬元差額被指未經村民同意私自挪用，村民提供現場圖片為證，直指村干部蘇某榕、蘇某彬“涉嫌濫用職權貪污公款”。

（三）多筆款項去向長期成謎

村干部蘇某榕、蘇某彬被指在東江大道征地失地保險補償款中“濫用職權”，同年開工的村小組飯堂爛尾工程亦存在“弄虛作假、隱瞞不報”問題，村民質疑相關資金被侵占。此外，村集體賬目長期不公開，收支原件單據缺失、賬目凌亂，“濫用職權、目無法紀”的行為引發村民強烈不滿。

二、調查爭議：證據鏈缺失與程序公正性拷問

（一）官方回復被指“避重就輕”

2024年8月，龍溪街道辦《處理意見書》稱村務收支已“按制度公示”，但未明確公示載體及村民可查渠道；村道工程款“系筆誤修正”，未提供原始憑證；征地面積“2021年已公示”，但村民表示從未見過書面明細；飯堂爛尾歸因于“施工方撤場”，未提及資金使用情況。

2025年1月，博羅縣政府以“村務公開問題應通過基層途徑解決、違紀問題需實名舉報”為由，對復查申請不予受理，建議向紀檢監察機關反映。

（二）村民質疑調查“程序失當”，爭議核心集中于程序公正性：

核心證據缺失：村民要求公開銀行流水、土地底冊、人口數據等關鍵證據，遭相關部門以“內部工作”“無權提供”為由拒絕；

口頭回復替代書面結論：相關部門僅口頭告知“未發現問題”，拒絕提供書面報告，村民質疑“口說無憑”；

監督閉環困境：縣紀委將材料轉回街道辦紀檢部門，形成“下級查上級”的監督閉環，被指“自查自糾難避護短嫌疑”。

（三）法律適用爭議：挪用資金還是村務管理瑕疵？

本案關鍵在于界定涉案資金屬性：若征地補償款屬于《刑法》規定的“村集體管理的公共財產”，村干部蘇某榕、蘇某彬未經民主程序挪用或虛報套取，可能涉嫌挪用資金罪或貪污罪；若相關資金管理存在程序瑕疵但無證據證明主觀侵占，則屬村務管理不規范問題。

目前，村民已提供征地補償分配表、發票復印件等材料，但缺乏資金流向的銀行憑證，導致事實認定陷入僵局。

三、基層治理痛點：公開性、專業性與監督效能的三重挑戰

（一）村務公開“最后一公里”梗阻

《廣東省村務公開條例》明確要求“財務收支、征地補償等重大事項需及時公示”，但實踐中仍存在“選擇性公開、滯后公開、模糊公開”現象。村民獲取信息依賴祠堂公告欄，電子政務平臺、村務群等渠道未有效利用，監督成本高且缺乏時效性。

（二）小額資金監管失靈

涉案的四十多萬元挪用款，本可通過“3000元以上支出需表決”的民主程序約束，但基層治理中制度執行流于形式。小額資金拆分審批、繞過監督的現象，暴露村級財務流程漏洞。

（三）基層監督力量薄弱

村級財務審計、土地權屬核查等需專業機構介入，但當前調查依賴街道辦自行開展，缺乏第三方獨立審查，導致調查公信力不足。“讓街道辦查自己的下轄單位，很難不護短。”有村民直言。

四、事件走向：村民堅持申訴，期待司法介入

（一）村民系統性指控與訴求

村民指控，村干部蘇某榕、蘇某彬長期拒絕公開賬目、單據缺失、賬目混亂，存在濫用職權、弄虛作假等多項違規，嚴重損害集體利益。此外，村財務監督委員蘇某光、賴某保、涂某輝、蘇某發、葉某強等人也被指參與違規資金管理，“他們和村干部相互包庇，把集體資產當作‘唐僧肉’”。

依據資料、圖片及錄音等證據，村民強烈懇求：公開審計村集體銀行流水；查清資金去向，依法查處違法違紀行為；公開土地底冊、人口數據等原始憑證；建立透明化的村務反饋機制，以書面形式回應質疑。“一定要查村里公賬銀行流水的去向，他們根本不敢公開，這里面肯定藏著大問題！”

（二）民眾期待與治理反思

“我們不求特殊對待，只希望每一筆錢都能查得清清楚楚。”有村民表示，事件折射出對“程序正義”與“實質公平”的雙重需求。

結語：農村集體資金管理關乎民生底線，其透明度與規范性是鄉村振興的重要基石。當“糊涂賬”成為基層治理頑疾，當“口頭回復”難以匹配民眾期待，如何通過制度創新打破監督壁壘、提升治理效能，考驗著基層治理的現代化水平。期待相關部門以問題為導向，完善村務公開制度、強化專業監督力量，讓集體資產在陽光下運行，為鄉村振興筑牢法治與信任的雙重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