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基,字伯溫,心思縝密,足智多謀,堪稱朱元璋奪取天下、建立大明王朝的首席謀士。硝煙彌漫的戰場之上,劉伯溫于營帳之中精心謀劃,便能讓戰局在千里之外呈現勝勢。在諸多至關重要的決策里,他那精準至極的判斷力,發揮了克敵制勝的關鍵效用。然而,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時,劉伯溫僅封誠意伯(伯爵),低于李善長的韓國公(公爵)。
更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劉伯溫最終命喪黃泉,竟與朱元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細細品味其中緣由,不難察覺,劉伯溫那料事如神的本領,讓他在戰場上縱橫捭闔、叱咤風云。這本事固然助他建立了不朽的功勛,但也將他推向了生命的終點。
功高震主,從吾之子房變成了肉中刺
劉伯溫料事如神,對事情的判斷往往比朱元璋準確。從龍灣之戰到救援安豐,朱元璋能想到的,劉伯溫也想到了,而朱元璋想不到的,劉伯溫還是想到了。朱元璋曾稱劉伯溫為“吾之子房”(張良),贊其謀略堪比漢初張良。但明朝建立后,劉伯溫的威望與影響力已遠超一般謀士:
軍事上他主導平定陳友諒、張士誠的關鍵戰役,提出“一拉一打”戰略;政治上制定了《時務十八策》、改革軍衛法,嚴懲貪腐,甚至拒絕丞相之位以避嫌。這種“全能型”功臣的存在,使朱元璋逐漸將其視為潛在威脅,尤其當劉伯溫直言“胡惟庸為相必翻車”時,更觸動了朱元璋對權力失控的敏感神經。
朱元璋本身就猜忌心極重,又豈有如此寬廣胸襟,把比他強的人長期留在身邊?加之劉伯溫的那些計策并非安民之計,而是權謀之策,在政治斗爭中更有作用。這更令朱元璋心存猜息,不僅要防患于未然,更要除之而后快。
浙東集團VS淮西集團,成了黨爭犧牲品
明朝初年的權力格局中,劉伯溫屬浙東集團(文人精英),而李善長、胡惟庸等淮西集團(朱元璋同鄉武將)勢力更大。朱元璋是個很重鄉土觀念的人,而劉伯溫卻是個外鄉人,這在情分上已經有失親密。
劉伯溫拒絕妥協,甚至公開批評朱元璋用人不當(如反對胡惟庸為相),而朱元璋出身寒微,對文人集團的傲慢尤為敏感,晚年更以屠殺功臣鞏固皇權。這種人格對立,使兩人的關系從亦師亦友滑向兔死狗烹。最終,朱元璋為平衡勢力,選擇犧牲劉伯溫以安撫淮西集團。
朱元璋曾就誰更適合出任丞相一職的問題找劉伯溫談話,言語之中暗藏試探玄機。劉伯溫并非等閑之輩,但最終難免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當朱元璋故作意味深長地說出只有劉伯溫能擔此大任的時候,劉伯溫說道:“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且辜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
此言究竟蘊含著何等深意,竟令朱元璋自此之后與劉伯溫徹底決裂,這始終是一個難以解開的謎團。或許,這源于朱元璋的偏見;又或許,這是后人的誤讀。總之,這句話被視作劉伯溫的催命符,為他后來的突然病故埋下了隱秘的伏筆。
胡惟庸的毒殺,背后恐怕是朱元璋的默許與縱容
至于劉伯溫的死因,同樣是個說不清道不明的謎。《明史》記載:“帝遣惟庸挾醫視,遂以毒中之。”洪武八年(1375年)正月,劉伯溫生病在家,朱元璋派胡惟庸前往探視,還給他送了補藥。劉伯溫服藥后病情急轉直下,不久之后病逝。
鑒于劉伯溫與胡惟庸當時早已是死對頭,劉伯溫在臨終前向朱元璋暗示中毒,朱元璋卻“裝聾作啞”,未追查胡惟庸。雖然下毒謀害劉伯溫也是后來胡惟庸的罪狀之一,但以胡惟庸當時的權勢和處境實難如此囂張跋扈,這不得不讓人猜想,他是受了朱元璋的默許,甚至這就是朱元璋的本意——借他人之手,除心頭大患。
一場精心策劃的慢性謀殺
此外,也有民間傳說將劉伯溫之死與斬龍脈關聯,其實朱元璋殺劉伯溫是皇權集中化過程中的必然結果。長期的黨爭與性格沖突,最后導致的胡惟庸投毒,實質是專制皇權對任何潛在威脅的零容忍。劉伯溫的悲劇,堪稱中國古代“飛鳥盡,良弓藏”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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