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里的美麗傳說》

2025年7月8日，大連工業大學發布公告，以“與外國人不正當交往，有損國格、校譽”為由，開除一名女生的學籍。

多名法學界人士指出，公告本身存在侵犯隱私權、法律適用錯誤等問題，高校無權因學生與外國人發生性關系而開除其學籍。饒是如此，仍有大量聲音支持大連工業大學的決定。

為什么女生的性行為會被定義為“有損國格”？支持開除該女生的男性，有著怎樣的價值觀，如何看待女性身體？

今天，性別研究者Alexwood將剖析當性別和國族身份、民族主義交叉時，女性身體如何被符號化，“對女性身體的控制，定義了父權社會”。

講述｜Alexwood，《別任性》主播、性別研究者

來源｜看理想音頻節目《性別不麻煩》

01.

女性身體作為民族國家的代言

戰爭往往會突出女性身體作為民族國家代言的角色。戰爭中的女性身體是保家衛國的武裝力量，也是侵略勢力的性暴力凌辱對象。

在中國婦女解放事業的發展進程中，上世紀的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占有重要位置。民間自發的婦女解放運動進行的同時，官方也從上至下地推進“禁纏足，興女學”等一系列綱領。

早在晚清時期，慈禧就頒布了勸戒纏足的懿旨上諭，并從北京開啟女學興辦之風，到了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將反纏足運動推向法制化，頒布《禁止婦女纏足條例草案》，規定條例頒布之后的六個月內，需要對纏足女性完成放足，30歲以下婦女在六個月后仍未放足則要繳納罰金。

這一系列舉措是推進婦女解放的正向力量，但是對于纏足婦女產生的強制規范性，也導致了一些負面后果，比如一些婦女因為傳統文化的影響，覺得放足是一種屈辱，甚至有人因此自殺。另外一個重要批評是：解放婦女并不是這系列動作的目標，而是附帶產物。

在國家主權受到外強威脅的危機時刻，“強國保種”會變成優先任務，而19世紀末的維新知識分子，比如梁啟超，開始意識到“婦學實天下存亡強弱之大原也”，因為“蒙養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婦學始”。

為了“強國保種”，要先對中國女子進行身體和頭腦上的“改良”，于是去纏足和促女學被納入當時社會維新圖強的議程。女性身體其實是被賦予“母親”的符號和優生優育的功能才得到解放的。

根據歷史學家夏曉虹的研究，婦女解放在宏大議程上還有別的價值，那就是讓女性為男性，尤其是精英男性減負，共同承擔富國強民的責任。所以，救國才是提倡女學的最高宗旨，男女平等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或者更準確地說，在很多男性知識精英看來，男女平等的確是一個目的，因為這是思想進步和國家發展的重要指標。

1902年馬君武翻譯的《斯賓塞女權篇》提到：“欲知一國人民之文明程度如何，必以其國待遇女人之情形如何為斷”。對于許多馬武君這樣的進步人士而言，女權被賦予了超出女權的更大意義。

《黃金時代》

其他國家的情況也與此呼應，上野千鶴子在《為了活下去的思想》中寫到，在二戰中，日本女性的參戰不是通過“女性也承擔兵役”這種平權話語實現的，而是通過成為“軍國的母親”、“軍神的母親”這種讓女性足以比肩烈士的自我犧牲話語。戰后，母性成為和平的象征；但在戰爭中，母性則是“被動員、被當作執行戰爭任務的象征符號”。

除了母親這個身份，民國時期女性還有一個與國家振興緊密相關的身份：新時代伴侶。相對于作為母親的種族延續功能，伴侶這個角色需要提供的價值更復雜，但同樣是被安排，被賦予的。

上世紀20年代起，隨著高校兼收女生，女青年學生群體出現。她們從誕生以來就成了社會關注的焦點，凝視的對象，曾經有女學的畢業禮吸引了五百多人圍觀。女學生形象還出現在戲劇里，扮演追求自由愛情但遇人不淑的愛情悲劇主角，也出現廣告里，代言各類女性商品。

在當時，女學生作為一種新品種的女人被觀看、被消費、被想象，她的性價值不同于傳統原始的性價值，而是與國家進步、思想解放等等宏大敘事掛鉤。因為，她有思想，有知識，追求“自由戀愛”，她能夠實現“封建女性”不能滿足的“新青年”男性們的需要。

但似乎沒有人關心，那些被新時代拋棄的舊女性，被新青年拋棄的舊妻子，過著什么樣的人生。

在《五四婚姻》里，作者孔慧怡描繪了幾組看似站在新文化運動兩端的女性的生涯，她們分別是魯迅的妻子朱安、同居妻子許廣平，胡適的妻子江冬秀、戀人曹珮生，徐志摩的第一任妻子張幼儀、第二任妻子陸小曼，以及林徽因。

這幾位男性都在原有的婚姻外，被五四“新女性”吸引，結成新的伴侶關系。他們以妻子的小腳為恥，因為那是家國落后的歷史標記，他們又替女性規定了，中國女子需獨立自由，就像胡適到美國留學后見到的女人一樣。

但是在他們和“新女性”的關系中，除去所謂的“自由戀愛”，“男女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并沒有從觀念和符號轉化為實踐。無論是小腳的“舊女性”身體，還是女學生的“新女性”身體，都從未擺脫代言民族國家時代形象的符號化。不再能迎合民族情感和時代標準的女性身體，無論是在宏觀的歷史敘事中，還是微觀的親密關系中，都被理所當然地淘汰。

以上批評不是在否定那個時期婦女解放運動的正面影響，而是想指出覆蓋在女性身體上的國家話語。當時很多男性知識精英的確在積極和真誠爭取男女平等，也相信男女同權是自然真理，但是在這種男性主導的“女性解放”運動中，“婦女”是一個社會改革議程中有待解決的問題，女性本身不是主體，也沒有主動性。

“自由獨立”成為一種對新女性的規范性要求，因為這是國家和時代的需要。女性被要求獨立自強，但何為獨立，如何自強，卻仍然被男性和國家話語塑造，就如同在此之前的女性被要求依附順從無才一樣。女性“美德”從來不由女性自己設置。

當性別和國族身份以及民族主義發生交叉，女性的身體被符號化，至于是什么樣的符號，則取決于當時的意識形態和宣傳目標。對侵略者來說，女性身體一樣是符號，代表著被占領、控制、裁制的對象。所以女性在戰爭中往往面臨強奸等性別化的暴力，對于占領者就像獎品被認領和瓜分。

歷史學家瑪格麗特·麥克米倫在《戰爭：人性、社會與被塑造的歷史》中記錄，僅在1945年，德國就有上萬婦女在短時間內被蘇聯士兵強奸，斯大林為他們辯護：“一個人從斯大林格勒戰斗到貝爾格萊德……土地上越過1000千米，跨越他的戰友和最愛的人的尸體……經歷了那么恐怖的事情后，和一個女人開開玩笑又有什么可怕的？”

戰爭中，“勝利和失敗通常是用性別化的方式來表達的”，對失敗一方的強奸和閹割，都是羞辱敵方民族意志的暴力行為。而戰爭結束后，平民女性也更可能以“通敵者”的罪名被剃發、游街，承受性別化的暴力，成為集體情緒的發泄對象。

《西西里的美麗傳說》中，馬萊娜在戰后被民眾侮辱。她的身體在戰爭前被鎮上的男性覬覦，在戰爭中被德國人占有，然后在戰后被同胞們以“正當”的愛國主義為由踐踏和驅逐。她的身體就是不同權力搶奪控制權的戰場。

《西西里的美麗傳說》

無論是把女人作為母親高尚化，還是作為侵犯對象低賤化，都是民族國家的話語對女性自主權益的架空，后者往往被前者吞噬——女性身體自主權總是要讓步給更宏大的“家國大義”。

阿富汗在2021年被塔利班占領后，連商店櫥窗里的女性假人模特都要遮住面部。這些畫面提醒著公眾，女人的身體不屬于自己。相對于男性身體，女性身體總是被迫承載更多的民族尊嚴和意識形態規范，并以此為名承受更殘酷的道德裁決。

公權力對女性身體的侵略性干預?直存在，美國的墮胎權斗爭也是典型的例子，但很多強調公共和私人領域分野的男性自由主義者這些時候卻選擇性失明，只有自己的私人權益受到公權力侵犯的時候才站出來抗議。

男性在民族主義和父權的交叉作用下，同時被塑造為國家主體和性主體，而女性被塑造為這兩個話語的共同客體。所以與國家話語下女性身體的符號化相對的，就是性別關系中男性對女性身體的占有和掠奪。相對于戰爭時期，在和平時期，女性身體的客體符號化同樣普遍，她們是社會穩定的關鍵工具，又是性別暴力的承受者。

02.

女性身體作為男性的所屬物

女性身體作為男性的所屬物，這種觀念是各種形態的性別暴力的基礎，也是現有性別秩序中難以撼動的一種觀念。

2023年1月，演員張靜初發布消息：“在經歷了十幾年被造黃謠和網暴的傷害之后，我終于打了人生中第一場官司。官司雖然勝訴了，可是維權之路依然艱難，判決書下來半年了，對方依然拒絕執行法院判決，至今未在涉案賬號上發表道歉聲明。”

張靜初從成名起就持續性成為黃謠的對象，這種現象總被視為難以避免也求助無門的職業危害，她也因此一直保持沉默，相信清者自清，但事實上，她經歷的是性別暴力。

終于在女性意識大幅提升的2021年，張靜初不再沉默，訴諸法律手段，起訴了侵犯她名譽的視頻賬號。同時她鼓勵更多女性不再容忍誹謗者，勇敢維護自己的權益。

2023年7月，短視頻平臺網紅小雪發布視頻，講述自己被造“黃謠”后報警、取證及保全證據的經過。網友造謠她是網上某不雅照片的主人公，大肆宣傳并以此牟利，并來她和丈夫的直播間騷擾。小雪通過臥底進群收集證據，并進行“區塊鏈證據保全”，對相關人士提出起訴。她的回應被稱為“教科書式”維權，也為女性網友提供了鼓舞人心的榜樣。

《倒霉性愛，發狂黃片》

與此同時，2023年3月，重慶大學學生賀某某偷拍女生，并在群聊和其他男生對女生進行色情意味討論，具體包括“敲暈了帶回宿舍給兄弟們圍觀”，“禮貌問價”等不堪言論。當事人女生的訴求是對群里發言的男生通報批評，要求語言羞辱過她的男生在群聊中發布不少于30秒的正面露臉道歉視頻。而學校處理的方式只有全校通報批評，加手寫書面道歉信。

還是2023年3月，蘇州大學學生趙某某因傳播淫穢物品被判拘留十天，后被開除學籍。趙某某從2022年5月開始對女性朋友的照片進行惡意淫穢P圖，并附文帶有“x狗”“x貨”等羞辱性詞匯，造謠同學私生活混亂，甚至在評論區泄露受害女生的個人信息，給當事人造成了極為嚴重的精神傷害。女生歷時6個月終于找到謠言發布者，趙某某對自己的行為供認不諱，并毫無愧疚悔改之意。

這幾年被曝光的男性偷拍、造黃謠事件屢見不鮮。

從性騷擾、造黃謠，到家庭暴力、性侵犯和婦女拐賣，這些事件是性別暴力的連續體。性別暴力的核心就是基于受害者的女性身份，對其身心的威脅、強迫、傷害，以及剝奪自由。

男性對女性的暴力，不是偶發個體事件，而是一個現象模式。哲學家凱特·曼恩在《應得的權力》中闡釋了導致這一套性別化現象的基礎概念：男性應得權利感，即男性期待女性為他們提供傳統意義上的一系列女性商品，包括性、護理、養育、生育。男性認為這些女性商品是他們與生俱來的權利，同時認為一些傳統意義上的男性商品，例如權力、權威、對知識的掌控等等性別特權，也是男性應得的。

所以有時候男性的厭女行為不是出于對女性的敵意，而只是出于沒把女性當做和自己一樣的人。對于這部分男性而言，女性的定位不是一個作為人的個體，而是一個作為人的提供者——提供生育、情感勞動、家務勞動、照護勞動、物質支持、性滿足，等等，而男性認為自己占有對方的身心和勞動是天然的權利。

帶著這樣的認知，男性很難看到自己行為的問題。近些年美國發生多起駭人聽聞的非自愿獨身者槍殺女性事件，這些行為用男性應得權利感來解釋就是：他們認為女性的愛、青睞和仰慕是他們應得的權利。他們行為最根本的動因不是性，而是因為天然的權利沒有得到滿足，所以他們感到被傷害，被剝奪，自己有權利“反擊”。

《混沌少年時》

這種思維的普遍和典型性不只“非自愿獨身者”才有，曼恩提到：“如果一個人固執認為自己有權得到女人在性、物質、生育和情感方面的付出，那他在進入戀愛關系前可能會產生非自愿獨身傾向，而進入戀愛關系后則出現伴侶間的暴力行為，特別是在他感覺挫敗、心存怨恨或妒火中燒的時候……遲早會成為施虐者”。

哲學巨匠瑪莎·努斯鮑姆在《傲慢的堡壘：性侵犯、問責與和解》系統性論述了“物化”概念，她給出了一份清單，拆解將人看作物品的幾種方式，這些方式互相纏繞又彼此獨立：

第一，工具化；

第二，否認自主性（把對象看作缺乏自我決定性的存在）；

第三，無生氣（認為對象缺乏能動和主動性）；

第四，可替代（對象可以和其他類型的對象互換）；

第五，可侵犯（物化者認為對象缺乏完整性的邊界，是某種可以打破、毀壞和侵入的物品）；

第六，所有權（對象可以被擁有、買賣或者成為私人財產）；

第七，否認主體性（將對象看成是某種不需要考慮其經驗和感受的物品）；

第八，噤聲（將對象看成無法言說的物品）。

這些概念不僅適用于性別關系，而是像男性應得權利感一樣，也體現在所有社會關系中。

對一個人的物化，涉及到對其自主性和主體性的否認，導致不將對方當完整的人來對待，而大部分男性無法承認女性具有充分的自主性和主體性。

而且，并不是只有男性這么看。社會一直以來都許可男人去實踐和鞏固他這些“應得的權利”。

如果一個女人沒有給某個男人他認為應得的東西，或者公然蔑視規范和期望，反而會因此面臨懲罰和報復，傷害可能來自這個男人，他的支持者，以及她深陷其中的社會結構。如曼恩說：“男性應得權利感會與其他壓迫性體制合力產生不公平、不合理，甚至有時候是離奇的后果。”

2015年，19歲的布羅克·特納在參加完斯坦福兄弟會派對后，性侵了22歲且酒醉失去意識的香奈兒·米勒。可在庭審期間，媒體總是提到特納高超的游泳技術，和他因此失去的大好前程，卻不提米勒的前程。人們把這次性侵稱為“不幸的事情”。

特納母親長達三頁半紙的聲明中，沒有一次提到米勒，特納的父親悲嘆自己的兒子對肋骨牛排都沒有胃口，失去了“無憂無慮”“開朗隨和”的天性。他不但不認為特納罪有應得，而是認為特納因為強奸所遭遇的后果不公平，他是個好人，即使后來有來自其他人的證詞顯示特納并非那么品行端正。

這種不合理的應得權利感會催生更多厭女行為，因為當事男性認為自己才是權利被剝奪的一方，而女性被剝奪的權利完全不會進入他的視野。在前述國內事件的后續輿論中，出現了和特納強奸案完全一樣的聲音。

對于蘇州大學和重慶大學對肇事者的處理結果，有男網友發表如下言論：“這讓我再一次見識了她們和各路媒體的暴行有多聳人聽聞。我不想以后只是開了幾句帶有黃色屬性的玩笑，就被人批判，就被上綱上線，就被霸凌，踏上一萬只腳，這太恐怖了。”

重慶大學事件中，發表侮辱性言論的男生之一的家長，對于曝光ta兒子的同學發出公開警告，內容如下：

“楊同學你好，我是名單里一名同學的家人。他最近變得很敏感，大吼大叫。在我們耐心溝通之后我才知道原來他正在遭遇網絡暴力。我仔細詢問了前因后果并且翻閱了聊天記錄，發現他并沒有說什么出格的話語……希望你看到之后請主動聯系我們，與他道歉。否則我們將會拿起法律的武器捍衛自己。”

這些反應中的顛倒黑白，可以從“男性應得權利”的角度解釋。有網友做過很精準的分析：不是男性突然開始造黃謠，而是造黃謠的男性終于得到了處理。之前那些沒有被處理的黃謠其實是一種性別特權，現在我們只是逐步拿走了這份性別特權。

《道格拉斯被取消了》

博主“維司塔”曾經重新發出某媒體在2017年刊登的一篇文章：《一桌沒有姑娘的飯局，還能叫吃飯嗎》。博主寫道，“2017年，MeToo到來前的時代，這就是大媒體公開發的文章，這就是‘高端圈子’飯局常態。”

文章作者用自以為風月的筆法描繪了所謂的“京圈飯局風情”，對女性的描述現在讀來惡臭難忍。但放到五年前，文章代表著絕對的文化主流，在此文引發的網絡爭議中，批評和反對的聲音被輕易蓋章為“政治正確”對性自由的圍剿，對言論自由的侵犯。

如今，網絡氛圍似乎的確有些不同。很多男性也因此懷念曾經互聯網上的“自由風氣”。他們懷念的，其實是能理直氣壯地把女性身體當作一塊肉的風氣。這恰恰證明了這些年女性主義的發聲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輿論環境。

但我們也不應該忘記過往種種言論對女性的冒犯，因為我們仍然處在關于女性身體的同樣現實里，只是更多女性看到并開始拒絕這個現實。

女性身體顯然很多時候難以屬于我們自己，但或許當我們警惕被固定在一個看似尊貴的國民之母位置上，當我們拒絕被當作物品擺弄、需要和控制，當我們拒絕這是男性應得的權利，我們的身體自主就開始回到自己身上。

參考資料：

《晚清文人婦女觀》｜夏曉虹

《五四婚姻》｜孔慧怡

《戰爭：人性、社會與被塑造的歷史》｜瑪格麗特·麥克米倫

《為了活下去的思想》｜上野千鶴子

《應得的權力》｜凱特·曼恩

《傲慢的堡壘：性侵犯、問責與和解》｜瑪莎·努斯鮑姆

音頻編輯：香芋
微信內容編輯：鐵柱
策劃：看理想新媒體部
封面圖：《羅曼蒂克消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