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志愿軍第9兵團在司令員宋時輪和副司令員陶勇的率領下，不等后勤和裝備到位，便匆匆入朝參戰，隨后便同美軍在長津湖一帶展開了激烈戰斗。

此時的9兵團戰士，不僅要面臨當地零下40多度的嚴寒氣候，還要直面后勤補給困難帶來的“饑餓”斗爭。

這種情況下，很多志愿軍戰士的口糧往往都是被凍得硬邦邦的土豆，有的甚至連土豆都吃不上，只能被迫吃樹皮、草根，輔以冰雪充饑，艱苦程度絲毫不亞于多年前的紅軍長征。

作為9兵團的副司令員的陶勇，此時也不禁懷念起了自己的老首長粟裕，他多次在同身邊工作人員的交流中提到這樣一句話：

老話講“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自古以來，糧食對行軍打仗的部隊而言都是至關重要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超過了最直觀的武器彈藥。

而陶勇之所以在此時此刻想起了粟裕，多半源于他不僅能征善戰，同時又是善于發展根據地經濟和后勤管理的“多面手”能力。

皖南事變后，新四軍建制完整的部隊僅剩陳毅和粟裕所率的1萬余人，陳毅不久后被提拔擔任新四軍軍長，粟裕則接過了新四軍蘇北指揮部的擔子，以新四軍1師師長身份指揮葉飛、王必成、陶勇所率的三支勁旅。

由于抗戰形勢日趨緊張，而新四軍在江南的根據地又被日偽和反動力量分割成片，毛主席決定賦予粟裕臨機專斷之權。

這就意味著，粟裕不僅要指揮部隊同日偽頑展開軍事斗爭，同時還要承擔發展壯大根據地，使之成為抗戰救亡戰略基地的使命。

起初我軍在蘇中的部隊數量并不多，但毛主席卻對這片根據地抱有厚重的期望。畢竟自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以來，我軍所建立的根據地大都在窮鄉僻壤或遠離富庶的邊陲地區，即便使出渾身解數，也難以發展和擴大根據地范圍。

但蘇中則不同，這片從鹽城斗龍港至淮安以南，長江以北、運河以東，黃河以西的2.3萬平方公里土地，不僅有800萬的龐大人口，還是遠近聞名的魚米之鄉、商貿繁榮之地，該地盛產的糧食、棉花、海鹽，都是我軍的急需之物。

在毛主席看來，蘇中又是和關中處于同等價值的戰略要地。在1941年初發給劉少奇的電報中，他就曾特意強調了這一點：

當然，蘇中戰略位置的重要性自然為各方力量所熟知，尤其是視江浙財團為根基的老蔣，始終將此地當成自己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場，以及戰時的重要供應基地。

一旦我軍順利控制蘇中，對老蔣而言就是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存在，日后我軍率先解放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就水到渠成了，這一點，自是老蔣最不愿看到的。

不過，老蔣布防在此地的部隊戰斗力又著實太差，在日軍的反復掃蕩下，大批國軍紛紛選擇了化身偽軍“曲線救國”，率先被剔除出局。而粟裕即將面對的，就是狡猾且兇悍的日軍部隊。

蘇中地區水網縱橫、地勢平坦，從表面來看是一處不易防守的地帶。日軍利用汽艇等優勢裝備在河道之中縱橫馳騁，形了成密集的封鎖線。要穩定蘇中，粟裕就必須先擊破日軍的汽艇戰。

不多時，一個制造人為“天險”的作戰計劃便應運而生了。簡單來講，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在河道上構筑明暗壩、交通壩和阻塞壩，使我軍的平地木船通行無阻，而讓日軍吃水較深的鋼制汽艇寸步難行。

二是改大橋為小橋，改固定橋為活動橋，改大路為小路，改彎路為直路，使新四軍能來去自如，而日軍卻寸步難行。

三是大鑿小運河，改變蘇中的水文地貌，使蛛網一般的河流連接起來，溝通新四軍內部的水陸聯系。

結果，日軍視為通途的蘇中水網瞬間變成了滄海桑田，直接導致他們下一步的掃蕩、清鄉難以開展，而新四軍則利用水網優勢處處處襲擊日軍，至抗戰后期的車橋、南坎戰役后，蘇中敵我平衡也被打破，日軍被壓縮在大城市寸步難行。

就這樣，粟裕指揮新四軍控制了蘇中80%以上的土地，初步建立起我軍的江南“關中”。

進行軍事斗爭的同時，粟裕也沒有將發展根據地經濟的擔子撂下。他深知蘇中不僅是我軍的軍事重地，更是兵源、財賦聚集的富庶之地，要做好長期在此地積蓄物力、財力和人力的準備。

隨即，粟裕組織部隊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一邊創辦被服廠、印刷廠、卷煙廠等生產企業，一邊建立起稅收、貿易等財政經濟制度，并率先在華中根據地印發了帶有毛主席頭像的貨幣，保障了蘇中根據地的需要。

每天百萬擔的公糧、兩千萬元的稅收，以及蘇中卷煙廠火爆暢銷的“飛馬牌”香煙，為新四軍貢獻了巨大的財富。這樣一來，部隊的后勤就變得相當充裕了。多年之后，新四軍1師的老戰士們還會饒有興致的回憶起那段往事：

及至解放戰爭初期蘇中新四軍與山東八路軍會師之際，對方都不禁投來驚詫的目光，五顏六色的綢面絲棉被、部分綢子襯衣、時髦的分頭讓他們對新四軍的“富裕”贊嘆不已。

這也難怪，在長津湖戰役的緊張時刻，陶勇會懷念昔日粟裕帶領蘇中新四軍“致富”的那段流金歲月。

除了后勤給養上的提升，新四軍1師的“高科技”武器也是屢見不鮮。在粟裕的關懷下，蘇中根據地建立起擁有50多名干部、200多名工人且能制造迫擊炮、月產炮彈一萬發的兵工廠。

在1944年受命南下期間，蘇浙軍區部隊實現了每團配有一個炮兵連、每連配備一個炮兵班，73毫米迫擊炮配發到連、52毫米迫擊炮配發到排的“奢侈”目標，放眼當時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各部隊尚屬“獨一份”。

值得一提的是，在對天目山區的國軍“摩擦”部隊發起反攻時，對方驚奇地發現，新四軍的裝備竟比國軍的還要好，300多門迫擊炮瞬間將反動的國軍打得暈頭轉向，潰不成軍。

不僅如此，粟裕還命令陶勇組建了以木船和汽艇為載體的海上部隊，算是開創了我軍海戰部隊的先河。

但僅僅做到這些還不夠，為培養人才、充實干部隊伍，粟裕充分利用蘇中教育資源發達、民眾整體文化素養高的優勢，大量吸收青年學生入伍，然后分配到一線部隊擔任干部。

據新四軍老戰士趙政回憶，他在1941年和9個上海女青年輾轉來到蘇中報道時，由于9人都有高中文憑，因而剛進部隊就領到了20元的津貼。要知道，當時的普通戰士也只有8元津貼。用當時負責人員的話講：“高中生就應該拿20元”。

這樣的優厚待遇，自然讓知識青年們踴躍加入。至1941年10月，知識分子在新四軍1師營以下干部中占比達60%，在連指導員中占比達70%。其中畢業于清華、北大及“海歸”的周林、楊愷、張崇文、韓念龍等人均被分配到師部工作。

在那個“大老粗”、“文盲”遍布的時代，新四軍1師已經基本實現了“革命化”“專業化”和“知識化”目標，不能不說是一件奇聞。

在粟裕的努力下，蘇中成為我軍南方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中心。在此基礎上，新四軍1師和6師的得到很大程度上的發展與提升。1師下轄的3個旅，日后發展成為華野赫赫有名的“鐵拳部隊”1縱、4縱和6縱。

既有“戰必勝、攻必取”的韓信之能，又有“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的蕭何之才，從這一點來看，粟裕不僅在軍事指揮方面是元帥級別，根據地發展建設方面同樣也是元帥級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