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青海“昆侖石刻”的學術爭議還在持續，引起學界和超出學術圈的社會討論。知名遺產研究專家、文物出版社原總編葛承雍7月16日撰文認為，青海瑪多縣扎陵湖北岸發現的石刻可能不是秦始皇遣使的文物，而是后來王莽時期派使采藥和巡視宣威的石刻。時代不一樣，中間隔了200多年。用前代逝去的歷史去釋讀后代產生的石刻文物，顯得疑點重重，不具有說服力。

仝濤研究員調查青海瑪多縣扎陵湖北岸摩崖石刻、發現石刻題記無疑是一個有重要意義的發現，我說仝濤功莫大焉，實為贊揚他田野調查的辛苦，親手觸摸巖壁上的雕琢遺痕，風餐露宿，尋找新知。但我并不同意他對石刻文字的解讀，因為石刻時代判斷差之甚遠。

石刻存在著殘破不完整的缺憾，究竟是用“昆侖石刻”還是“采藥昆侖”來命名，究竟是鐫刻實證還是臆想偽造，引起學界和超出學術圈的社會討論，包括治秦漢史學者的懷疑，這場討論超越了單純的學術爭議，似乎要成為一場全民參與的文化討論。我看后提一點點建議，供有興趣的同行參考。

1995年7月筆者受國家文物局委派考察青海的絲綢之路申遺點，青海省文物局安排考古所幾位領導先后帶領我們考察申報遺址地，重點之一就是考察漢文化與羌、胡文化交流融合的特點，我們進入絲路南道通向西域的重鎮海晏縣西海郡故城，這里是湟水流域迄今發現的規模最大漢代城址。

青海海晏縣西海郡故城

青海海晏縣西海郡故城出土的漢代“西海安定”瓦當

西漢中葉以前，青海絕大部分地區幾乎都是羌人聚居之地，當時漢軍活動地域僅限于湟水下游地段，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漢將率兵十萬深入河湟地區，迫使羌人西走，漢王朝始設護羌校尉，專事管理羌人事宜，并成為定制。從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到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為加強監控河湟地區，先后設立金城郡管轄七縣，正式納入中原王朝郡縣體制之內。王莽當權后為炫耀威德，招撫羌人獻地稱臣，于青海湖環湖地區建立西海郡。由于西海郡地處偏遠牧區，遺存保存較好，西海郡及下隸屬五城在1983年被發現，西海郡城規模最大并設驛站及烽火臺，城內多次發現王莽時期錢幣和錢范。在20世紀40年代，海晏縣“三角城”古城就發現了“西海郡，始建國，共河南”篆刻九字虎形石刻，1987年又發現著名的“始建國虎符石匱”，高約2米，匱蓋上雕刻伏虎，篆刻“西海郡虎符石匱，始建國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戎造”銘文，據說原內置“符命四十二篇”。這是王莽假托天命大造輿論的產物，這么大的石刻少說也有幾噸重，王莽時期符匱祥瑞氛圍下的龐然大物確為全國首見。

青海海晏縣西海郡故城出土的新莽大泉五十陶范

青海海晏縣西海郡故城內出土的虎符石匱（博物館復制品）

新莽虎符石匱文字

新莽虎符石匱

這都提示我們，研究古跡文物一定要明白這個地域的歷史風貌、歷史背景，歲月沉淀下來的那些“歷史肌理”，作為不可磨滅的具象印記，需要慢慢揣摩、理性分析，不可輕易說“偽”言“假”。要深入歷史細部，不能借虛構之槳，駕想象之舟，去還原一個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歷史場景，或是把現代個體生命體驗強加到古人身上。

如此，我們再來看看“昆侖石刻”的30余字記載。

一、首先從秦漢歷史背景考慮，秦代文獻沒有關于青海官方活動的記載，漢代歷史文獻才開始涉及西戎，漢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派中郎將平憲以財物利誘羌人首領良愿，使其率部遷出青海湖（鮮水海）、允谷（今共和縣）、鹽池（今茶卡鹽湖）等水草豐美之地，獻地歸漢。西漢末年王莽當了新朝皇帝后，構建“四海歸一”的政治象征，曾對青海羌人展開歸降活動，派員赴青海大肆宣威，并于元始四年建立了西海郡，這是中原新朝中央政權第一次對青海的統治管理。據史書說是為湊齊“東海、南海、北海、西海”四郡體系，標榜“四海歸一”，于環湖地區設西海郡，郡治龍夷城（今青海海晏縣三角城遺址）。青海海晏縣出土新莽時期“西海安定”瓦當和“西海安定元興元年作當”的瓦當，應該是西漢王莽時期延續到東漢初年的證據鏈。

二、石刻上這個“皇帝”，可能并不是秦始皇而是西漢末年建立新朝的王莽。王莽元始四年（公元4年）加號“宰衡”后第二年就稱攝皇帝，居攝三年宣布建立新朝，國號新，始建國元年正式登上皇帝寶座，成為“真皇帝”。王莽派遣朝廷要員分赴全國各地，宣傳新朝“皇帝”的皇威。史載“遣使者赴各地及匈奴、西域，收漢印綬，頒發新室印綬”。新朝建立前后歌頌王莽的風潮曾席卷各地，既有儒生“追隨者”也有官吏“引領者”，似乎是西漢末年出現的特殊政治新樣態，標榜王莽開辟新紀元。

三、王莽沿襲秦漢制度設立“五大夫”這個官職。秦代有五大夫，而王莽又依據《周禮·王制》在居攝三年和始建國四年，兩次建立五等爵封制，但是王莽新朝時期“五大夫”是五個特定監察官職，這“五大夫”并非指五位官員姓氏或個人，而是依《周禮》“五事”（貌、言、視、聽、思）設立五大夫，分別定名司恭、司從、司明、司聰、司睿，形成專職監察系統，覆蓋君主德行、君臣規范、政策透明、輿情監督、決策分析等職能。石刻上“五大夫”可能就是王莽巡狩活動派出的“臣”下“翳”，應有督查職責，并不是采藥的太醫或醫官。王莽時期官制依據《周禮》改名換名，煩瑣不堪，細節凌亂，史書有記載，不再啰唆。

四、王莽當皇帝后在儒生出謀劃策下迷信讖緯，又追求長生不老，頻頻派人采藥。王莽與秦皇漢武一樣，對口服丹藥、神藥道術眷戀不厭，喜聽方士蘇樂的游說，始建國二年（公元10年）開始大搞神仙事，起八風臺，種五粱禾，尤其對養性延命的情趣興奮不已，打發宮中之人分赴各地采藥養生。其實，漢成帝時期燕齊之間方士言神仙之術者以萬數，漢成帝因其無子，耗費巨資尋求不終之藥（長生藥），方士聲稱可“入海求神采藥”。正直敢諫言的谷永痛批采藥求仙的荒謬。漢代皇室派人求藥之事多次出現，因而王莽朝中方士也不少，例如史書記載的涿郡方士昭君等專給他講道術。因而，攜帶方士隨車隊“西巡”是堂皇亮相的皇命，下車“采藥”則是隱性實在的差遣。青海高海拔地區是冬蟲夏草采藥之鄉，以?玉樹、果洛為核心?，輻射三江源及省內多州市高海拔草甸，本土藥物資源豐富，“采藥”的摩崖石刻出現在這里就可以理解了。

五、石刻每列的首字幾乎都有石層破損筆畫缺失，細辨“廿六年”，由于殘破斷缺，不能肯定地說就是秦始皇廿六年。“六”很像“元”字，疑為“元年”，王莽有“天鳳元年”“始建國元年”年號。“廿”斷缺很可能是其他字。天鳳六年（公元19年）王莽曾令太史令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自言“己如黃帝仙升天”，以此誑哄百姓。這一時期歷法變動搞得人們不知所措，但是現在發現的石刻具有王莽新朝時期的鮮明特征，一些字呈扁平形，有的呈豎條狀，與“虎符石匱”字體相比非常接近，王莽時期就是常用這類字體做復古表意，不少“新莽”文物留下復古周禮的痕跡。有人說該石刻鐫刻字體為典型的秦小篆，恐是因不了解篆書發展的誤判。

六、殘破的“翳”字，很可能是“王翳”。《史記·項羽本紀》記載漢初因功封臣有一個王翳，但是幾百年過去了，這個石刻的“翳”或許是王莽委派的一個王姓宗室官員，漢成帝時王家就有五人擔任大司馬，九人封侯，當時王莽封了一大堆王姓宗族官員王舜、王尋、王邑、王興、王盛等，分遣五威將軍王奇等12人馳傳天下，頒行符命，到各地宣稱他的“皇威”，刻石樹標，表示立新代漢是順乎天意，求得人心安定與世間太平。王莽新朝被授予王姓宗族至少有幾百人，史料有限無法精確統計所有被封官人數，所以石刻上王翳究竟來自何處只能待查了。

七、王莽派出的十二支宣威小分隊，東西南北都有“車”以示雷厲風行，有時以四馬大車“建虎旗”示威天下，有時命五威將坐著繪有天文圖像的車子“馳傳天命”。原來從漢武帝到王莽時期就有各式各樣的“車”紛紛亮相，青海省博物館曾展出考古出土的漢代木軺車馬，文物比比皆是，不再多說。王莽時期五威使者乘車“馳傳天命”安撫人心是當時一項政治任務，王莽“變法改制”其中一項就是按照《周禮》行巡狩禮，天鳳元年二月建寅之節開始按東南西北四個方向依次巡勸各地，督民農作，獲粟藏糧。從石刻上有“一百五十里”來看，刻工粗糙欠規范，只是在沿途巖壁局促的空間做局促留刻文字，可能在此場合做一個簡單的題銘儀式，還沒有到達目的地，難以攜帶巡勸成果返回長安復命。

八、關于“昆侖”一詞，史書作“崑崙”或“昆侖”，多年來莫衷一是，一些學者認為是外國文字對音或匈奴阿爾泰語的音譯，2000多年來中國人都認為昆侖是一座名山或仙山，因此有“神的昆侖”和實際的昆侖、中古境內昆侖和異域昆侖之分，很難有人能面面俱到解釋“崑崙”之義，究竟是顏色之意還是種族族名，《竹書紀年》《尚書·禹貢》《逸周書·王會解》《史記·夏本紀》《穆天子傳》《山海經》等都有著錄，不擬重復引書論述，但昆侖一語與西北民族、地理有密切關系則是無疑，王莽派人求藥的“昆侖”，也是一個遠不可及的、籠統的地域代名詞罷了。秦人尋藥與漢末采藥都是方位不清的“昆侖”，至于說“實證古代‘昆侖’的地理位置”，恐怕還“實證”不了，見仁見智，不再贅述。

總之，青海瑪多縣扎陵湖北岸發現的石刻可能不是秦始皇遣使的文物，而是后來王莽時期派使采藥和巡視宣威的石刻。時代不一樣，中間隔了200多年，正因為時代相距不同，所以文字書法、干支歷法、詞語辨識、砂巖風化，所有的證據法都靠不上、掛不住，用前代逝去的歷史去釋讀后代產生的石刻文物，怎么能不疑點重重，怎么能有說服力。出土文物必須和歷史文獻相印證，既要“眼界高”還要“細節控”，憑空猜想只會誤入歧途，信口開河說“這是作偽者的一個惡作劇”，更是超出了正常的學術辯駁。西北大學已故老先生陳直教授生前曾教育我們學生說，要能懂秦漢史必須讀懂《漢書·王莽傳》，幾十年前我寫過《王莽新傳》（西北大學出版社1997年），《儒生、儒臣、儒君》（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對王莽時代種種復古歷史現象做過一些探討，后來研究領域轉行不再專業鉆研秦漢，但對新莽時期出土錢幣、度量衡、簡牘、金屬實物等文物仍懷有熱情關注，所以提出一點點建議供學界參考。

石刻橫空出世，穿透秦漢歷史，七旬老人姑妄言之，姑妄信之，聽憑歷史慢慢考釋落實，直到最終能還原本真面貌。歷史中很多真實故事都會因為年代久遠、磨損、破碎，消失在時間的長廊，考古文物只有借助同時代語境的社會歷史文獻，才能將歷史可靠地真正復活。

（原文刊載于《光明日報》7月16日8版，標題有個性）

來源：葛承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