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場信托“繼承之戰”引發全網熱議，娃哈哈創始人宗慶后遺產爭奪戰中，三名自稱“非婚生子女”的原告在香港法庭提起訴訟。他們聲稱宗慶后通過香港匯豐銀行設立了約18億美元的信托基金，而宗馥莉卻認為這份缺乏書面文件的信托根本無效。

信托的本質

信托是一場基于信任的托付。

《信托法》第二條將其定義為：委托人基于對受托人的信任，將其財產權委托給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義，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管理財產的行為。

這個法律結構中有三個關鍵角色：你（委托人）把財產托付給信任的人或機構（受托人），讓后者按你的意愿為他人（受益人）管理財產。

想象一位企業家，擔心創業失敗后家人生活無著。他可將部分財產設立信托，委托專業機構管理，指定家人為受益人。即使創業失敗，信托財產也不會被清算，繼續保障家人生活。這就是信托的核心魅力——搭建財富與風險之間的防火墻。

信托設立門檻

信托不是隨口一說就能成立。

《信托法》第八條規定：設立信托必須采取書面形式。書面形式包括三種：信托合同、遺囑或者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書面文件。

我國明確禁止宣言信托（以自己為受托人設立信托）和雙重信托（受托人將信托財產再設信托），防止利用信托架構規避債務。

在娃哈哈案中，爭議焦點正是信托的設立形式——原告主張的2003年信托缺乏宗慶后簽署的書面文件，且資金來源于未來分紅而非即時轉移的財產。這種“先天不足”讓信托有效性備受質疑。

信托財產獨立性

信托財產的神奇之處在于它的法律隔離特性。

根據《信托法》第十五、十六條：信托財產既獨立于委托人未設立信托的其他財產，也獨立于受托人的固有財產。

這意味著：

當委托人破產時，信托財產不被納入清算范圍

當受托人死亡或破產時，信托財產不成為遺產或清算財產

信托財產產生的債權不得與受托人固有債務抵消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執行工作中進一步強化善意文明執行理念的意見》第3條進一步明確：除非符合法定情形，法院不得對信托資金采取保全或執行措施。這道“破產隔離”屏障讓信托成為高凈值人群眼中的資產保險箱。

然而近年司法實踐連續三次擊穿了信托的“銅墻鐵壁”：

武漢張某案（2020）：國內首例涉家族信托執行案。丈夫用婚內財產為第三者及非婚生子設立信托，原配勝訴后法院凍結信托資金1180萬元，但允許繼續支付生活費。法院以“凍結不涉及實體處分”為由回避了程序正當性問題。

聊城路某案（2025）：非法行醫違法所得設立信托混入合法資金。法院確立三大規則：違法收益延續論、混同資金整體執行論、價值追繳擴張論。一句話：贓款污染效應讓合法部分也失去保護。

南通崔某案（2023）：最激進突破！法院直接將被執行人的家族信托基金定性為“存款”扣劃4143萬元，完全跳過《信托法》第17條要求的審查程序。刑事退賠的強制執行力碾壓了信托財產的獨立性。

信托的風險防控

信托運作中暗藏多重風險：

法律風險：如宗慶后案中，用未來股權分紅作信托財產可能被認定公司資產無法獨立

信用風險：受托人若違背《民法典》規定的“信義義務”，可能損害受益人利益

操作風險：未完成登記備案可能導致信托無效

跨境風險：娃哈哈案同時訴諸香港與杭州法院，凸顯法律沖突

防控的關鍵在于：

合同設計：明確約定信托目的、受益人范圍、受托人權責

財產純粹性：確保信托財產來源合法且完全轉移

法律銜接：刑事涉案財產可能突破民事保護

跨境協調：資產所在地法院對信托有效性具有天然管轄權

財富與信任的終極命題

信托的本質是信任的托付。

法律提供框架，實踐卻充滿變數。宗慶后爭產案中，血緣關系確認與信托有效性認定成為兩大關鍵變量。據媒體報道，3名原告已經向杭州中院提起確權訴訟，要求分割娃哈哈集團29.4%股權。若DNA鑒定支持親子關系，三名非婚生子女可能各得一部分股權，徹底改變娃哈哈權力格局。

而在香港法庭上，普通法“實質重于形式”原則可能讓缺乏書面文件的信托“起死回生”——只要證明資金持續注入和受益人指定。這凸顯了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的根本差異。

信托曾被視為財富傳承的終極解決方案，今日卻站在十字路口。信托的保險箱功能從未絕對安全，它的堅固程度最終取決于法律條文背后的社會共識與司法智慧。財富傳承的終極難題或許不在法律條文里，而在人心對信任與公平的永恒求索中。

來源：律游記借助AI創作，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