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檢察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應當以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根本屬性和憲法定位為核心，以基本職能為依托，撐起刑事檢察自主知識體系的“四梁八柱”，不斷深化底層邏輯和頂層設計——

構建刑事檢察

自主知識體系的實踐面向

構建中國檢察學自主知識體系，既是堅持傳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檢察制度的理論結晶，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檢察制度未來發展的體系基石。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特色檢察制度不斷發展深化，形成了極具中國特色、立足中國國情、區別于移植他國制度的檢察制度。發展至今，在我國法治體系逐漸完善的當下，總結、研究、構建我國檢察學自主知識體系正當其時。作為刑事檢察的司法實務人員，筆者擬從實踐角度淺談刑事檢察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實踐需求。

構建刑事檢察自主知識體系的路徑

著眼于我國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根本屬性和憲法定位。最高人民檢察院應勇檢察長指出，刑事檢察全過程參與、全流程監督刑事訴訟，是檢察機關的基本職能、重要職能，是中國特色刑事司法制度優越性的重要體現。刑事立案監督、偵查活動監督、審判監督、刑罰執行監督等是帶有鮮明自主特色的監督職能，體現法律監督屬性；審查逮捕、審查起訴、出庭公訴等是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體現。刑事檢察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應當以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根本屬性和憲法定位為核心，以基本職能為依托，撐起刑事檢察自主知識體系的“四梁八柱”，不斷深化刑事檢察自主知識體系的底層邏輯和頂層設計。

傳承發展我國刑事檢察的自主基因，堅持守正創新，積極回應法治實踐需要、國家發展大局需要。構建刑事檢察自主知識體系，要堅持制度自信、歷史傳承，增強對刑事檢察知識體系的理論認同。同時，應著眼社會發展穩定、國際局勢變化的新挑戰、新需求，秉持開放胸懷，不斷豐富刑事檢察自主知識體系的內涵和外延，更好服務高水平安全和高質量發展。

構建刑事檢察

自主知識體系的實踐面向

完整全面準確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構建刑事檢察自主知識體系的基本遵循。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順應了我國刑事犯罪結構變化的需要。近年來，我國刑事犯罪形勢正在發生一些變化，刑事犯罪結構也呈現顯著變化，重罪案件占比明顯下降，輕罪案件占比持續上升。在構建刑事檢察自主知識體系過程中，要充分考慮我國犯罪態勢、犯罪結構輕重變化的特點，精準把握“寬”與“嚴”的辯證關系。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實現治罪和治理并重的最優方式。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不僅是應對我國刑事犯罪結構變化的現實選擇，也汲取了中國古代寬猛相濟思想的精華，是積極有效回應調處、化解社會矛盾和穩定社會發展的智慧結晶?！皣馈笔菫榱朔€定，“寬”也是為了穩定，譬如，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構建就是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時代化應用的產物，豐富了刑事司法與犯罪治理的“中國方案”。

輕罪案件中“寬”與“嚴”的把握面臨更大挑戰。當前增長的刑事案件大部分是輕罪案件，其中部分輕微犯罪處于罪與非罪的臨界點，面臨是否構罪及是否予以刑事處罰的抉擇。如何準確認定犯罪、準確運用起訴裁量權出罪，考驗檢察人員準確把握寬嚴相濟的司法處斷能力。對于輕刑犯罪，不能簡單滿足形式要件即定罪處罰，應當構建社會危害性的犯罪屬性實質判斷標準；對于抽象危險犯，不能僅因實施了抽象危險行為即予以入罪，應當構建行為危險性程度是否可能引發嚴重危害后果的綜合判斷標準；對于行政犯，要從刑法法益是否受到侵害進行實質判斷，避免將僅違反行政管理法規但未損害刑法法益的行為，簡單入罪處理；反之，也應避免將損害刑法法益、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作為行政違法或評價為情節輕微，不予刑事處罰。

總之，在構建刑事檢察自主知識體系中，面對占比大幅上升的輕罪案件和愈發疑難復雜的重罪案件，要堅持“三個善于”的司法理念，構建寬與嚴的對象、內容、要求、標準，構建全面準確適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一攬子制度規范體系。

把握檢察機關作為“保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重要力量”的角色定位，推動構建以證據為中心的刑事指控體系。主要從以下兩方面著力：

一方面，加強構建保障檢察機關刑事指控、提升檢察人員指控能力的配套制度機制?！耙宰C據為中心”要求檢察人員增強證據意識，只有夯實指控犯罪的證據基礎，才能取得精準有力的指控效果，而這一過程必須貫穿刑事案件辦理全過程。在刑事檢察自主知識體系建構中，要注重完善我國特有的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機制，加強提前介入、引導偵查、強化偵查監督，把證據風險防控于公安機關移送起訴前。有些案件在公安機關移送起訴后，還存在一定證據缺口，但由于距案發較久，難以開展有效補充偵查，導致起訴面臨進退兩難。因此，要加強提前介入制度構建，規范提前介入的范圍、時機、效力等，并納入刑事訴訟法修改，確立法律依據，加強引導偵查的及時性、規范性，從偵查源頭上夯實證據基礎。完善退回補充偵查和自行補充偵查制度機制，要增強檢察機關補充偵查的制度剛性。對于公安機關怠于補充偵查的，要建立責任機制，同時要構建自行補充偵查規則、親歷審查規則，主動發現和獲取證據，增強發現證據問題的能力，防止案件“帶病”進入審判階段。要強化檢察官出庭指控能力構建。隨著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全面實施，大多數案件出庭公訴的對抗性減弱，而新型疑難復雜案件不斷增多，庭審對抗難度加大，對檢察官出庭能力提出了挑戰。因此，要將提升出庭指控能力的制度機制納入刑事檢察自主知識體系構建。比如，應對普通程序、簡易程序、速裁程序案件和疑難復雜案件構建分類出庭公訴方式，有針對性地提高不同類型案件的當庭指控能力、辯論能力、應變能力。

另一方面，加快刑事證據規則體系構建。以證據為中心的刑事指控體系對我國刑事證據規則體系完善提出了新的命題。我國目前刑事證據立法較為單薄且分散，一定程度影響制約了司法適用。在構建刑事檢察自主知識體系過程中，要著重關注刑事證據規則體系的構建和完善，協同在刑訴法第四次修改中有序推進。比如，大數據時代，證據越來越多地呈現電子數據形式，且呈現出海量特征，這對證據的收集、審查、運用帶來新的挑戰。通過提取手機等電子設備中微信聊天記錄、網頁瀏覽記錄、轉賬記錄、導航記錄、定位記錄等電子數據，輔助指控犯罪已成為司法辦案新常態。但電子證據具有易刪改、轉化難、數量大、審查分析難等特點，需要確立電子數據證據的收集和審查規則。對于海量證據，建議探索構建允許對大規模同質化的類型證據進行抽樣取證的方式及確立審查方式，抽樣取證結果應重點審查抽樣分布的廣泛性和代表性、抽樣程序的嚴謹性，從而符合一般的統計學法則。

深化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構建，構建案件分流轉處制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近年來對我國刑事訴訟影響最大的制度改革之一，檢察環節是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主要環節和場域。目前，制度適用的初期階段基本完成，在刑事檢察自主知識體系構建中，要關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深化運用問題。

提升認罪認罰的真實性、自愿性。構建在概括性自愿認罪的基礎上，保障犯罪嫌疑人理性自愿認罪認罰機制及從寬權利的準確實現。實踐中，被追訴人認罪認罰的意愿往往是真實的，但囿于法律知識的欠缺，如何在自愿認罪的前提下準確理解涉嫌罪名及事實證據、量刑建議與從重從寬量刑情節至關重要，必須在保障理性自愿基礎上加強機制構建，減少不必要的認罪認罰反悔，提升案件辦理質效。

提升量刑建議的規范性、恰當性。要持續健全量刑建議形成機制，增強聽取意見的實質性，堅持量刑原則與規范化方法，以及細化、擴充常見犯罪量刑指導意見。構建充分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的量刑輔助系統，發揮促進量刑規范化、科學性及量刑平衡的作用。還應進一步確立認罪認罰情節可以跨檔減輕、免除處罰的具體應用規范標準，最大限度滿足司法實踐中退贓退賠、修復社會關系的減輕量刑的需求，確保罪責刑相一致。此外，對于犯罪性質惡劣、危害后果嚴重的重罪案件認罪認罰的適用，及如何準確把握從寬的問題也需要進一步明確，同時，也要著力解決單位犯罪如何認罪并接受處罰等實踐難題。

為進一步提升辦案質效，還應構建快速審理方式以及速審方式與普通審理方式的有效性轉換機制；構建認罪認罰案件的抗訴標準，以實現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效率價值與二審救濟價值的平衡；明確值班律師的職責定位與辯護職能實質化等。

深化刑事檢察基本職能履行，傳統職能深化拓展與新要求新挑戰并存。構建刑事檢察自主知識體系，要強化審查逮捕、審查起訴等基本職能的依法全面履行。在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的價值指引下，審慎把握案件的捕與不捕、訴與不訴。應當準確區分逮捕和起訴標準，避免捕訴標準混同；要進一步明晰不批捕、不起訴標準，準確區分無犯罪事實不捕、證據不足不捕、無社會危險性不捕，以及不捕、不訴具體情形，避免不批捕、不起訴類型混用；對“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等重要條款的理解適用予以細化；健全完善不起訴后的非刑罰處罰措施及行刑銜接機制；構建補充偵查的跟蹤監督機制，避免有罪不究或形成掛案。同時，需要進一步完善逮捕、起訴辦案質效評價標準，既約束檢察官履職辦案，也激勵檢察官擔當盡責，實現高質效辦案。

深化構建檢察聽證制度，實現聽證的多樣化、實質化。檢察聽證作為檢察機關踐行司法公開、增強司法透明度、公信力，保障當事人知情權、參與度的重要舉措，在刑事檢察中具有獨特價值，極具中國特色。在聽證的類型上，除對不捕不訴案件、羈押必要性審查以及有重大社會影響案件不起訴、不羈押等聽證外，對專業性、技術性強的技術性證據、專門問題、專家證言等影響案件認定判斷的關鍵證據，也應當納入聽證范圍，邀請鑒定人、專家、技術性證據出具人員參與聽證，廣泛聽取各方訴求，充分釋明專業意見，助力檢察官審查辦案。同時，對不起訴聽證也可以構建繁簡分流機制，組織簡易聽證、集中聽證，以更好適應案件具體情況。

因應時變、開放包容、創新發展、拓展需求。刑事檢察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應積極回應科技發展與國際形勢需要，不自封于傳統研究領域、不桎梏于既有方式規則。一是將大數據融入偵查監督，促進刑事法律監督的科技化轉型與傳統監督融匯結合，個案審查的傳統監督方式和借助數字檢察的新型監督方式共同構成加強刑事訴訟監督的兩個重要方面。二是構建案例指導制度，建立推選程序、立項程序、審核發布程序、案例體例、失效清理程序等程序完善的案例指導制度，將案例指導作為與法律、司法解釋并行的司法制度，形成以成文法為基礎、案例指導為補充的司法辦案規范體系。三是將不同于以往僅限于國內法視角的研究拓展至涉外法律研究，深入研究外國法律規則和復雜多樣的國際慣例，促進完善我國刑事檢察知識體系，應對多樣化、復雜化的國際需求。

（作者為最高人民檢察院普通犯罪檢察廳主辦檢察官、二級高級檢察官，法學博士，全國檢察業務專家劉辰）

（來源：檢察日報·理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