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縣在明代無縣志，其概況僅見于明萬歷三十一年（1603年）所刊之十六卷本《衛輝府志》，至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始有第一部《汲縣志》。

關于西門石橋的始建年代、修繕維護等情況，此二志書均未提及。

萬歷皇帝——明神宗朱翊鈞（1573年——1620年在位）之弟潞王朱翊镠在衛輝府府治——汲縣的就藩，促進了府治城垣建筑建設的改變。據載，“至萬歷十三年（1586年），建潞王府第、拓城前三面，增七百三十二丈，共八里七十步，高廣與舊同，外磚內土。新添東門，合舊門為四，東曰賓陽、南曰迎薰、西曰眺行、北曰拱極。門樓四，高聳壯麗……”

之后，崇禎年間（1628年——1644年）河南按察司衛輝府巡道蒲州人常道立對“北鹽店城”“西鹽店城”的“創建”，證明朱翊镠控鹽營利之舉的影響至深，甚而連懷慶府六縣的食鹽供應亦需在此立廠轉發。

二城與府城品字狀布局的形成，使得原本溝通馬市街、順城關與府治城垣的西門石橋，其作用進一步強化凸顯，然而這人來人往、存續至今的歷史地標卻依然無法進入府志、縣志的記載中，它的“鎖鑰”地位已被熟視無睹……

其與西門“眺行門”的真實面容直至1901年11月慈禧回鑾北京途徑汲縣時，才得以首次顯現。只是此時的泱泱華夏已被《辛丑條約》的簽署而蒙羞。

照片中，“眺行門”巍峨高大，北城墻蜿蜒雄偉，東北角的角樓完整聳立。

磚石構成、古樸簡約的西門橋，在城墻的映襯下顯得低矮，沒人能想到它的第一次“出鏡”竟是在如此的歷史進程中。歷史的厚重往往是榮光與恥辱的共存。

1938年2月15日，昔日民國大總統徐世昌的堂弟徐世芳公然親率汲縣部分紳士、地痞流氓，在德勝橋歡迎日軍石黑聯隊、并引導部隊途經西門石橋進入汲縣城垣。汲縣又淪入被異族倭獸欺凌屠戮之境地。

兩名日軍軍官在橋上留影。

其后地上擺放著由木棍與鐵絲網組成的“拒馬”，證明石橋會被此“拒馬”攔截以過往人員。

他們身邊一側的石欄雕琢簡單，并無一些石橋上的獅子、瑞獸等裝飾。并不寬敞的橋面上鋪著長短不一的石板，坑坑洼洼之狀頗為明顯。

站立在石橋上向南望去，映入眼簾的是兩名漁民劃船打漁的畫面，其右側應是順城關一帶。

據載，“西關外有名順城關街者，住有漁人數家，各蓄短舸一二，具時而撒網，則入罩者如一寸二寸之鯽，時而搬罾而落套者為一指二指之蝦”。然而此照片中，寬闊的河面上的漁民卻如此寥寥、頗顯寂寥。

立于橋上，但見遼闊的北護城河與“高聳壯麗”的城墻互為映襯，古風洋溢。

據載，“（汲縣）城外有濠，西北最深，寬廣若衛河，水蒼黝，多魚藻，小舟往來，捕魚蝦售于市。舊日遇旱則涸，自華新紗廠開工，洩水濠中，水量大增，雖旱不竭……”

短短二十余年，東北角的角樓已低矮、無昔日慈禧在汲縣時的高聳之氣，代之高聳的是1922年3月22日投產的華新紗廠煙囪。

但日軍的占據，使華新紗廠亦隨之淪為入侵者的軍管工廠。

日軍隨軍記者在眺行門城樓上拍攝的西門石橋。

結合日軍拍攝的多張石橋照片，可知石橋為單孔橋。

此照片中護城河已結冰，凄清的橋面上行人裹著厚厚的衣服。古樸的街道和民房難以掩飾這大氛圍中人的行色匆匆，曾商賈云集的馬市街和順城關市集已成昨日黃花。

窩火憋屈、任人凌辱的日子，誰能舒坦！？

唯有這存續至今的歷史地標——西門石橋默默地承受、傳遞著這段令人沒齒難忘的歲月——辛丑之恥及八年之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