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中國外交部在結束中國-非洲長沙外長級峰會后宣布，將與全部52個與中國建交的非洲國家談判并簽署一項新的經濟協議，豁免其所有對華出口關稅。

中國外交部官方新聞通報回顧去年 9 月北京峰會期間所作承諾的落實情況后表示：“中國已準備好……歡迎非洲的優質產品進入中國市場”。于此同時，消息人士披露，認識到坦桑尼亞和馬里等最不發達國家的企業在市場全面開放后可能面臨與南非等發達國家企業相比的顯著劣勢，中國承諾采取額外措施支持最不發達國家，包括培訓和市場推廣。

盡管這一政策延續了中國一貫“更照顧最窮國”的對非經濟政策傳統，但許多專業人士認為，此次中方推出的措施與以往相比最鮮明的特色，是對擁有大量工業化、半工業化增值產品制造基地的相對發達國家更有利，方便其利用龐大的中國市場。正如專注于非洲的咨詢公司 Development Reimagined創始人萊德 (Hannah Ryder)所言，這一措施“將令諸如肯尼亞、南非、尼日利亞、埃及、摩洛哥之類非洲中等收入國家得以發展其外向型加工代工產業，因為這些產品如今可以免稅進入中國市場了”。

近年來中非貿易總額飛速增長的同時，中國對非貿易順差繼續擴大，2024年已高達620億美元，如果不能找到根本性解決方法，隨著非洲各國購買力見頂，雙邊貿易陷入滯漲不過時間問題。在“后全球化時代”，相對開放的非洲市場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旦出現滯漲，后果可想而知。

不僅如此，貿易戰的白熱化和全球產業鏈的支離破碎，令全球各大經濟體或主動、或被動卷入重塑“全產業鏈”的拉力賽，中國龐大的過剩產能和巨大的勞動力缺口都亟需更大、更安全、更有彈性的新“出口”，以填補歐美及東南亞“鏈條段”不確定性增加的空白。

在堅信自身龐大市場的消化力、吸引力和中國主導型新產業鏈韌性前提下，充分發揮自身高居產業鏈“上位”，牢牢掌握經濟戰略主動權的優勢，通過免稅將“中國制造”產業鏈向勞動成本價格洼地延伸，拓展產業覆蓋地域，攤薄生產成本，并用“跑馬圈地”的方式將更多發展中國家納入未來“中國鏈”、“中國圈”，以期于無聲處起到“兵不血刃中排他”的戰略效果，并在長遠擴大中國經濟的市場基數，看似“讓利”，實則一本萬利。正如一些境外分析家所言，這是一項毫不掩飾意圖的“陽謀”，卻是只有建立足以自信的巨大且全域性優勢才敢去做的。

許多分析家指出，第一個在非洲全境推行類似戰略的并非中國，而是2000年5月18日由時任總統克林頓（Bill Clinton）推動生效、曾先后在共和黨和民主黨政府內任職的美國首任非洲事務助理貿易代表惠特克（Rosa Whitaker）主導、前駐扎伊爾大使的時任國會議員麥克德莫特（Jim McDermott）領銜提交的《非洲增長與機會法案》（AGOA），該法案授權美國總統逐年確定符合條件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享受對美出口免稅政策，盡管遠非全覆蓋且條件相對苛刻，但截止2023年1月1日仍有多達35個非洲國家享受AGOA，這一措施雖遠未達到設計預期，卻也令在非洲根基淺薄的美國于“青黃不接”之際維持了其在非洲的經濟和市場份額，未步英、法等國后塵。

然而2015年再度續約10年的AGOA今年面臨不續約即失效的局面，一方面美國不希望在非洲經濟競爭中被中國甩開，另一方面，隨著孤立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自拜登（Joe Biden）時代起美國就不斷試圖用所謂“鼓勵私人商業投資替代政府間援助”、“強調發展與機遇”等“空對空”手段，力圖在不增加甚至大幅減少對非投入的同時擴大非洲市場“存在感”，“讓美國再次吃虧”的AGOA也因此成為孤立主義者的眾矢之的，特朗普（Donald Trump）再次上臺后，取消或擱置AGOA的呼聲更趨高漲。

最新一屆美非峰會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于7月9-11日在華盛頓舉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本屆峰會是舉辦以來規模最小的一屆，僅有加蓬、幾內亞比紹、利比里亞、毛里塔尼亞和塞內加爾5個非洲國家與會。

盡管美國官方宣稱“安排與非洲國家元首進行此次會談和午餐對話，是因為特朗普總統認為非洲國家提供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商業機會，這將惠及美國人民和我們的非洲伙伴”，但正如業內人士所指出的，在非洲50多個主權國家中僅邀請不到五分之一，且非洲最大的經濟體南非、尼日利亞、埃及和埃塞俄比亞等非洲主要國家均未被邀請出席，且幾乎所有最需要外界經濟幫助的最窮國也同樣全體缺陣，這樣的“美非峰會”到底想達到怎樣的成果？

南非比勒陀利亞大學非洲政治和國際關系教授伊西克 (Christopher Afoke Isike) 將特朗普精心挑選的美國峰會嘉賓描述為其對抗中國和俄羅斯在非洲影響力的“唾手可得的果實”，認為“一方面，特朗普迫切希望達成一些協議，向他的支持者表明他正在為美國取得成果。但其中一些協議也與他致力于對抗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以及俄羅斯破壞美國在非洲大陸利益的惡意活動相符，非洲大多數地區大國要么是金磚國家的重要成員，要么渴望成為重要合作伙伴。（參加美國峰會的）這五個國家不屬于這一類別，因此是唾手可得的”。

許多專業人士指出，“在商言商”的特朗普受制于MAGA，很難切實支持、延續AGOA這種需要“對不相干國家花美國錢”的“讓利項目”（更不用說擴大），甚至毋寧說他“對非洲不屑一顧”，但于此同時他又醉心于成功學，渴望花最小的成本，在一切可能的領域和方向收獲任何可被吹噓為“成功”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AGOA被冷藏毫不足奇，甚至奧巴馬（Barack Obama）和拜登時代較為常見的“合家歡式”美非峰會也不被其青睞，取而代之的是找幾個較好拿捏的篩選后非洲國家，拉一個“包廂局”，如此則無需上什么“硬菜”就能賺回客人幾聲例行公事的隨喜，可謂多快好省。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期舉行的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美非峰會”只來了9個非洲國家領導人，時間僅有一頓工作午餐，菜單上只有“一菜一湯”（巨無霸麥當勞和健怡可口可樂），如今8年過去，美國在非洲市場相對“存在感”無大起色，“隨喜”的非洲國家降至5個，“工作午餐”倒是增加到三頓（白宮官方通告稱不管早晚飯），菜單不變。

盡管特朗普熱衷于否定民主黨前任的一切，但這顯然不包括在對非政府投資和讓利上做減法：克林頓、奧巴馬和拜登時代對非政府間投資援助唱主角的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被其親手解散，拜登時代延續的“用民間投資置換官方投資”策略變本加厲（只是餅畫得更大更敷衍），甚至，近期約10個非洲國家公民受到美國旅行準入限制——盡管動機是特朗普“打擊非法移民”的“招牌菜”。不僅如此，此前，特朗普政府已取消了USAID超過80%的項目，并對多個國家征收了“互惠”關稅，其中包括許多特朗普所說的與美國存在貿易逆差的非洲國家。

誠如伊西克等人所言，特朗普精挑細選地“組個小局”是“一場高風險的賭博，它符合美國通過投資重塑其在非洲影響力的目標，同時也是為了制衡中國并培育經濟自力更生的非洲伙伴，幫助非洲自力更生并不是因為他（特朗普）熱愛非洲，而是因為他對那些只想從美國尋求幫助的國家沒有耐心，此舉符合美國優先扶持能夠自力更生的國家的政策”。

問題是，美國此舉明明是以經濟目的為主的戰略，卻竭力試圖亟需在經濟投入、讓利上做減法的同時，軟硬兼施地從非洲國家牟取更多利益。而同樣的套路和“畫餅”，民主黨前任拜登無疑畫得更圓（至少他每次美非峰會都邀請幾十個非洲國家與會，甚至親赴西非塞內加爾“現場辦公”），而于此同時，中國對非的絕對乃至相對市場優勢還在擴大：且不說更發達、市場和產業能力更強大的金磚、準金磚國家，即便此番與會的5國也都不敢“舍中取美”：常駐達喀爾的資深政治媒體人迪奧（Mamadou Thior）和塞內加爾西非研究中心（WARC）負責人塞內（Ousmane Sene）等指出“誰都不是傻子”，與會的幾內亞比紹，總統恩巴洛（Umaro Sissoco Embaló）去年9月親赴北京，表達對中國“親切而誠摯的問候、中國是非洲的未來和兄弟，我國愿成為中國值得信賴的朋友和伙伴”，另一個與會國塞內加爾，總理松科（Ousmane Sonko）6月剛剛對中國“各方面的熱情幫助”給予了不吝溢美之詞的高度評價。

更有分析家指出，與會五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都是中國而非美國，隨著中方即將推出“中版AGOA”而美方拿出“包廂局”，特朗普的如意算盤恐只能收獲“形式上的成功”，當然，這也算達到其最小的預期。

事實上，中國目前不僅是五個受邀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并在基礎設施、采掘業和戰略領域確立了主導地位。例如，加蓬供應了中國22%的錳進口量，去年與該國簽署了超過43億美元的投資協議。在幾內亞比紹，中國修建了該國唯一的高速公路、重要的漁港以及許多核心基礎設施。與此同時，美國在貿易和投資方面落后。根據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數據，2003年，18個非洲國家（35%）與中國的貿易額超過了與美國的貿易額。到2023年，這一數字躍升至54個非洲國家中的52個（97%）。在整個地區，中國通過確保供應鏈安全并將自己定位為非洲國家的首要合作伙伴，將其經濟治國方略與地緣政治雄心相結合。此外，在中國一直試圖將自己定位為非洲國家的合作伙伴的同時，塞內加爾和加蓬都被列入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考慮實施全面或部分旅行禁令的36個國家之列。

阿凡提傳說里，阿凡提和巴依老爺爭論“財富和聰明二選一該怎么選”，阿凡提選擇了財富，遭到巴依老爺“白癡，換我就選聰明”的嗤笑，對此阿凡提以“每個人都會選擇自己最稀缺的東西”作答。如今的非洲正面臨著當代“阿凡提二選一”，稍有不同的是，中國“阿凡提”碰觸的選項是財富，美國“巴依老爺”捧出的卻是畫在紙上的財富，且紙張也較上一版本縮小了近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