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妃、朱樂君（浙江省縉云縣人民檢察院）

來源：《中國檢察官》雜志2025年5月（經典案例版）

偵查階段誘導性詢問的排除限度

摘 要：誘導性詢問作為一種技術性發問方式，被廣泛應用在偵查、起訴、庭審等階段。司法實務中，誘導性詢問的定義尚不統一，偵查階段的誘導性詢問是否應當排除存在爭議。應當將誘導性詢問按合目的性分類討論，偵查人員具有善意詢問目的，即幫助被詢問者回憶及發現案件真相的需要保留；客觀上妨礙被詢問者如實陳述的需要排除。誘導性詢問合理適度的辨析標準應為詢問者目的善意和被詢問者意志自由。

關鍵詞：誘導性詢問 偵查 證據準入 非法證據排除

全文

一、偵查階段誘導性詢問的認定分歧

［案例一］被告人胡某某和被害人朱某某（案發時未滿14周歲）通過網絡相識。胡某某明知朱某某在某中學讀初一，可能未滿14周歲，仍于2023年3月29日晚和4月1日晚與朱某某在其駕駛的車內發生性關系。辯護律師提出，偵查機關詢問被害人朱某某時一開始便用“你和胡某某有無發生過親密關系”等詢問方式，限制了答案，屬于誘導性詢問，應當予以排除。檢察機關認為該詢問方式不屬于誘導性詢問，被害人陳述應予采信。法院采納檢察機關的意見，以被告人胡某某犯強奸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3個月。

［案例二］為感謝某縣民族宗教僑務辦公室副主任孫某某在爭取專項資金等方面的幫助，2012年春節前的一天，某村村干部曹某甲以拜年為名義送給孫某某2萬元現金。辯護意見認為，偵查階段證人杜某甲的證言中，偵查員問“你以前說過曹某甲從你這里拿錢給某縣民委送禮，你再回憶一下這是什么時候的事情”采用了誘導式發問；補充偵查階段采集的崔某某等人的證言，偵查員開始提問時說“應你的要求就相關案件向你了解”，屬于虛假記錄等。法院對上述辯護意見予以采納，排除了證言中不合理部分，以被告人孫某某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1年2個月。

上述案例體現了控辯雙方的兩個爭議焦點，一是何為誘導性詢問，二是偵查階段通過誘導性詢問獲得的證據應否排除。現行法律沒有明確何為誘導性詢問，司法實踐中對該類言詞證據的采信理由不一。本文試從學理與實踐兩個層面進行分析，對誘導性詢問的概念和適用進行闡釋。

二、誘導性詢問的范圍界定

（一）誘導性詢問的概念辨明

在《布萊克法律詞典》中，誘導性詢問系為被詢問者提供答案的問題，尤其是一個可能僅用“是”或“否”來回答的問題。一般認為誘導性詢問是指詢問者提出的任何問題中，都向證人暗示著詢問者所期望的答案，即詢問者使用的問題具有誘導性。結合上述定義，誘導性詢問的形式特點可概括為兩種，一種是詢問中已向被詢問者暗示了詢問者期望的回答，另一種是詢問中已嵌入了問題的答案。換言之，誘導性詢問是包含了誘導性問題的詢問，是誘導性主客觀表現的統一。而誘導性問題，是指直接或者間接暗示了特定答案的問題，或者假設了某待證事項存在的問題。具體表現在詢問方式具有暗示性及詢問者期望獲得想要的被詢問者回答，例如，在辛普森殺妻案中，辯護律師問控方證人：“你能告訴我布朗先生的假發顏色嗎？”這是一個典型的暗示性問題，因為無論證人回答何種顏色，都是對布朗先生頭戴假發這一事實的肯定和確認。在案例一中，偵查機關的“你和胡某某有無發生過親密關系”的問法雖然限制了“是”或“否”的回答，但是并未暗示特定的答案，無論是何種回答，偵查機關都需要繼續追問才能還原案發過程，因而這一問題并不屬于誘導性問題。

（二）誘導性詢問的類別

實務中，誘導性詢問的適用涵蓋了偵查、起訴和庭審階段。本文集中探討偵查階段的誘導性詢問規則。應當認為，誘導性詢問作為一種技術性發問方式，本身不帶有任何貶義或非法的含義。

有學者認為，根據詢問者的主觀意圖，誘導性詢問可分為恢復記憶的誘導、矯正陳述的誘導、詰問證人的誘導和違背記憶的誘導。還有學者將誘導性詢問分為兩類，即積極的誘導和消極的誘導，前者是通過詢問者的技巧性提問，幫助回憶，最終發現案件真相；后者指詢問者雖然以技巧性提問為手段，但客觀上妨礙了被詢問者如實陳述。在上述兩種分類方式中，從實質作用看，以二元分類區分誘導性詢問是積極或消極更為直觀。需要補充的是，上述分類均較為強調誘導性詢問的合目的性，而合目的性的辨析需要通過結合詢問者的主觀目的和被詢問者的客觀狀態進行綜合考量。

（三）司法實踐中誘導性詢問的證據準入及排除

司法實踐中，刑事案件較為常見的抗辯理由之一是偵查機關存在誘導性詢問，但即使法院認定存在誘導性詢問，該部分證據也并非被一律排除，而是經由裁判者根據邏輯、經驗和理性評估決定是否采信。查詢裁判文書網，對于被告人及辯護律師提出偵查機關存在誘導性詢問的情況，法院裁判的回應主要基于三種角度：第一，從被詢問者角度出發，被詢問者陳述符合其親歷、認知，與其他證據能互相印證的，予以采信。如曾某城猥褻兒童案中，被害人堯某某案發后坐在家里哭，呈現出創傷后反應；3名被害人雖年齡較小，但對本案基本事實的陳述穩定清晰，符合六七歲幼女的表達方式和言語特征，案發細節對于該年齡段幼女的認知來說，不親身經歷，難以憑空想象；3名被害人的陳述能夠相互印證，均對犯罪地點、被告人作出指認，且有監控視頻予以佐證，應當予以采信，故認定被告人曾某城猥褻3名幼女的犯罪事實。第二，從偵查機關角度出發，偵查機關遵守偵查邏輯與工作規律的，不屬于誘導性詢問。如上文案例一中，偵查機關根據已掌握的證據及偵查邏輯確定有針對性的偵查方向，是符合偵查工作規律的，故該案刑事偵查階段并不存在誘導性詢問情況。第三，從嗣后角度看，證人偵查階段與庭審階段證言一致的，一般應予以采信。如崔某故意毀壞財物案中，經法庭傳喚證人出庭作證，證人鮑某某當庭陳述案發經過與其在偵查階段所做筆錄內容一致，并無矛盾，予以采信。

上述三種角度的判例均支持了相關陳述的證據能力，但樣本量較小且缺乏對誘導性詢問獲得證言的排除情況，對誘導性詢問排除限度的證成仍有欠缺之處。因訊問與詢問的區別主要在于對象和強制程度，而追求案件事實真相的目的相同，或可通過整體研究為證成提供更多借鑒和支持。故再試查詢梳理對要求排除“誘導式發問”的辯護意見作出直接回應的裁判文書，依據裁判結果的不同，可概括為以下三大類：

一是對相關供述予以采信。根據表現形式不同，又可細分為三種類型。第一，形式無瑕疵型，指所載提問問題、證據鏈條、偵查人員提問形式等符合相關規定。如偵查訊問筆錄的提問問題，并不存在誘導式發問，又如公安人員在偵查過程中向證人發問方式沒有誘導等重大瑕疵行為。第二，概括合理型，指符合一般經驗理性，能夠為裁判者所接受的。如訊問時，當事人神態自然，語速適中，對某事實，公安民警并無誘導式發問，無任何誘供、逼供的跡象。又如同步錄音錄像顯示，公安機關并無被告人所稱的誘導式發問，被害人陳述自然且內容符合其年齡、智力狀況，有證據予以印證，其陳述應予采信。再如，公安機關的訊問過程符合法定程序，在訊問方式上雖有采取誘導式發問，但并未采取刑訊逼供等對人身權利構成嚴重威脅的方法來取得上訴人的有罪供述，其供述不屬于“非法證據”排除范圍。審訊筆錄的內容雖然并非逐字逐句的進行記錄，而是對上訴人的口供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歸納與提煉，但并未曲解上訴人口頭表達意思的原意和捏造未曾有過的事實。第三，穩定交代型，指被詢問者在偵查、審查起訴和庭審等階段進行多次供述均穩定無反復的。如對辯護人關于偵查人員的訊問方式不合法的質證意見，被告人的多份庭前供述以及同步錄音錄像均在卷予以證明，偵查機關在對二被告人的訊問過程中，采用了遞進式發問的方法，循序漸進，并不存在不合法的訊問方式。又如李某某強制猥褻被害人的事實，不僅有被害人的穩定陳述予以明確指認，且被害人的陳述能夠與證人證言以及監控視頻所拍攝的內容相印證，足以認定李某某猥褻行為的成立。再如被告人周某在公安機關做過4次訊問筆錄，筆錄內容并未出現偵查人員有誘導性發問的情形，且4次筆錄內容基本一致、供述穩定，且有周某本人簽字并加按手印，公安機關對被告人周某所做筆錄的程序合法、有效，法院予以確認。

二是對相關供述予以排除的。違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當然予以排除，而不以誘導性詢問的部分為限。如辯護人雖提出詢問過程中采取誘導式發問，使被告人未如實陳述，屬非法證據，應予以排除。但法院最后系以非正式干警一人詢問為由對該詢問筆錄進行非法證據排除。證言前后不一致且未能合理解釋的予以排除。如證人在誘導式發問方式下所作出的相關證言，因與其原證言不符，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釋，依法不應采信作為定案證據。

三是對相關供述部分予以排除的，主要是將與常理及事實不符的、存在消極誘導式詢問的部分予以排除。如在案例二的判決書中，首先，直接將以待證事實為前提進行發問的予以排除。偵查員向杜某甲問“你以前說過曹某甲從你這里拿錢給某縣民委送禮，你再回憶一下這是什么時候的事情”采用了誘導式發問，經查證，杜某甲在此前的證言，均沒有明確這一拿錢送禮的事實，故對該證言的此部分內容予以排除。其次，與經驗理性明顯不符的予以排除。補充偵查階段采集的崔某某等人的證言，偵查員開始提問時說“應你的要求”來了解情況，明顯與事實不符，對該證言的此部分內容予以排除，其他內容結合本案的其他證據予以綜合判斷。

綜上所述，誘導性詢問的結果作為言詞證據，“孤證不立”，裁判者作出予以采信的評價，往往是在上述相互聯系的三種角度與三種類型范疇內，驗證其真實性、合法性和關聯性，并需要結合其他證據綜合判斷；反之，相關供述系違反理性、非法取得的，或有證據證明被詢問者如實供述被妨礙的則應予以排除。

（四）“引誘”與誘導性詢問的區別

基于立法對“引誘”天然的不信任，誘導性詢問作為其內涵的延伸，即便實踐中屢見不鮮，但在法律文本中，范圍和邊界始終模糊不清。對于在偵查活動中的誘導性詢問，《刑事訴訟法》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的程序規定》都沒有作出明確規定，而誘導性詢問作為一種詢問證人、被害人的有效方法在偵查實踐中已得到較為廣泛的運用。《刑事訴訟法》第52條明確禁止偵查人員通過引誘方法收集證據，但第56條規定應當予以排除的證據僅明確為刑訊逼供、暴力、威脅，且“引誘”在法律及司法解釋中缺乏定義。針對《刑事訴訟法》第52條中“引誘”的理解，學界亦不盡統一。“引誘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以利益作為誘餌……二是采用誘導式發問。”“引誘的方法在刑事審訊中包括兩種情況，一種是利益引誘，一種是誘導訊問即誘供。”“引誘的方法除上述的‘誘供’之意外，還有‘引供’之意，即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按照自己的推想和假設引導其供認問題。”以上學者對于“引誘”的共識是“利誘”與“誘導性發問”。筆者認為，刑事立法中引誘與誘導性詢問的界限不明導致了實踐分歧，誘導性詢問可歸入引誘的范疇，但需以具體解釋“引誘”為前提，尤其需要劃清合理的邊界，以區分積極與消極誘導性詢問。從語義上看，現代漢語中的“引誘”包含了誘導之意，而《刑事訴訟法》除明確禁止包含引誘在內的四種取證方法外，其他收集證據的非法方法與“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并列，進行模糊處理。長期以來，誘導性詢問技術中立的本質屬性未得到重視，當務之急或許是把司法實踐中產生的基本認同轉化為具體規則。以列舉式為例，錨定誘導性詢問的關鍵點，如極端現象即指供、預設陷阱式答案的發問，以及容忍范疇如記憶提醒，非爭議事項、非關鍵問題、前述事項的核實等，綜合勾勒出誘導性詢問的基本要件，也是對“引誘”進行進一步解釋的應有之義。案例二中偵查人員對證人杜某甲的提問問題中存在待證事實，有“先射箭再畫靶”的嫌疑，法官對相關證言的排除，系基于對被詢問者自由意志和真實表達的懷疑所作出。結合司法實踐，可以進一步明確誘導性詢問合理采納與非法排除的界限。

三、誘導性詢問非法排除的界限

《刑事訴訟法》并未明確將誘導性詢問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關于辦理刑事案件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也僅明確了刑訊逼供、威脅等非法方法的排除而回避了對引誘、欺騙方式的嚴格界定。有觀點認為，后者之所以未明確規定將以引誘、欺騙非法方法收集的口供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是因為考慮到由于多數犯罪嫌疑人只有面臨一定壓力時才會供述，而訊問謀略天然帶有引誘、欺騙的成分，實踐中引誘、欺騙手段與偵查部門常用的偵查謀略、審訊技巧有重合之處，在具體個案中是否達到應當排除的標準，可由法官根據以下兩方面進行裁量。

（一）偵查人員善意的誘導性詢問應當采納

如果偵查人員已經掌握的線索材料具有相當的證明力和指向性，對被詢問者只是出于揭穿謊言、驗證虛假、喚起記憶等目的，適用恰當誘導性質的問法一般應認定為善意。如案例一中偵查人員顯然已掌握了胡某某和朱某某發生性關系的證據。所謂“親密關系”的問法，并不存在假定的問題或限制答案的明確指向，而是通過詢問被害人的方式，目的是讓被害人自己闡述整個事情的發展過程。

辨析誘導性詢問是否屬于合理范疇，大致可以設想以下容忍場景：一是基于防止被詢問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的目的，進入實質性詢問前，對有關身份信息、戶籍地、前科劣跡等基礎事項進行誘導性詢問；二是基于喚醒記憶或引導表達的目的，在被詢問者記憶或者闡述不清時進行誘導性詢問；三是在被詢問者作出與先前不符的陳述時，通過誘導性詢問揭露其難以自圓其說之處；四是通過誘導性詢問檢驗確定物或人的同一性；五是對于無明顯爭議事項以及對專業人員就專業性問題進行誘導性詢問等。

（二）妨害被詢問者自由意志和真實表達的誘導性詢問應當排除

如果作為基本人權之一的自由意志權遭到壓抑或克減，那么被詢問者作出供述的真實性、可靠性存疑。當被詢問者意志不自由，則表達不真實，應擬制為《刑事訴訟法》第62條規定的“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通過誘導性詢問得出的言詞證據就不能作為證人證言采信。如案例二中偵查員在證人筆錄中添加“應你的要求進行詢問”，以及將待證事實作為問題前提讓證人展開陳述，明顯違背被詢問者自由意志，則予以排除。

具體而言，首先，以暴力、威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等證據，使被詢問者遭受難以忍受的痛苦、陷于精神負擔的心理壓制或思維混亂的處境，從而淪為失去自身意志的狀態，其結果是不可容忍的，應當整體作為非法證據進行排除，而不問是否存在誘導性詢問部分。其次，若同步錄音錄像等證實偵查過程中存在誘導性詢問，應當以是否阻礙被詢問者如實陳述及案件事實的發現為衡量標準，綜合考量是否曲解被詢問者表達原意、是否捏造未曾有過的事實、是否存在程序違法等對證據能力進行判斷。最后，當被詢問者可以根據自己的親歷和認知為開放性問題提供證言，而不僅僅只能用“是”或“否”迎合詢問者的問題或接受問題中帶有的暗示，則認為被詢問者并未失去自由意志。

我們應對誘導性詢問規則進行細致把握和精密研究，避免機械化、絕對化，基于偵查階段的誘導性詢問業已發揮著較為普遍有效作用的現狀，應當按照主客觀相統一原則，將誘導性詢問分類妥善規制，以促進制度完善和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