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萬軍，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西安市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任某玲因感情糾葛，于2008年5月14日晚，攜帶添加鎮靜藥物的咖啡奶茶至被害人彌某某住處。在彌某某飲用奶茶昏睡后，任某玲持刀捅刺彌某某之子計某某頸部致其死亡，并割傷彌某某左腕部（輕微傷）。案發后任某玲逃離現場。檢方提供了包括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現場勘查筆錄、法醫鑒定、物證檢驗報告、通話清單及任某玲在偵查階段的有罪供述等證據。

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為：指控任某玲殺害計某某的事實不清，證據矛盾無法排除，不能證明系任某玲所為，亦不能完全排除他人作案可能。關鍵問題在于：1. 鎮靜藥物來源及殘留物去向不明，彌某某案發次日靜脈血及尿液中未檢出相關藥物成分，直接矛盾于指控；2. 任某玲供述提及的奶茶杯、煙頭、血衣、手機、鑰匙等物證均未提取到案；3. 現場刀具未作指紋鑒定且未檢出死者血跡，無法確認系作案工具及任某玲持有；4. 現場周圍住戶未系統排查，無法排除他人進入可能；5. 多份證據存在重大矛盾（如刀具位置、死者衣物描述不一致等）；6. 任某玲供述反復且關鍵細節無印證。故判決任某玲無罪。西安市檢察院抗訴后，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駁回抗訴，維持無罪判決。（案例來源：人民法院案例庫《任某玲故意殺人案——如何把握“疑罪”的認定標準》，入庫編號：2023-04-1-177-003）

裁判要旨：

疑罪從無，是司法機關認定刑事案件待證事實應當遵循的重要原則。堅持疑罪從無原則，要準確把握疑罪的認定標準。特別是當公訴機關對案件是否屬于疑罪存在分歧意見時，法院要結合證明責任和證明標準充分說明認定疑罪的理由。一是，對疑罪的認定應當緊扣法律規定的證明責任和證明標準，有針對性地說明理由。首先，疑罪是公訴機關未能實現法定證明責任的結果。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公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人民檢察院承擔。據此，人民檢察院應當提供確實、充分的證據證明被告人有罪，否則，一旦因舉證不力而導致疑罪，就應當承擔敗訴的后果。此外，疑罪的產生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即被告人針對指控提出合理的辯解。一旦被告人提出的辯解理由形成對犯罪事實的合理懷疑，也將導致疑罪。這種疑罪在本質上仍然是公訴機關未能實現法定證明責任所致。從證明責任的角度，對疑罪的認定應當注意以下問題：第一，疑罪不同于有證據證明無罪的案件，如有證據證明被告人是無辜者，就該被告人而言，案件顯然不是疑罪，應當宣告被告人無罪。這種無罪宣告不是基于疑罪從無原則所宣告的無罪，而是事實上的無罪。第二，疑罪不僅被告人翻供或者提出辯解為前提，即使被告人籠統認罪，如其認罪供述的真實性缺乏保障，在案證據不能達到法定證明標準，也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因此，疑罪是公訴機關未能履行證明責任的結果，法院對疑罪的認定，應當結合公訴機關的證明責任說明理由。其次，疑罪是指定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能將疑罪等同于事實證據有瑕疵的案件。根據“兩高三部”發布的《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對“證據確實、充分”證明標準的界定，所謂定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從訴訟證明的角度主要是指證據與證據之間、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存在矛盾，根據證據認定案件事實的過程不符合邏輯和經驗規則，由證據得出的結論不是唯一結論。實踐中，疑罪有不同的表現形式，比較常見的就是以非法收集或者真實性缺乏保障的被告人口供作為定案根據的疑罪案件。有的案件，人民檢察院提供的證據材料很多，但這些證據材料大多僅能證明犯罪事實存在，不能證明被告人與犯罪事實之間的關聯，實際上主要是以被告人口供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由于一旦被告人口供屬于非法證據，依法應當予以排除，或者被告人口供缺乏其他證據的有效印證，真實性缺乏保障，則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并最終會導致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法院對疑罪的認定，應當立足個案特點，結合法定證明標準說明理由。二是，對疑罪的認定應當注重審查證據，特別是被告人口供的真實性，以及現有證據能否證明被告人與犯罪事實之間的關聯性。

二、法理分析：證據裁判與疑罪從無原則的剛性邊界

任某玲案的無罪判決，絕非對犯罪行為的縱容，而是對刑事訴訟法“證據裁判”與“疑罪從無”兩項鐵律的嚴格遵循。張萬軍教授指出，此案堪稱詮釋我國刑事證明標準的教科書式范例，深刻揭示了“有嫌疑”與“能定罪”之間的鴻溝。

（一）公訴機關的舉證責任：超越“合理懷疑”而非“重大嫌疑”

本案檢方提供了看似豐富的證據鏈條：作案動機（感情糾葛、分手怨恨）、作案時間（多次通話、進入現場）、部分客觀證據（現場血跡、刀具、檢出鎮靜藥物的床單血跡）、被害人陳述（飲用奶茶后昏睡）及被告人曾有的有罪供述。然而，這些證據僅能構建任某玲的“重大作案嫌疑”，遠未達到《刑事訴訟法》第55條要求的“證據確實、充分”標準，即“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問題的核心在于，這些證據未能有效、唯一地建立起任某玲與“實施殺人行為”之間的直接關聯。

關聯性斷裂： 現場提取的所有物證（血跡、刀具）均未檢出任某玲的指紋、DNA等生物痕跡。這意味著，即使證明了犯罪發生、證明了任某玲到過現場，也無法通過客觀物證鎖定她就是行兇者。現場證據只能孤立地證明“發生了什么”，無法回答“是誰做的”。

核心指控的坍塌： 檢方指控任某玲下藥致彌某某昏睡是關鍵前提。鑒定雖在床單血跡中檢出鎮靜藥成分，但彌某某案發次日的靜脈血和尿液中均未檢出，這直接且致命地動搖了“彌某某因飲用任某玲提供的飲料而昏睡”的核心事實。床單血跡來源復雜，單點檢出無法排除其他污染或來源可能。加之現場未提取到飲料杯、包裝等關鍵物證，超市購買記錄缺失，使得“任某玲投藥”的指控淪為缺乏根基的推論。

口供的脆弱性： 任某玲在偵查階段的有罪供述曾是檢方的重要支撐。但該供述存在致命缺陷：1. 缺乏補強： 其描述的拋棄血衣、手機、零食包裝、飲料杯、煙頭等細節均無對應物證印證，如同“孤證”。2. 供述反復： 其后期翻供并提出不同版本（如彌某某誤殺孩子），雖顯牽強，但因原始有罪供述本身缺乏客觀印證，其真實性無法確認。3. 先證后供： 關于殺人手段（扼頸+刺頸）的供述雖與尸檢吻合，但這是在偵查人員已知驗尸結果后的供述，且方式常見，證明力大打折扣。刑訴法明確規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有罪。本案口供恰恰無法獲得有效補強。

（二）“矛盾與疑點”對證明標準的消解：無法排除的合理懷疑

法律要求的“排除合理懷疑”，意味著對定罪的關鍵事實不存在符合常理的、實質性的疑問。任案中，證據間的多重矛盾與無法解釋的疑點，如同一個個“合理懷疑”的種子，最終瓦解了有罪認定的基礎：

死者衣物之謎： 彌某某堅稱孩子睡前穿短褲，現場卻發現孩子穿長褲。無人解釋這一變化，這為現場是否另有其人、或事件過程存在其他隱情留下了想象空間。

兇器位置的羅生門： 任某玲說放桌上，彌某某稱醒來握在手中，證人文某賢看見在茶幾上并將其撥落，勘查筆錄卻記錄在進門左側木柜上。四份證據指向四個位置，矛盾顯著且無法調和，嚴重損害證據整體的可信度。

彌某某手腕傷與持刀蘇醒： 其手腕刀傷形成機制不明，其自稱蘇醒時手握兇刀的情形更顯詭異，缺乏合理解釋。

鑰匙丟失與現場開放性： 彌某某丈夫稱家中及院門鑰匙丟失，案發時正值汶川地震后，西安震感明顯，當地有開門避震習慣，案發院落租戶眾多且未排查。這些因素疊加，使得“案發當晚有他人進入現場”的可能性無法被徹底排除。

任某玲案的無罪判決，是人民法院在錯綜復雜的證據迷局中，堅守證據裁判原則、捍衛疑罪從無底線的典范。它深刻詮釋了一個樸素的司法真理：寧可錯放，不可錯判。在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之間，法律的天平必須不偏不倚，而證據，是校準這架天平的唯一砝碼。當證據的鎖鏈無法牢固地鎖定被告人時，“無罪”并非對犯罪的妥協，而是對司法公正最堅定的承諾。

鋼苑刑事律師團隊是包頭市優秀專業律師團隊，由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張萬軍博士領銜組成，擅長重大、疑難、復雜的刑事案件的辯護與代理，成功辦理一系列重大有影響力的職務犯罪、經濟犯罪及刑民交叉案件。團隊秉持專業、精英、品牌的發展思路，推行刑事辯護的標準化、規范化和精細化，致力于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