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簽訂《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簽署以后，清政府向日本的巨額賠款對日本究竟產生多大的作用和影響？對此，筆者擬從兩個方面來加以討論：一是這筆戰爭賠款的核算、支付方法、管理方式以及由此給日本的金融體制帶來的變化；二是戰爭賠款給民眾的戰爭意識所帶來的影響。前一個問題是短期的、具體的，有關金融體制的變化主要涉及甲午戰爭后日本金本位金融體制的實施；后一個問題是長期的，抽象的，這種民眾意識的變化甚至影響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止的對外關系。

一

甲午戰爭賠款總額為2億3150萬庫平兩白銀，約合當時日幣3億5836萬日元。暫且比較一下當時其他幾個重要經濟數據，就不難想象，這是一筆何等驚人的巨款（見表1）。

表1：戰爭賠款規模和幾個主要經濟數據比較表

資料來源：明治財政史編纂會編：《明治財政史》第2卷，東京：丸善株式會社，1905年，第224-225頁。

但是，甲午戰爭結束后，特別是1896-1898年間，日本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貿易逆差：若以千日元計算，1896年貿易逆差的數額約為5883萬日元；1897年約為5455萬日元，1898年約為11 162萬日元。一般來講，大規模貿易逆差的持續發生會導致外債的積累或國家資產的流失。日本在那個時候，既沒有積累外債也沒有國家資產流失，顯然是甲午戰爭賠款抵消了貿易上的逆差。

如此巨大的賠款數額足能使一般人忘卻正常的經濟核算習慣。在此，筆者談幾個具體的技術性問題。這筆賠款是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支付給日本的？日本在得到這筆巨額賠款后是怎樣保存和管理的？日本政府用這筆意外之財做了些什么事情？

一般人認為，這筆巨額賠款給日本包括教育、公共設施的創建帶來極大的促進作用。兩個明顯的例證，就是京都帝國大學以及八幡制鐵所的建立。日本第一所國立大學是1877年建立的東京帝國大學。此后，1890年和1892年的帝國議會中都有人提議增設京都帝國大學，但由于資金問題一直沒能實現。甲午戰爭后，當時的文部大臣西園寺望提議用賠款中的部分資金作為籌建京都帝國大學的基金。此后日本議會在1896年通過了以甲午戰爭賠款的部分資金作為創設京都帝國大學的預算案。1897年，京都帝國大學由此創建。此外，曾提供了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前所需鋼鐵總量一半以上的八幡制鐵所也是在甲午戰爭后，以部分賠款作為籌建基金建立起來的。

△ 八幡制鐵所

除了京都帝國大學和八幡制鐵所以外，筆者找不到更多的將賠款投入經濟建設和教育事業的例子。事實上，甲午戰爭大部分的賠款都被用于武裝軍隊和軍備擴張，直接用于民用經濟或國民教育方面的數額極為有限。表2展示了這筆賠款的具體使用途徑。

表2：甲午戰爭賠款具體使用表

資料來源：明治財政史編纂會編：《明治財政史》第2卷，第270-271頁。

由此可以看出，這筆巨額賠款直接用于軍事擴張的比例竟達84.7%。京都帝國大學創設費和八幡制鐵所設置費加在一起也只占賠款總額的3.1%。不可否認，用于軍事擴張的費用同時也刺激了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發展。但總的來說，甲午戰爭賠款的運用方式，對推動日本的現代轉型進程來講，是相當畸形的。例如，2000萬日元的教育基金及防災準備基金的保存方式是持有國內公債，而那筆3000萬日元的軍艦魚雷艇補充基金，政府則要求基金的一半以持有在國際市場上信譽較高的外國公債為保存方式，以便隨時能與金幣兌換。

這筆巨額賠款的支付管理方法與金本位制度實施密切相關。《馬關條約》中除規定了賠款總額及可分八年支付以外，并未觸及支付方式等細節。條約簽訂以后，日本政府于5月起草了《償金受授順序案》，然后與清政府協議定案。后來，《遼南條約》追加的贖遼賠款也基本沿用這樣的方式。協議規定賠款折合成英鎊，在倫敦支付給日本政府的代理部門。庫平銀的成色最終定為1庫平兩=575.82英厘純銀。而英鎊與銀兩的比價則按協議定案前三個月，也就是1895年6月到8月間的市場平均價格為基準。最終定為1盎司白銀=30.4429便士。

賠款單位使用的是其成色標準在國際上未必明確的庫平兩，而沒有使用其成色標準沒有爭議的海關兩。為此，就庫平銀成色中日雙方有過分歧。但對這個分歧，中日學者的看法不一。因為是用英鎊支付，那么將庫平兩的含銀量定得越高，對日本來說就意味著能得到越多的英鎊。一些日本學者指出，日方要求以1庫平兩=579.84英厘為基準，但沒有得到清政府的同意，他們只好接受清政府提議的，以1庫平兩=575.82英厘為基準。中國學者則對此提出異議，1庫平兩=575.82英厘這個標準是清政府在日方的壓力下不得不接受的。此外，就白銀和英鎊的折算方式來講，中日學者雖然意見不一，但大多傾向于認為在白銀對黃金價格日趨下跌的情況下，以早期的白銀價格評定英鎊數額對日方是有利的。小野認為，這種核算方式對日本來說，“從結果上看是相當有利的”。不過，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在市場價格變動不定的情況下，成交后的有利未必意味著交易前的不公。戚其章重新核算了以其他評估和折算方式所算出的金額，并與實際支付的金額做了比較。但是，必須看到，由于庫平銀兩的評估以及白銀英鎊折算方式給中國帶來的損失與攫取2億3150萬兩白銀戰爭賠款相比，不是一個量級的問題。

雖然《馬關條約》中規定全部賠款可分8次在7年內支付，最終期限是1902年，但清政府只用了4次，并在1898年5月完成了付款的全部。提前付清賠款的最大理由可能是為了壓低利息費用。因為條約中規定分期付款時，延期利息為5%。利息負擔的沉重是可想而知的。

客觀來講，以英鎊方式支付本身，對清政府，對以英國為代表的其他列強國家，都未必是件壞事。對日本來講，以此方式帶來的益處則更為明顯。首先，因為中國本身不是一個產銀國家，籌集、運載這筆巨額銀兩將是一件艱巨甚至難以完成的任務。支付英鎊能使清政府避免這種繁雜。同時，這種大規模銀兩的集中轉送勢必會給國際市場帶來極大的沖擊。為了避免這種市場沖擊，日本選擇收付英鎊的方式，這對以英國為首的其他各大列強國家來講應該是一件令人安心的處理方式。其次，銀幣和銀兩也是當時日本的主要貨幣形態。若有大量白銀突然涌入日本的話，則必然引起貨幣體制以及價格體系的混亂。英鎊是當時最有信用的金本位貨幣。保持大量英鎊對日本來講是走向金本位貨幣體制的捷徑。另外，日本對三國干涉還遼，特別是俄國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擴張，以及朝鮮對日本的抗爭耿耿于懷，以至日本在甲午戰爭剛剛結束不久，便要“臥薪嘗膽”，以備與俄國大戰一場。要想準備下一場大戰，就必須為從國外購買軍艦及其他軍火做足夠的準備。儲存英鎊，便是最為穩妥的選擇。

為達到上述目的，日本政府指定日本銀行負責賠款的接收和管理業務。日本銀行又把這項任務交給專門負責外匯業務的橫濱正金銀行倫敦分行代理。此前，橫濱正金銀行在英格蘭銀行開設賬戶的要求曾一直遭到拒絕。但在得到這個代理業務之后，1896年橫濱正金銀行的開戶要求得到英格蘭銀行“爽快的應諾”。當時擁有如此大筆英鎊資金的機構是不多的，以至于日本銀行在1900年以后的10年中，成為英格蘭銀行的最大客戶。由此可見，戰爭賠款使日本海外金融機構大大提高了在國際市場的信用。

在倫敦以英鎊形式支付給日本的賠款，也通過各種復雜的程序，成為了日本銀行發行貨幣的準備金。由此，1897年10月1日實施的《貨幣法》中，規定每日元兌換貨幣黃金750毫克，為此正式實施金本位制。不言而喻，金本位制的最大特點就是將貨幣價值與黃金價值捆綁在一起。這種貨幣制度有利也有弊。利在如果對方也采用金本位制的話，這就意味著兩國間的貨幣比價（匯率）的穩定。這種穩定將會減少貿易及國際投資的風險，進而也會對穩定物價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弊在采用金本位制的國家失去通過控制貨幣量來調節經濟的自由。此外，匯率的穩定僅限于同樣采用金本位制的國家之間，如果對方沒有采用金本位制的話，這種匯率穩定則無從談起。

到底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歷史已經做出了明確的回答。20世紀30年代，隨著世界性經濟危機的爆發，實行金本位制的國家紛紛放棄了金本位制。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到20世紀70年代初，以美國為首的歐美各國雖然也曾實行過與金本位制相似的固定匯率制（布雷頓森林體系），但還是以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和黃金的兌換而告終。到現在，基本上已經沒有哪個國家繼續維持金本位制。這段歷史本身就意味著對金本位制的否定。為此，一些西方學者指出，歐美大國之所以曾經對金本位制有過一段戀戀不舍的歷史，與其說是出于對經濟效果的考慮，不如說是來自一種精神作用（mentality）。

1897年金本位的實施到底給日本帶來了多少經濟利益？對這個問題，特別是近年來發表的研究成果中，越來越多的學者持否定態度。中村隆英以計量經濟學的手法分析了1895-1916年金銀比價與經香港對華貿易間的關系，得出結論：銀價波動直接影響著日本的對華出口，銀價下跌是1908-1909年日本對華出口不振的主要原因。之后，他還指出：“金本位制可以說是在松方的意志和政治影響下得以實現的”，但松方“根本沒把目前的經濟得失放在眼里”。松方認為，“要作為一流國家來領導世界，黃金是必要的。”另外，中村宗悅也指出，盡管金本位的實施對日本向銀本位制國家的投資以及日本向其他金本位制國家發行外債起到過一定的促進作用，但靠金本位制來刺激出口，維持經濟的安定發展，完全是種空想。

有關金本位制的實施，大內兵衛也認為：“不僅是日本貨幣史上最大的事件，而且金本位制把新生的資本主義國家日本推上了世界經濟的舞臺，這也是世界史中的一大紀念塔。”寺島一夫的見解則更為透徹：“明治三十年（1897）金本位制的確立標志著日本擺脫了淪為半殖民地的危險，標志著日本的資本主義發展達到了一個新階段。由此，日本可以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與其他各大強國在世界市場上角逐”。可以看出，與其說金本位制的實施是因為它會給日本帶來多少直接經濟利益，不如說是因為當時的日本統治者把金本位制看作是一種“一流國家”的象征，一張能與列強為伍的入場券。

△ 《馬關條約》簽訂場所： 日本下關市春帆樓

二

接下來，我們再談一談本文的第二個問題，甲午戰爭賠款給整個國民意識所帶來的影響。先看一看日本著名作家司馬遼太郎，在《這個國家的形狀》一書中寫過的一段令人尋味的話：“日本在對俄戰爭勝利后，為什么沒把倉促建起的海軍規模消減一半，縮小到只適于自我防衛所需的規模呢？”

司馬遼太郎對日俄戰爭歷史的解讀可謂頗具功力。他曾以日俄戰爭為題材，在1968-1972年發表長篇歷史小說《山坡上的云彩》。日本廣播協會還在2009年到2011年播放過以這部小說改寫的電視連續劇。《這個國家的形狀》是在《山坡上的云彩》一書出版后發表的歷史隨筆。上面那段話，言外之意是說，如果日本在日俄戰爭后，“見好就收”，不再搞軍事擴張的話，則不會帶來后來戰敗的悲慘局面。問題是，日本為什么沒有做到“見好就收”呢？在上述一段話的后面，司馬遼太郎又寫道：

簡而言之，我們完全可以認為，日俄戰爭的勝利，沖昏了日本國以及日本人的頭腦。在這個時候，人民大眾開始登上舞臺。利令智昏，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大批的群眾高聲叫喊，和平的價格太便宜了。我們要廢除和約，我們要繼續打下去。除了《國民新聞》以外的各大報紙都在煽動這種情緒。于是有了日比谷公園的聲討大會。有三萬人參加。他們轉化成暴徒，燒毀了兩個警察署，219個派出所，13個教會，53個民宅。一時間真（整）個國家處于無政府狀態。政府最后不得不頒布戒嚴令。我認為，這個聲討大會和暴動，構成了此后40年惡魔般光景的出發點。這種高能量的大眾熱潮，給參謀本部充足了電，為整個國家的癡心妄想提供了動力。

我們之所以在這篇討論甲午戰后賠款的文章中去分析發生在日俄戰爭后的事件，是因為司馬遼太郎只分析了這個事件的后果，但沒有指出這個事件的前因。讓我們看一看這段話所述內容的背景。

△ 日劇《 山坡上的云彩 》中的李鴻章與袁世凱

日俄戰爭以種種的緣由和機遇，最后以日本獲勝告終。其后，1905年9月5日在美國的斡旋下，兩國在樸茨茅斯簽訂和約。筆者在前面也介紹過，日本為了準備與俄國一戰，將甲午戰爭賠款中的絕大部分都用于軍事擴張。日俄戰爭中，日本為日俄戰爭所耗的財政支出約為18億日元，不僅耗盡了甲午戰爭賠款的積蓄，而且舉借了大筆內債和外債。由此看出，用于日俄戰爭的軍費支出，遠遠超過甲午戰爭賠款總額。

但是，很多媒體和一般國民都相信，只要能打勝仗，這筆戰爭經費完全可以通過戰爭賠款索回。以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為首的“帝大七博士”更是堅信日俄戰爭的勝利能給日本帶來30億日元賠款。他們在日俄戰爭爆發前，還曾上書給內閣總理大臣和外務大臣，以強硬的口吻主張開戰。反倒是伊藤博文對著“七博士”的上書苦笑道：“世界上沒有比半生不熟的學者的混賬更可怕了”。另有記載，“帝大七博士”到首相桂太郎的官邸，主張對俄開戰。對此，桂太郎認為他們只不過是“井底之蛙”。

當時，雖然1905年日本海軍大勝俄國艦隊，但處于消耗殆盡狀態的是日本而不是俄國。所以，在簽訂和約前俄國皇帝尼古拉二世下令：“一寸土地也不割讓給日本，一盧布賠款也不支付給日本”。所以在談判桌上，戰敗一方的俄國反而擺出你若不愿簽訂和約的話，我們可以繼續打下去的姿態。最后俄國代表答應承認日本在朝鮮的權益，轉讓俄國在旅順港、大連及相關水域的租借權益，但并不應允支付分文賠款。日方代表在得到1905年8月28日召開的御前會議的許可后，與俄國達成協議。正式和約于1905年9月5日簽訂。

簽約消息以及和約內容傳到日本國內以后，引起軒然大波。黑巖的書中詳細介紹了媒體和社會各階層人士的反應以及民眾暴動的經過。黑巖將1905年9月5日、6日發生在東京的暴動稱為“帝都大騷擾”。各大媒體，除了《國民新聞》以外都強烈譴責政府的軟弱。而《國民新聞》則成了暴動中的主要攻擊對象之一。民眾們的激憤來自于對沒有賠款的和約的不滿，這種激憤又指向被認為屈膝軟弱的政府，甚至包括為和約簽署提供條件的美國。據黑巖統計，在這場暴動中遭到燒毀的派出所為264處，占整個東京市所有派出所的80%。日俄戰爭是日本自近代以來與外國的第二次大規模戰爭。第一次當然是發生在此10年前的甲午戰爭。那么，為什么如此多的媒體以及平民百姓認為，日俄戰爭勝利后，從戰敗國那里索取30億日元甚至50億日元的賠款是理所當然的呢？

首先這是政府對戰爭的宣傳所致。因為政府只宣傳自己一方的威武雄壯和英勇克敵，根本不去客觀地介紹戰爭的殘酷和無情。同時，這種期待也來自于對甲午戰爭的記憶。甲午戰爭結束之后的10年間，因戰爭勝利而獲得的巨額賠款，仍深深地刻印在人們的腦海里。既然10年前能順利地得到遠高于實際費用的賠款，那么對俄勝利后則沒有理由不再做一次這樣的期待：俄國要想簽署和約，必須先向日本支付大筆賠款。當這種期待沒有得到滿足時，民眾的憤怒達到了頂點，從而發生暴動。雖然政府通過頒布戒嚴令等措施控制住了這場暴動，但日后的政府不得不時時刻刻地回應這種來自不明真相的民眾的壓力，并對言論自由嚴加控制。這正是司馬遼太郎所述的“惡魔般光景”。假如甲午戰爭后日本沒曾得到巨額賠款的話，很可能不會出現這種光景，盡管歷史學家不承認假設。

三

甲午戰爭賠款在日本現代轉型起過極大的作用。但是，戰爭賠款并不構成促使日本現代轉型的充分條件。我們應該看到，甲午戰爭前的二十余年間，日本建立并充實了幾乎與歐美國家不相上下的、健全的法律體系，這些法律大都是行之有效的。因而，明治維新對整個日本社會從政治到教育進行了徹底的改革。這方面的變化才是使日本現代化的真正動力。而甲午戰爭的巨額賠款——盡管解決了一些短期的經濟問題——使媒體和不知真相的民眾聯想起“大炮一響，黃金萬兩”，如司馬遼太郎所分析的那樣，構成了“整個國家的癡心妄想”的主要動力，致使以后的四五十年間，一發不可收拾。最終給日本自己也帶來了極大的悲劇。（節選自《南開學報》，2014年第6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