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上映的電影《花漾少女殺人事件》是一部“鋒利”的電影，如一把冰刀，借花樣滑冰運動的優雅與殘酷，劃開冰面之下，青春里無處安放的焦灼與東亞親子關系中不堪重負的期待。

這部由陳正道監制、周璟豪執導，張子楓、丁湘源、馬伊琍主演的影片，此前在第78屆戛納電影節導演雙周單元中亮相。張子楓從零開始苦練花滑，片中展現令人驚艷的蛻變之舞；馬伊琍改頭換面，演繹令人窒息又感同身受的教練母親。

《花漾少女殺人事件》海報

作為懸疑電影，影片故事上既有懸疑驚悚的獵奇，又有心理探索的深度。冰場上極致的冷冽環境，外化了人物內心的寒意，經由一系列視聽語言的精準放大，窒息感具象化為觀眾生理層面的壓迫。

影片開場，“殺人”結果開門見山，直勾勾血淋淋地被拋到觀眾眼前，之后是層層回剝，從少女的視角看悲劇如何釀成，又從一樁悲劇本身，看到兩代人的生命困境，并直視內心欲望的野獸。

這是青年導演周璟豪的首部電影長片。他用自己的方式，講述了一個高度類型化，也極具個體表達的故事。周璟豪畢業于哈佛大學計算機科學專業，曾在硅谷做程序員。

影片上映前，導演周璟豪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談論電影創作歷程，以及他對家庭、成長與“野心”的思考。

導演周璟豪

【對話】

冰刀，殘酷而美麗

澎湃新聞：怎么會想要拍攝一個這樣的故事?

周璟豪：這是我的第一部長片，在創作之前，我一直在摸索想要拍什么樣的電影。因為我自己很喜歡運動，所以本能地想到，要是拍電影的話，影像里可以有一些運動元素，它能為電影提供很好的視覺基礎和節奏，有機會拍一些比較生猛的東西。

運動世界很多時候是很殘酷的，而在眾多運動中，花樣滑冰很特別，它有兩面性，一面是殘酷，另一面是很美。就像冰刀，有時覺得它很危險，但落冰之后又是很美的呈現，這種矛盾性是故事的土壤。順著滑冰的世界很自然會想到一些人物關系，比如教練和運動員、家長和孩子的關系，想到運動也會想到同輩競爭。

所以我在構思時比較快地找到了方向，想做一個三角關系，有一個權威，一組同輩競爭關系，一組代際關系，構成一個三人關系。我們肯定不只是拍運動，而是借助這個載體去拍一些有戲劇張力的類型故事。

電影中的三人關系

澎湃新聞：作為你的第一部長片，從構思到完成經歷了多長時間，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周璟豪：最早開始動筆大概是三年前的八九月份，寫了兩年左右開始拍攝，拍攝時結局還沒完全確定，動筆前也做了一段時間的調研，整個周期大概是這樣。電影技術上的完成度是大家齊心協力的成果，劇組每個人都貢獻了經驗，拍攝氛圍很純粹。

對我個人來說，比較大的挑戰是從創作劇本、拍攝到剪輯過程中，因為電影包含很多元素和幾組人物關系，要始終抓住并最終找到人物的內核、困境和表達，不然的話容易在創作中跑偏，比如想讓故事更商業類型化一點，或想多一些作者表達，都可能迷失方向，整個過程也經歷過很多次推翻重來，有時會發現抓不住人物了，那就再重來，這是比較大的挑戰。

澎湃新聞：構建這個故事時有沒有意識到選擇花樣滑冰作為載體是比較冒險的，如果沒有演員能夠完成這些動作表演，電影可能就拍不成了。

周璟豪：我最開始寫的時候沒想那么多，后來才意識到這確實是個問題，要是用運動員，表演不達標可能無法傳遞復雜情感，而職業演員也很難完成高要求的動作。但我的習慣是先寫、先做，預想到問題先不過多焦慮，先把角色寫出來，相信總有解決辦法。

最開始想過兩種方案，一是讓演員訓練滑冰，借助技術手段完成；二是選專業花滑運動員，教她們表演，這一定程度對應著電影不同的體量。我也比較幸運，碰到子楓對這個角色很感興趣。

張子楓開機前苦練花樣滑冰

身份，成為彼此的借口

澎湃新聞：江寧和對手鐘靈，江寧和母親王霜這兩組對照關系很有意思，你能談談對這些人物設置的考量嗎?

周璟豪：江寧（張子楓飾演）和鐘靈（丁湘源飾演）是比較鮮明的對比。江寧目標明確、非常專注，但因為太想達到目標，整個人變得越來越緊繃，有時越緊繃反而越做不好事。鐘靈比較松弛，沒有那么多條條框框，這種放松讓她在冰面上常常很自由、很自信。我覺得這兩面很多人身上都有，只是有時某一面會變得非常鮮明極端，另一面并非不存在，可能被藏起來、壓抑著，在身體的某個角落。

獨特而糾結的母女關系

王霜（馬伊琍飾演）這個角色也是寫著寫著慢慢有感覺的。這組母女關系在影片前面給人的感覺是相互糾纏，有很多犧牲感、付出、委屈、互相期待和怪罪，可能是一種相對典型的親子關系。

但寫到后面，我漸漸有了新的想法，最后她們從某種角度來說都跳出了母女關系，在某一瞬間會發現她們都是為自己而活的，都有自己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在某一時刻，她們能彼此坦誠，也發現彼此很像。我覺得現實中父母與孩子的矛盾很難一夜之間和好，更可能是在某些瞬間同頻、誠實地面對彼此，這就很難得了。

澎湃新聞：最終演員給了很大的驚喜。作為新人導演，與有經驗的演員合作，讓他們付出很大辛苦，你覺得有難度嗎?

周璟豪：一方面因為大家都很專業，劇組所有成員包括演員都很專業，所以和他們合作的挑戰并非源于我是新人導演。信任方面，拍攝前我們做了很多交流，我會寫下對角色的想法，和子楓、馬老師等提前溝通角色最重要的部分、與她們本人的連接以及可以發揮的空間，前期溝通很充分。

澎湃新聞：能具體展開說說江寧與子楓、王霜與馬老師之間的連接嗎?

周璟豪：先說江寧，她身上的專注和做事情時屏蔽周圍、專注投入的特質，以及總是尋求突破的特點，子楓是可以找到連接的，子楓作為演員也一直在尋找突破。我和子楓溝通的重點是，如何更真實、特別地呈現這樣一個想贏、有執念的角色。

我覺得表現一個人在意某件事或有執念，不一定寫在臉上，有效的表演可能恰恰是不直接表現，通過藏、反過來演，利用反差和留白讓表演更真實。比如真正悲傷的人也許看起來不悲傷，真正興奮的人可能看起來不興奮。

所以電影中江寧的笑、不屑一顧、輕描淡寫、麻木等表現，背后似乎還有更深層的情緒。也是通過這種方式，江寧才能在與王霜的對抗中占上風，有時處于委屈狀態反而無法勝出，而表現得不在意、輕描淡寫可能更有利，我們也探索了這些可能性。

張子楓在片中是想贏的花滑少女

王霜這個角色很復雜，她是教練、是失意的運動員、又是母親，這些身份有時是沖突的。我和馬老師交流時，馬老師對角色做了很好的補充。

我作為創作者，雖盡可能代入角色，但因為沒有親身經歷，總有欠缺，比如母親的一面，我無法100%感受，而馬老師能帶來她的視角。原來的劇本中王霜可能更狠，馬老師為她帶來了柔軟的一面，讓觀眾更容易相信和共情。

我們討論了角色幾面之間的關聯，比如作為教練可能對學員不滿意，作為母親想知道怎樣對孩子才好，作為失意的運動員想消解對自己人生的不滿足，這些身份有時可能成為彼此的借口，比如對孩子的不滿可能源于對自己的不滿，我們會探討這種復雜性。

另外，王霜有自欺欺人的特質，她的自洽會讓她屏蔽一些事情，和江寧有點像，比如她將自己過去職業生涯的失敗歸咎于女兒，其實與女兒無關，只是為了處理內心的焦慮或落差而自我說服，包括女兒出狀況后也是如此。我們會討論這些對角色的理解，拍攝時把這些討論放在前期，片場就比較直接簡單。

馬伊琍是嚴厲而悲哀的教練母親

澎湃新聞：有沒有因為拍攝過程中，演員帶來的靈感，給你的劇本帶來比較大的改變?

周璟豪：不能說是變動，但確實演員帶來的靈感有幫助我們逐漸找到人物最終的落點。拍攝前，我對于劇本最后一場戲中人物的走向糾結了很久，比如她最后要不要上場，為誰而滑，滑得怎么樣等。這些情節的發展是在開始拍攝后才慢慢清晰，因為寫完劇本之后，只有當演員和角色統一后，角色才成立。子楓在拍攝過程中對角色越來越有感覺，也幫助我明確了最終結局。

有幾次拍攝經歷讓我印象深刻，一次是她吊起來練空中吊桿時，自己很興奮地要求再來；另一次是晚上瘋狂練習時，不管技術只管沉浸其中，摔倒后在某個音樂節點起身，肢體很有表現力，在場好多人都被那種生命力打動了。這些讓我覺得，江寧想要上場滑冰其實和媽媽沒那么大的關系，她終究不是在對抗王霜，也不是在為了王霜而做決定，對她來說，真正自由的瞬間可能就在冰上，能在冰上獲得自由和爽的感覺。所以最后的結局無關輸贏，她滑到最后喘了一口氣，像是經歷了很多拉扯之后透了一口氣的感覺。

劇照

拉扯，可能是一種常態

澎湃新聞：你自己原本也有非常良好的教育背景，無論是哈佛這樣的名校，還是計算機這樣看起來更具理性的專業，從理工男轉到做導演，算是一種叛逆嗎?

周璟豪：我覺得不太算叛逆，因為叛逆這個詞有個前提，好像有必須走或常規走的路，不走就是叛逆。但對我來說，當程序員或學計算機，也許是某種刻板意義上更常規一點的路，但我學計算機也是因為當時真的感興趣，真的喜歡。

但做著做著，我發現好像沒有特別想要去做的產品，也沒有特別想用科技去解決的問題，至少在那個階段沒有想到。而且我個人對技術本身好像沒有很狂熱，于是慢慢覺得，我可能不太適合做這個事情。當時我本來就對電影有興趣，上大學時也選過紀錄片、戲劇導演等選修課，那時就非常喜歡。

不過大三大四已經沒有換專業的可能，也沒有多想。直到發現對程序員工作沒有那么大熱情時，我就想試試做電影。于是開始自己寫短片劇本，通過拍短片的方式學習，做了之后發現挺有意思，就一直堅持了下來。

澎湃新聞：影片中體現了東亞親子關系和家庭教育的一些問題，你對教育有什么特別的觀察和思考嗎?

周璟豪：我是自己會給自己壓力的那種人。我們影片看到最后也會發現里面代際關系的一些非典型的部分。但我可以分享一點點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我覺得可以從兩方面看。

從家長角度，有時很難分清什么是真的為孩子好，什么是為了自己，兩者攪在一起時往往會出現問題，比如有的家長把對自己的不滿意投射到孩子身上，對孩子的要求反映了對自己的要求，這種情況值得商榷。

從孩子角度，在家庭中，不同父母與孩子相處方式不同，有時父母會成為權威，對孩子來說，在權威影響下逐漸找到自己可能比較重要。“找到自己”可能并不容易而且很抽象。對我個人而言，能自己做選擇很重要，我成長過程中父母基本讓我自己做選擇，我很感恩。

澎湃新聞：做導演后，跨領域的背景，對創作這部電影有什么影響?

周璟豪：我可能是比較關注結構和邏輯的人，寫劇本、構建視聽時，會在意宏觀結構，想事情也比較按邏輯來，但在創作中也有可能因此困于邏輯之中，這是個雙刃劍。這也許是跨領域的影響，也許是成長過程中形成的。不過我也有比較純感性的時刻。

周璟豪和張子楓在戛納紅毯

澎湃新聞：影片被歸類為懸疑片，開場就揭示兇手，還設置了很多懸念，在結構搭建上有什么心思和巧思?

周璟豪：最早構思故事時，我就會希望它有商業類型感。寫出結構后，糾結的一點是開場要給多少信息，因為不同信息會帶來不同懸念，比如不展現死者是誰是一種懸念，展現又是另一種。最后我覺得，希望電影和里面的人物貼近，它也許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懸疑類型片，但一定要和主要人物很近，因為最終要通過人物作表達。

所以選擇了現在的開場方式，在我看來有一點宿命感，能讓觀眾以宿命感的視角看人物一步步滑落到最后與自己斗爭的過程。電影一開始是外部沖突，但最后還是關于江寧和她的困境，我想用這樣的結構讓江寧在最后，尤其是和王霜對話時，能面對自己的困境、野心、欲望、局限、借口等等，這是最重要的，其他懸疑設計都是輔助人物表達的。

劇照

澎湃新聞：作為一個青年導演，希望《花漾少女的殺人事件》這部電影能與今天的年輕人產生怎樣的共鳴?

周璟豪：我個人的感受是，在電影的結尾，江寧經歷了很多，在與自我的拉扯和掙扎之后，有一種“透了一口氣”的感覺。她之所以能透這口氣，是因為在整個自我拉扯過程中，她完成了與自己的對話——和鐘靈的相處給了她一點力量，讓她找回了某種純粹又酣暢的感覺。她面臨的問題肯定不會一夜之間解決，困境依然存在，野心也還在。但至少她獲得了一點力量，可以更好地面對未來的困境。

我其實沒有辦法代表或者準確感知“今天的年輕人”是什么樣子的，因為每個人都不一樣，但我覺得對于一部分人來說，一種自我的拉扯可能是常態。在這種常態下，在某些瞬間，我們通過自我對話或者其他方式能夠獲得一點力量，這種瞬間是珍貴的，人生不會第二天就煥然一新，但我們可以繼續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