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問，哪一位思想家，對人類幸福做出的貢獻，甚至超過所有政治家和立法者的總和，一定非英國思想家亞當·斯密莫屬。

斯密不僅是現代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市場經濟的“神祇”，更是現代工商業文明的奠基人、守夜人。哪個國家踐行了斯密的思想，哪個國家就會走向文明，走向民富國強。

總結起來，他至少有四個洞見，每一個都足以讓后世的思想家仰視。

商業是最大的公益

在古代，無論東西方社會，都痛恨商業和商人。像朱元璋這樣的統治者，更是把商人視為社會的蛀蟲、國家的敵人。

正是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率先為商業和商人正名。

正如斯密在《國富論》中說: 在遵守國家法律、公序良俗的前提下，去追求私人的財富，就是在給別人提供服務。進一步，他還發現一個“人人都是商人”的商業社會，好處非常明顯。

比如，商業可以促成分工貿易，大大提升生產效率，改善每個人的生活；工商業的發展，擴大了個人的安全和自由，帶來良善的規則和政治；商業規則可以培養人民守時、守信的習慣，并使之成為人們自愿堅守的美德。

簡言之，商業表明是以自利為目的，其實是最大的公益。自利的“惡之花”，可以結出公共福祉的善果。

從這個角度來說，像福特、馬云、馬斯克這樣的大企業家，為個人賺的錢越多，為社會大眾做出的貢獻也就越大。

財富源自分工合作

在斯密以前，人們對財富的定義就是各種物質的“資源”，比如金銀和土地。資源是有限的，因此，人們為了變富，就會用種種方式爭奪資源。

但是這樣的財富觀，并沒有帶來真正的富裕。如明朝時期，中國存儲的白銀占世界的一半，百姓卻常常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大航海時代，西班牙搶占了最多的殖民地，卻只帶來了通貨膨脹。

是亞當·斯密率先反對了“零和博弈”的財富觀，他認為財富源自人與人的分工合作。

他在《國富論》中發現：分工提升了人們的專業技能，合作節省了個人學習新技能的時間。比如18世紀的英國，一人獨立工作每天做不出20根針。但如果分為 18 道工序，一人每天平均可以做4800 根針。

這一偉大的發現，被后世稱為“斯密定律”：分工的規模越大、環節越精細，大家越可以各盡所能，并通過貿易交換，滿足彼此的需求，財富就會迎來指數級的爆發。所以對窮人而言，雖然慈善可以解燃眉之急，但商業才是真正脫貧的唯一路徑。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因為與發達國家的市場進行分工合作，很快進入爆發式的增長，就是“斯密定律”的最佳明證。

“最小化的政府”才是好政府

在當今社會，很多人總是下意識認為，一個強大的政府，才能帶來穩定的秩序、良好的道德、繁榮的經濟。

但其實，亞當·斯密早在200多年前就證偽了這種觀念。

斯密認為，個人如何就業、換工作，企業如何賺錢、縮減成本，都有自己的盤算。任何統治者，都不可能比個人更了解自己的需求和風險。

所以在市場經濟中，政府應該安心做一個“守夜人”，減少對經濟的干預，才能使個人發揮更多的才能，實現最高的效率。

為了指導政府“恰到好處”地作為，斯密在《國富論》《法理學講義》中提出了大名鼎鼎的國家三職責——第一，保護社會，使其免遭其他獨立社會的侵略；第二，盡可能保護社會上的每個人，使其免遭侵害或壓迫；第三，建設并維持那些非盈利的、私人不愿投資的公共事業和公共設施。

英國正是秉承了斯密所說的“最小化的政府”，才成就了他們繁榮的商業帝國、強大的世界影響力。

斯密的這一論斷，如今已是被反復驗證的公理。里根總統最著名的論斷“政府不能解決問題，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問題”，就是斯密觀點的當代表達。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正是對斯密思想的進一步驗證。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斯密以《國富論》正視了人的自利天性，于是很多人認為，斯密是一個功利主義者。但其實，這是對斯密最片面、最流行的誤解。

斯密最看重的《道德情操論》一書，大力褒獎人性中的利他美德——正義感、同理心和榮譽感……比如看到不公，我們會憤怒；看到苦難，我們會憐憫；幫助他人，我們會快樂。

大自然給人類設置了一個“公正的旁觀者”，時時都在審視我們的行為，拷問我們的良知，使我們對他人的境況感同身受，而不是單單考慮物質利益。

所以斯密說：“我們在這世間的一切勞苦、貪婪，究竟是為了什么？歸根結底，是為了得到他人的愛和認同。”

這恰恰與孟子所提倡的、人天生的四種美德——“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不謀而和。現代腦科學依托“鏡像神經元”思考人類同理心、利他合作本能，再次證明了斯密的正確。